【大紀元2011年06月12日訊】中國器官移植數量驚人，個中蹊蹺世人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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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國際移植網絡支援中心」在其中文網站上強調，該中心所進行的都是「活體腎臟移植」。該網站現已關閉。
【世事關心】(105) 生死之間
1975年，江西省贛州市。鐘海源，贛州市景鳳山小學教師，因為支持所謂的“反革命分子”李九蓮而被關押。關押期間，因拒不認罪，而且在監獄的牆上寫下“打倒華國鋒！”，也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判處死刑。1978年4月30日，鐘海源被五花大綁，批鬥遊街，之後押赴刑場，執行槍決。執行的軍人故意朝她的右背，而不是左邊心臟處開槍，使她不會立刻死亡。早已等候在旁的醫務人員一擁而上，把她抬進附近一輛篷布軍車，在臨時搭起的手術臺上活著剖取了她的腎臟。這個腎臟很快被植入了在南昌九十二野戰醫院裡等待腎移植的一位高干子弟的身體。
三十多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經濟飛速增長，與此同時，是高額利潤刺激下日益驚人的器官移植數量。特別是在1999年以來，中國的器官移植更是呈現爆炸式增長。2006年，中共官方公布的年度器官移植數已達到近兩2萬例，列居世界第二位。而且，享受器官移植的人群也從中共高官特權階層擴展到所有能付得起高價的有錢人。在2007年之前，只要能負擔數十萬人民幣的費用，中國的許多大醫院可以提供全世界最短的器官等待時間。
美國是器官移植第一大國，擁有全國性的器官捐獻者數據庫和等待者數據庫，以及一個高效的全國性器官移植和共享網絡。約八千萬人的志願人群同意死後捐獻器官。與此同時，親屬間捐獻器官的數量也很大。即使這樣，在美國做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時間也是相當長的：心臟——近八個月；肝臟——兩年零兩個月；腎臟——三年零一個月。為甚麼會這樣呢？因為用於移植的器官必須來源於健康的人體，而且在移植中器官的缺血時間必須非常短，腎臟要求少於十二至二十四小時，肝是十二小時，而心臟是四至六個小時。所以，如果不是親屬間的活體捐獻，用於移植的器官只能來自於剛剛死亡的健康的志願者；不僅如此，病人只能接受血型和組織型與自己相匹配的器官。在非親屬的人群中，這種匹配的機會只有百分之六點五。顯而易見，等到一個合適的健康器官的概率是相當小的。
在中國，由於文化上的原因，以及缺乏相關的法律保障，中國人志願捐獻器官的人數少的可憐。到2007年9月為止，中國只有“61例腦死亡者捐獻器官”。而親屬移植只佔器官移植總數的1.1%。可是，從2000年以來的六七年間，中國的許多大醫院公開聲稱的器官移植等待時間是一週到四周，甚至是幾天。一些醫院的移植手術多臺同時進行，晝夜不停。
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曾在他的網頁上聲稱，“得到匹配肝臟的平均等待時間是兩週”。第二軍醫大學上海長征醫院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申請表曾經明確寫著，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時間為一週。成立於2003年，關閉於2007年9月的中國國際移植網絡支援中心網站，設立於遼寧省瀋陽市中國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移植研究所內，是一家面向外國人的器官中介機構。通過這家機構，“尋找匹配的腎臟捐獻人可能只需要一週，最長不過一個月”。不僅如此：“如果捐獻人的器官有甚麼問題，那麼在一週內患者可以得到另一器官，並重做手術”。
在驚人的速度和數量後面，卻隱藏著一個問題：絕大多數的這些用於移植的人體器官不是來源於志願捐獻，也不是來源於親屬移植，那麼它們來自何方？
中國的《三聯生活週刊》2006年4月7日的報導：“我國約98%的器官來源都控制在非衛生部系統”。
中國國際移植網絡支援中心在被關閉前透露了更為驚人的信息。在網頁的常見問答中赫然有這樣的一組問答：
問：即使移植手術成功，術後存活期也不過2~3年嗎？
答：的確我們會經常聽到這類提問，但這是指在日本開展的由腦死亡者提供的屍體腎移植。在中國開展的是活體腎移植，與各位在日本的醫院及透析中心聽說的屍體腎臟移植完全不同。
問：接受腎臟移植，是否會感染上其他的疾病，比如愛滋病、肝炎等？
答：這種擔心是完全不必要的。腎臟移植最重要的是組織配型問題。進行活體腎移植前，首先要檢測供體腎臟的功能及供體者的白細胞，以確保移植用腎臟的安全性。為此可以說比起日本的屍體腎臟移植，這裡更為安全可靠。
這一組問答透露的信息是明確的——器官不是來源於屍體或者腦死亡者，而是來源於活著的人。而這家中心並不是中國唯一提供這種活體器官的單位。
（上海交通大學第一人們醫院電話查詢肝移植手術）
問：你好！你是肝移植中心，它的號碼是多少？
(上海交大附屬第一人民醫院電腦話務臺)：轉接中，請稍候
醫生：喂，你好。
問：你好，我現在有一個表妹呀，丙型肝炎18年了，是慢性，活動性……
醫生：丙型肝炎是吧？
問：對，但是現在……
醫生：我給你講，你這個肝移植是可以的。
問：我就問啊，等要等多久？
醫生：供體有啊，天天有哎。我們今天就在做。
問：不是，你現在不是說有新鮮的，有活的人的……
醫生：都是活的，都是活的。
問：啊？
醫生：都是活的！
要保證這種大批量和快速的人體器官的供應，先決條件是一個由活人組成的器官供體庫。而且，這個人群必須是被嚴密控制的，因為對他們要求可以隨時抽血，檢查身體，然後，根據移植病人到來的時間，摘取他們的器官，以保持器官的新鮮和活性。那麼，這個器官供體活人庫到底是由一群甚麼樣的人組成的呢？
國際社會廣泛認為，中共摘取死刑犯器官用於移植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不過，從數量上看，單單死刑犯這一種供體來源無法解釋中國器官移植在近十年來暴漲的現象。雖然中國死刑犯的數量是中國的國家機密，但是根據中國新聞網2007年9月6日在“中國死刑數量明顯下降”一文中的報導，“十幾年來，人民法院一直堅持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死刑數量持續保持下降的趨勢”。而與此同時，根據中共官方媒體的報導，2000年之後的六年間，中國器官移植的總量，是2000年之前六年總量的三倍多。如果中國98%的移植器官都來源於死刑犯，那麼如何解釋這十年來在死刑數量持續下降的情況下，器官移植數量卻急劇上升的現實呢？是因為移植技術進步的原因嗎？那麼讓我們看一看技術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已經完全成熟的腎移植。九十年代末的1998年，中國腎移植的數量是3596例，到2004年卻上升到超過一萬例，三倍於98年的數量。看來，技術進步明顯不是腎移植數量暴增的原因。
況且，死刑犯的判定需要經過審判，上訴等諸多法律環節，不能來一個器官移植的病人就可以判一個死刑，然後拉出去就殺了取器官。那麼，是甚麼樣的人群可以如此方便迅速的被摘取器官，被奪去生命呢？除了死刑犯之外，這個被迫游離於生死之間的巨大人群到底是些甚麼人呢？
面對國際社會對於中共摘取死刑犯器官的指控，幾十年來中共一直是矢口否認。可是，在2005年，中共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馬尼拉世界衛生組織分部召開的會議上，首次公開聲稱目前中國大多數移植器官來自於死刑犯。但是，2006年4月10日，中共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又否認摘取死刑犯器官之說。2006年11月，黃潔夫在廣州的一個會議上再次表示，中國90%以上的移植器官來自於死刑犯。此後的2007年1月11日，毛群安在接受英國BBC專訪中，一改自己以前的說法，也稱中國大多數移植器官來自於死刑犯。顯然，對於是否公開承認死刑犯器官來源，在中共內部有一個從不一致到一致的過程。是甚麼迫使中共統一口徑，高調承認自己幾十年都不願承認的醜聞？是良心發現，還是為了掩蓋一個更大的罪惡？
蘇家屯事件曝光
2000年12月22日，海外的法輪功明慧網突然登出一條來自於中國的消息。消息說“一些邪惡警察正在與貪財黑醫院密謀出售大法弟子的人體器官，據悉，僅石家莊某中醫院已分得六個指標”。因為這條消息沒有提供更進一步的細節，而且透露出的信息殘酷的令人難以相信，所以，當時並沒有引起許多人的關注。
五年後，2006年3月8日，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前中共駐日媒體記者，向美國大紀元時報披露，在中國遼寧省瀋陽市蘇家屯區“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大量法輪功學員被秘密關押在此。他們最後會被殺死，內臟被摘取，用於移植。
問：您估計有多少法輪功學員被關押在裡面？
答：我不能很確切地說這麽一個數字，因為經常性有人員變動。但是在當時所得到的數據，應該是有六千人。
問：當時是在甚麼時候？
答：當時是在兩年前左右吧，
問：也就是說2004年。
答：嗯，左右的那個時間，應該吧！
問：也就是說這些法輪功學員，他們是在裡面可能是在被強迫轉化、被打、被關押，在生命垂危的時候，然後器官被取出來被移植、被賣，是可以這麽理解嗎？
答：對，我認為是這個情況，但是他們一定是在甚麼樣的情況下，是被迫的，或者是在毫無知覺的情況下，上了手術臺，取出了臟器，我認為是這種情況。
問：這些人還有出來的可能性嗎？
答：我只能在心裡祈禱著他們能夠出來，他們能夠平安地回到他們家人身邊。
九天之後，一名曾在瀋陽市蘇家屯區的遼寧省血栓中西結合醫院工作的女子向大紀元提供了關於這個神秘關押地點的更多細節。她說，這個秘密關押地實際上就設於她所工作的醫院內，具體地址是瀋陽市蘇家屯區雪松路49號。在這家醫院發生了大量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腎臟、肝臟和眼角膜等器官的駭人罪惡。
（錄音）“我的前夫曾經參與過摘除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手術。他是一名腦外科醫生，參與摘除法輪功學員眼角膜手術，包括部分在法輪功學員活體上摘除眼角膜……我的家人告訴我說，他說：你不知道我有多麼痛苦，因為這些法輪功學員是活的，若說從死人身體上摘除器官，這還好說，可這些人都真的還是活的……這些事情都是秘密進行的。我們醫院參與的醫生很多是從其他醫院調過來的實習醫生……這些人的器官被摘除以後，有的人就直接被丟進焚屍爐中火化，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在蘇家屯事件的第二位證人出來作證之後，人們在震驚、焦慮和各種猜測中又度過了十多天。奇怪的是，對國際輿論一向敏感的中共，這一次對如此驚人的指控居然保持三個星期的沉默。直到3月28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就蘇家屯事件進行否認。稱之為“蓄意捏造，惡意詆譭”。他還邀請國際媒體親自到蘇家屯調查。
也許是對外交部這個聲明的一個回應。2天之後，一名署名瀋陽軍區老軍醫的國內人士給大紀元網站投書。再次證明蘇家屯集中營的存在，並且說，在全國各地類似的集中營有幾十處。一個月後，老軍醫再次投書大紀元，公布更多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細節。
他說：法輪功及其他關押人員在關押期間使用是真實的名稱，但是在進行器官移植時使用的是偽造的假名字，也就是一個虛構的人出現，但是這個人的資料是完整的，而且是在器官移植的自願書上簽字的(當然是代簽的)。我接觸的資料中僅這種偽造的代簽資料有6萬多份，都是甚麼本人自願進行某種器官移植，並承擔一切後果，甚至還有移植心臟，許多的簽字都是一個人的筆跡。這類資料的保存期限是18個月，然後必須銷毀。
這位老軍醫還說：很多人都將器官移植的數據集中在官方公開的部分上，實際上在中國進行的地下非公開的器官移植數量要比公開的要多幾倍…….器官移植的管理系統是軍隊……所以需要將一定的注意力關注到許多的軍事設施上，那才是真正的集中營。
中國問題專家橫河：“當活體摘出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這個消息剛剛披露出來的時候，其實有很多人是不相信的，他們不敢相信這樣的事情會發生。但是如果我們從中共的歷史、從中共的政策方面去考量的話，那麽這樣事情的發生，實際上是有它的根源的。從政策上說的話，在1984年的時候，中共出臺了一個文件，這個文件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和衛生部聯合出臺的，叫做《關於利用死刑犯人屍體或屍體器官的暫行規定》，那麽這個規定規定了有三種死刑犯人的器官可用被利用的。這樣的話，死刑犯在這個地方就不被當成是一個人，而是被當成了他的很多部件可以被利用的一個東西。這樣就在立法上、在法律上、或者是在政策上為摘取器官開了一個方便之門。同時也讓執行這個政策的醫生啊、或者是司法系統的人啊在心理上的障礙減少了很多，因爲他有政策的規定。這是從政策上。那麽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方面，從歷史上看的話，其實在歷史上，活體摘取器官並不是沒有發生過。像江西的鍾海源當時被摘取一個器官，爲了給一個飛行員移植腎臟，她的腎臟就是被活體摘除的。鍾海源是作爲一個政治犯被活體摘除器官的。也就是說，在中共這個系統之中，當一個人被打成政治犯了，當一個人成爲中共的敵人，或者是被劃定為是一個國家的敵人的時候，那麽怎麽對他都不過分。所以在文革時發生過，在廣西吃人事件、在湖南道縣的大規模的屠殺，在北京大興縣的大規模的屠殺，是對婦女、兒童、老人的屠殺。這種屠殺他其實並沒有自己的生命危險，而完全是爲了政治上的表現。所以如果說，一個團體或者是一群人被打成了中共的敵人的話，那麽在社會上對這群人的虐待，對這群人不人道的對待，就可能沒有人敢出來說公道話。那麽法輪功學員在受迫害的時候，很多方面都符合了這個條件。一個，中共拼命的妖魔化。把他當作是一個最大的敵人來對待，所以在社會上，大家都知道中共已經把法輪功作爲敵人了。第二，有了政策的支持。第三，當時上訪的時候，有很多法輪功學員爲了不連累其他人，把自己的身份證毀掉了，被抓以後也不報姓名，也不報他們是從什麽地方來。所以這樣的人對於中共、對於那些要取活體器官這樣的人來説的話，這批法輪功學員就是一個最合適的對象。因爲他們的失蹤沒有人會發現，沒有人會報案。所以具備了這麽多的條件，在心理上，在政策上，在這個政治運動的政治路綫上，都已經達到了這樣的條件。所以發生這樣的事情，在中國大陸，在中共的統治下，實際上他是有一個前後的發展的過程和一定的基礎的。”
毋庸置疑，器官移植是一個暴利產業。解放軍第309醫院器官移植中心的網頁上聲稱，“移植中心是我部重點效益科室，……2004年1-6月份為1357萬元，今年有望突破3000萬元。2007年7月18日南方週末上的一篇報導稱，位於天津的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獲得巨額營收。僅肝移植一項，一年即可為中心帶來至少1億元的收入。2006年9月，投資1.3億、擁有500張病床的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樓啟用。中國器官移植數量的暴增，是從1999年中共鎮壓法輪功後才開始的。蘇家屯事件，以及瀋陽老軍醫所曝出的內幕，使人們第一次意識到，無辜的法輪功學員的身體可能已經成為了這個產業鏈的原材料。
蘇家屯事件曝光後，美國駐瀋陽領事館及駐華大使館人員在中共官員的陪同和引導下，先後兩次訪問蘇家屯的血栓中西結合醫院，隨後發表聲明，聲稱“沒有發現和醫院功能不符的設施”。
而與此同時，回應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對國際媒體的邀請，法輪功學員及第三方的律師、學者，及媒體記者組成“調查真相委員會”，向中共駐海外使領館申請簽證，要求前往中國獨立調查蘇家屯事件，結果一律遭到拒簽。
一方面是詳細的內幕曝光，一方面是中共長期沉默之後的矢口否認和拒絕獨立的第三方調查。整個事情似乎陷入了一個僵局。
艱難的調查
面對如此可怕而又翔實的指控，如果世界漠然不理，將是整個人類的恥辱。雖然中共對獨立調查設立重重障礙，但是一些富有正義感的人並沒有知難而退。人們把視野從蘇家屯擴大到整個中國。他們決心要搞清楚，在中國，是否真的有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
2006年5月8日，加拿大前國會議員、助理國務卿大衛•喬高與著名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應“赴中國調查真相委員會”之托成立獨立調查團，調查“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指控。
6月2日，兩位調查員向中共大使館遞交信函，詢問如何可以進入中國，在不受中共政府的監視的條件下進行真正有實質意義的獨立調查。
6月23日，中共駐加拿大大使館拒絕了大衛•喬高和大衛•麥塔斯的簽證請求。
不過，有一個人成功進入了中國。他是歐洲議會副主席愛德華•麥克米蘭•司考特先生（Mr.McMillan-Scott）。2006年5月20至24日，在為歐洲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準備人權民主報告期間，他來到了北京，會見了各方官員及人士，其中包括兩位北京的法輪功學員——牛進平和曹東。曹東向他講述了他在監獄中的所見。
愛德華•麥克米蘭•史考特：“曹東，30多歲。他曾經在中國北方坐牢。他非常緊張的講述了他在監獄中的所見。我問他是否知道從犯人身上摘取器官這樣的行為。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隊所經營的一個利潤豐厚的買賣。他說，他只能告訴我，他有一個朋友，也是法輪功學員，也被關在這個西北部的監獄裡。一天，他的朋友失蹤了。下一次他看到他朋友時，是在監獄醫院看到了他的屍體。屍體上有洞，他的器官很明顯被摘除了。這些曾經被關押的人們和我會面後被逮捕了。曹東因為和我見面而被定罪，只是因為和我，歐洲議會副主席見面，他被判刑五年，現在仍在監獄中。”
但是，調查仍在繼續，更多的人在加入調查。在他們中，有美國明尼蘇達大學人權與醫學項目副主任柯克-阿里森博士，美國保衛民主基金會研究員伊森-加德曼和他的助手利夏-萊米等等。他們各自組成獨立調查組，在全世界尋找證人。他們訪問曾被中共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尋找曾在中國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器官中介商，還有相關的醫生。
首先人們想知道的就是，那些曾被中共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他們曾看到了甚麼，聽到了甚麼，自己經歷了甚麼。無一例外的，他們談到了酷刑、洗腦、威脅，還有，就是反覆的、格外仔細的身體檢查和抽血。
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倫多的甘娜，是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發表的調查報告中三十四位法輪功學員證人之一。甘娜來自北京，曾經是首都機場海關官員。在2001年第三次被關押在北京新安女子勞教所時，被進行驗血、X光照像、心電圖及眼部檢查等等。
加拿大法輪功學員甘娜：“當時我感覺很奇怪，勞教所的那些警察根本就不把我們當人看，給我們做這種全面的體檢，我就感覺很奇怪。”
曾任職於對外經貿部的張亦潔被前後關押7次。最後一次是在2001年的6月，她被投入北京市女子勞教所。
法輪功學員張亦潔：“原來我們部裏邊每半年都要給幹部查體一次。像這種常規的肝功化驗，一般的都是那種通常的小玻璃管，量都是一樣的。在勞教所抽血時候，我覺得量比平時要大的多，我們就說怎麽抽這麽多。”
鄒玉韻是來自廣州的法輪功學員。她曾於2000年1月被投入廣州槎（cha2）頭女子勞教所，非法關押一年零十個月，後又被抓捕，輾轉於廣州的五個洗腦班被反覆折磨。
法輪功學員鄒玉韻：“轉到最後一個洗腦班又沒有別的看守的，就轉到天鵝區那個洗腦班去了，那個醫生就專門帶我到醫院去檢查，檢查很詳細，還有腦電圖，當然抽血是必然的哪。當時令我覺得很奇怪的是，做那個心臟檢查非常非常的仔細，結果後來又帶我去檢查，檢查完了以後，他覺得又要帶我再去做那個心臟彩超，那時候我就說，我心臟也沒有問題，爲什麽要是在我心臟上作文章？”
調查員助理翻譯利夏•萊米：“他們會做胸部和腹部的X光檢查，他們會做肝臟和腎臟的超聲波檢查。他們會取很多血樣。有時，他們會把血液抽出來，放到八個不同的試管中，這表明他們在做組織配型。也就是，首先檢查看有沒有病，有沒有那種使器官失去利用價值的疾病，同時也在看（被抽血者）和器官受體的血型和組織是不是匹配。他們還做很多尿液檢查，看腎功能是不是健康。”
一方面是毫無人性的酷刑折磨，另一方面是奇怪的體檢和抽血，看似自相矛盾的行為讓很多不知情的法輪功學員迷惑，而更奇怪的是，進行體檢的醫生並不救治真正受傷的人，而只對健康的人感興趣。
法輪功學員張亦潔：“我在勞教所的時候就生生被他們毒打迫害，致使兩個膝蓋和腰受了重傷。在勞教所的時候，我的膝蓋有幾次傷痛復發，腫的就像小孩頭一樣，在班長和包夾幾次跟幹警要求下，他們都不帶我上醫院的。”
調查員助理翻譯利夏•萊米：“例如，我們聽說在馬三家（勞教所），當婦女被帶到馬三家勞教所時，他們會被帶到勞教所醫院進行健康檢查。如果某人因為酷刑而無法站立，被用擔架抬進來，也就是他們在拘留所或者是在馬三家已經被毆打過，那麼醫生看見她們就會揮揮手，讓她們被帶走。如果她們明顯被酷刑折磨受傷或因此得了病，醫生對她們根本就不感興趣。他們想要年輕的人，健康的人。越是健康的人，身體檢查的越全面細緻。他們會對血液和尿液進行多次取樣，來確定他們可以如何利用這些人的器官。”
2008年7月，大衛•麥塔斯在美國找到了一個曾被關押在江蘇省某監獄的人。他不是法輪功學員，為避免中共迫害化名Lanny。從2005年3月至2007年初，2年多的關押期間裡，Lanny曾被換了17個監號。在裡面關押的時間長的犯人告訴他，在2002年到2003年期間，每個號裡面都至少發生過2-3起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情。
證人Lanny（為保證當事人，聲音經變音處理。具體涉及地點及人名見調查報告第三版）：“因為在看守所裡面每年都要進行至少兩次的體檢，關了很多年的老犯人就偷偷的告訴我：這是要摘取這些人的器官。你看那些身強力壯的小夥子，就是要摘他們的器官，就是死刑犯和法輪功的學員。那檢查這些人的身體的時候特別的仔細，而檢查別人的身體就是一帶而過了。主要是對這些死刑犯和法輪功的人員的身體檢查是主要的。”
Lanny曾親眼目睹被器官活摘者被帶走之前被注射藥物的景象。
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有一次他看見一個人被用注射器靜脈注射了一種麻醉藥物（記者：是在脖子上嗎？）在脖子上，是的。”
證人Lanny：“看見的，我親眼看見的，他被綁起來，五花大綁綁起來，躺在床上，眼睛閉著，因為他打了麻醉劑，打那麼一個大針筒，很大的針筒吶，我估計有我們三個手指頭並在一起（這麼粗的）大針管呢，裡面有半管水（液體），我們去的時候看到它有半管針管，等我們提審回來，這針管的水（液體）沒了，這個人就倚在床上，閉著眼睛。”
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一個醫院用的白色廂車總是停在外面。”
證人Lanny：“它車子開進來嘛，車子開進大院子裡面，你提審時看得到，白的車子嘛，很大的，比救護車大。”
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牢頭告訴Lanny，這個人其實是要被活摘器官的，外面的那個廂車是為了幹這個用的，靜脈注射也是為了這個目的。”
2006年11月，Lanny被轉到同一監獄的另一監室。這裡還關押著一個姓陳的法輪功學員。
證人Lanny：“我進去他已經快要走了呀。跟我呆沒多久了，跟別人呆的時間長。他不守規矩打，後來打得很重了，腿也打斷了，他坐也坐不起來，腰也打壞了。他看著呼吸很困難的，打到最後。就把他拖出去了，就沒有了，這個人。”
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牢頭說，（對這個法輪功學員）和對待死刑犯基本是採用一樣的程序：一個人來對其進行驗血；將注射器插到其脖子裡；穿白大褂的人來將其帶走；一個醫院的車在外面等候。”
證人Lanny：“後來他們說這個人肯定就是被活摘器官了。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是很，在那個監獄裡頭是講的很多的呀，就是把法輪功打的，然後活摘了，這是很多的人。因為活摘器官和槍斃的，在監獄裡面都知道的清清楚楚的，沒甚麼隱瞞的事情，好像在外面你們都不知道這些事情。”
證人Lanny表示，警察這樣毒打法輪功學員的目的，有時就是為了獲得其器官。如果某個學員的血型和組織型和一個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相配，這個學員往往會成為被毒打的對像。
記者：他是看準了，這個人是病人所需要的人，他就打這個人？
證人Lanny：“哎，就對他嚴格，就對他特別嚴格，動手打啊，就是迫使你和警察鬧翻的。先是小鬧翻，然後就打你，打了你不服氣，就再鬧，再鬧就再打嘛，打了幾次就打傷了，打了把你肋骨打斷了，腿打斷了。……”
伊森-加德曼和他的助手利夏-萊米訪問到的一個證人的證詞也印證了LANNY的描述。
調查員助理翻譯利夏-萊米：“例如，我們在曼谷採訪的一個人，他的名字叫于新會。他在南方的廣東四會監獄被關押了六年。他說，在犯人中這已經是常識了，每當有人需要器官的時候，（監獄裏）就有人會被帶走。（需要器官的）這個人可以是某个官員或者是某个有錢人，每當這時，監獄裡就有人會被帶走。有時，別的犯人或者是獄警會威脅他說，如果你不老實，我們就殺了你，然後賣你的器官。”
法輪功學員于新會：“其實，我們在監獄都知道，只要你死，或者說你還沒死，其實都要把你的器官搞定。”
在武警虎視眈眈的監視之下，于新會在監獄裡曾經過三次身體檢查，最後一次是在2005年3月。監獄裡的人都知道，確確實實存在著一份名單，每年都會有一次，名單上的人會被帶走，再也不會回來。
調查員助理翻譯利夏-萊米：“每年都有一次，一個大汽車會開來，它會在監獄的各處兜一圈，然後停在監舍的樓外。警察會手裡拿著一個名單來到樓裡，他們會進到不同的監舍，（按照名單）叫某個人的名字並核實身份。好，你是這個人。好，拿上你的鞋和外套，跟我們走。他們甚至不許帶任何其他個人物品。到下一個房間，找到要的人，整個過程非常可怕，因為誰都不知道誰會被帶走，為甚麼（被帶走），帶到哪裏去。他們只是把這些人搜集起來，放進大車裡。有時有兩輛，三輛，或者四輛大汽車，在深更半夜裡，裝滿人，然後拉走，從此這些人就再也沒有音信了。”
于新會曾在GOOGLE的網上衛星地圖上，向調查員指出深夜帶走法輪功學員和犯人的汽車在監獄裡的停靠地點。在兩位調查員訪問的證人中，有15人曾像于新會一樣被迫接受可疑的身體檢查和抽血。
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個法輪功學員，你進了監獄，你基本上就處於被活摘器官的流水線上了。我的理解是這樣的。”
為了取得更直接的證據，海外的調查員以需要換器官的海外病人或其家屬的身份，打電話直接詢問中國的移植醫生有關供體的來源。
加拿大前助理國務卿大衛•喬高：“有人問：你沒有進入到中國，你怎麼知道的？事實上，我們通過一些非常聰明的會說國語的加拿大人和美國人進入到了中國。他們所做的是給醫院打電話，假裝要求得到法輪功的器官。”
(錄音1)
問：（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是宋主任嗎？
答：啊，您說吧
問：他那個醫生跟他講這個腎源挺好的，就是煉法輪功身體都比較好嘛[被對方打斷]
醫：我們也會有，這個我們可能大概有今年到目前為止可能這樣的有十幾個這樣的腎臟。
(錄音2)
問：請問是廣州軍區武漢總醫院嗎？
答：是
問：你們這邊有沒有可能有幾個法輪功這樣的腎源？
答：法輪功該用就用唄，管他法輪功不法輪功！是不是！
(錄音3)
問：你好，是中山醫院肝臟移植中心嗎？
答：對，甚麼事？
問：我是要諮詢一下，
答：那你等一會啊，我去叫醫生來好嗎？
問：哦，好，
答：喂，喂，
問：喂，你好，你是醫生嗎？
答：喂，你是哪裏？
問：你貴姓啊，我怎麼稱呼你啊？
答：我姓瀋，
問：你姓瀋啊？（你們）可以做移植手術啊？
答：可以做的，
問：那要等多久啊？
答：你來了以後一個禮拜左右就可以做了，
問：那提供的這個要健康，要新鮮的，
答：那當然是好的啦！給你提供的都是青壯年，。
問：有沒有這種煉法輪功的這種提供的，
醫：這個我們都是這種。
記者問：你確信這些電話的可靠性嗎？
加拿大前助理國務卿大衛•喬高：“是的，我有這些電話號碼的記錄和日期。相信我，我曾經是一名檢察官，我知道會有懷疑，所以我盡了最大的努力確保每件事都做得準確無誤。我聽過這些錄音，當然他們是講中文，我們請到有執照的翻譯，他證實我們手中的資料是電話錄音的準確翻譯文稿，如實反映了對話的內容。”
另外，總部設於美國的“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用類似的方法證實了同樣的結論。其中一例，是2007年6月至7月間，該組織的一個調查員電話聯繫到了解放軍三零七醫院腎源中介經紀人，前後交往時間達數週，纍計談話時間達幾十分鐘。
追查：你就給我打聽一下……
中介：以前呢我跟你說過吧，以前就是說我們這邊跟你說實話，是做過兩例，知道嘛，搞過這兩例。
追查：是兩個法輪功學員的？
中介：對，搞過這兩例，監獄裡面呢就是說像法輪功搞過，我也跟以前那個大姐說過，是搞過，現在呢，比以前來說難度比較大一點。
追查：你原來搞的那個是在哪個地方搞的？
中介：嗯，是在那個西城。
追查：對。還有，你怎麼確定他是法輪功學員，這一點你了解過嗎？
中介：怎麼確定法輪功學員，到時候，到時候我們這邊，頭兒上邊有人給你會給你出現資料，知道嘛，他會出資料給你，這您放心。
追查：噢，那好。
在獲得這份證詞的同時，出人意料的是，以色列警方偵破的一個案子給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提供了更直接的證明。2007年7月31日，以色列警方逮捕了四名男子，他們涉嫌作為前往亞洲進行人體器官移植的中介人，從患者身上賺取了數百萬元而沒有申報。被逮捕的疑犯是麥迪特(Medikt)公司總裁雅倫•尤杜丁（YaronIzhakYodukin）和他的同夥。以色列最大的報紙，“最新消息報”報導說，2006年11月17日，尤杜丁在不知道被錄音的情況下向未透漏真實身份的該報週末雜誌記者表示，他們公司幫助提供的器官來自於中國的政治犯、死刑犯和法輪功學員。這篇報導發表後，以色列當局開始對他進行了長時間的調查，並證實了報導的內容。
中共的反應
針對國際社會的調查，中共的反應一如既往。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我們認爲這樣的一個報告，總體上是不客觀、不公正、不公平的。”
一方面是沒有實質內容的堅決否認，一方面是悄悄的對調查設置各種障礙。
2006年8月，在澳洲的墨爾本，國會議員維克多•帕頓（VICTOR PERTON）邀請大衛•喬高在一個論壇上發表演講，結果中共領事館向所有的國會議員發信，要求他們不要參加這個論壇；2006年9月，在芬蘭的赫爾辛基，芬蘭議會的人權委員會接到中共使館的電話，要求他們不要和大衛•麥塔斯見面會談；2007年5月，在以色列，特拉維夫附近的BEILINSON醫院舉辦一個關於器官移植的討論會，邀請麥塔斯先生演講。結果中共使館向以色列外交部和衛生部施壓，要求醫院取消這一活動或者是取消對麥塔斯的邀請.
中國的那些器官移植中心的網頁內容也悄悄的在發生變化。不少關於器官移植的數量和等待供體時間的記錄被刪除或者修改了；有的網頁消失了。不過，在對互聯網的各網頁歷史內容存檔的互聯檔案網上，還能查到一些中國移植網站刪改前的記錄。
精緻化的反面宣傳同樣被用來針對調查。2007年6月，具有中共背景的香港鳳凰衛視製作並播出一個名為“對“大衛”調查報告的調查”的電視片。片中以採訪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獨立調查報告中的一些被調查的官員和醫生的手法，來反駁報告的結論。這個電視片的DVD同時由中共駐外機構向海外派發。不過有意思的是，這個電視片破綻百出，恰好反過來證明了獨立調查報告的真實性。
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報告引用的數據之一，是中國醫療器官移植協會副主任委員石炳毅在中國官方的“健康報”2006年3月2日“器官移植要設高門檻”一文中提到的數據。石炳毅在這篇採訪報告中說，“全國至今已實施各種器官移植9萬餘例，僅去年就進行了近萬例腎移植、近4000例肝移植。”然而，在鳳凰衛視的節目中，石炳毅矢口否認自己曾經說過這樣的數據。
“鳳凰衛視”採訪石炳毅：“我沒有說過這樣的話。為甚麼呢？因為我頭腦裡就沒有這樣的數字，我沒有過非常詳細的調查，哪一個時間點是多少例，我沒有這樣的數字，所以我也不可能說。”
大衛報告中引用的石炳毅的話的原文在互聯網上還有據可查，而且被其他中國國內媒體轉載。而來自中國醫學會器官移植學會其他專家給出的相似的器官移植統計數據，也在中國政府的媒體網站上比比皆是。這些數據與健康報2006年報導中引用的9萬餘例的數字互相呼應。
大衛•麥塔斯和大衛•喬高報告中的另一類證據是對中國大量醫生的電話調查記錄。在被調查的醫生當中，很多承認自己使用法輪功學員的器官作為器官移植的供體。廣西民族醫院的盧國平醫生就是被調查的醫生之一。鳳凰衛視節目採訪了這個盧國平醫生。盧醫生在採訪中承認接到了調查員的電話，承認被問到了錄音中的問題，但是否認自己做過那樣的回答。
（鳳凰衛視採訪盧醫生）廣西民族醫院醫生盧國平：“她問我那邊是不是用的是法輪功的那些器官，我告訴她，我說我並沒有參與這方面的手術，不知道他們器官是怎麼來的，這方面我沒辦法回答她。”
（調查電話錄音）
調查員：那你的同學有沒有跟你說過，他們做的都是這種法輪功的，是不是啊？
盧醫生：有些是法輪功的，有些是家屬捐獻的。
調查員：喔。那現在就是說，我想找這種，給我的孩子找這種法輪功的，你估計他能幫我找到嗎？
盧醫生：那肯定能夠找得到的。
（鳳凰衛視採訪盧醫生）廣西民族醫院醫生盧國平：“他在這個報告裡面說，你們以前用的法輪功供體是從監獄裡面還是從看守所裡面拿的，它裡面說我的回答是從監獄裡面拿的，但是當時我的回答並不是這樣的，我的回答是我們醫院沒有這種資質，我本人也沒有這種資質，所以不可能拿任何器官。”
（調查電話錄音）
調查員：你們以前用的，是從哪裏找的？是從看守所，還是到監獄哪?
盧醫生：從監獄裡面找的。
調查員：監獄裡啊。他那種都是那種健康的法輪功，是吧？
盧醫生：對對對。肯定是選好的，才能夠做吧。因為這種東西做了要保證質量。
（鳳凰衛視採訪盧醫生）廣西民族醫院醫生盧國平：“還有第二個問題是她說，那你們都要到監獄裡面自己去挑選嗎？她當時說我的回答是對，肯定說要去挑選的。這個問題當初根本都沒有問到，沒有那回事。”
（調查電話錄音）
調查員：那像你們都要到監獄去，自己去挑選是吧？
盧醫生：對對對。肯定挑選啦。
調查員：那挑選如果他不讓你抽血怎麼辦？
盧醫生：他肯定會讓的。
調查員：他怎麼會讓呢？
盧醫生：有法警人員的，你怕甚麼？這東西都用不著你們擔心這個問題，他們會有操作。
調查員：不是，我知道。他會知道給他取器官移植嗎？他會知道嗎？
盧醫生：不知道。
調查員：他不知道啊。那就不讓他知道啊？他知道就不讓抽了，是吧？
盧醫生：對對對對對。
調查員：那怎麼說服他？他說你抽血干甚麼，那你怎麼講呢？
盧醫生：這個他們會有辦法，反正這不是你擔心的問題。
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我覺著他們的那個電視片很有意思。看到他們把這樣一個回應放出來，如此愚蠢的回應。我覺著在某種意義上這正是（對指控的）的一個確認。我覺著，如果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全力否認他們自己網站上的信息，或者有錄音在案的事實，那麼，很明顯，我想我們是抓到其要害了。”
結束語
隨著越來越多的證據被報導出來，許多政府和國際機構開始關注此事。
2008年11月，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第四十一屆會議在日內瓦召開。委員會發表的總結性報告明確要求中共說明鎮壓法輪功以來中國大量增加的器官移植手術，及無法解釋的巨大的器官供體的來源，並責成中共立刻就此展開調查，起訴和懲罰所有涉及人員。
而這一切真相的揭示，緣起於發生在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手術臺上的一件小事。
2006年4月13日，蘇家屯事件的女證人，一位參與活體摘除法輪功學員眼角膜的醫生的太太，在美國的國家記者俱樂部的新聞發佈會上以錄音的形式講述了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
（安妮錄音）“……我丈夫有記日記的習慣。他在日記裡，有一篇日記是這樣寫的：當這個病人昏厥之後，他用剪刀剪開這個病人衣服的時候，從衣服的口袋裡掉出來一包東西。他打開一看是個小盒子，裡面有個圓的轉法輪的那個護身符。上面有個紙條，寫著：祝媽媽生日快樂。
我丈夫受了很深很深的刺激……”
這位在昏迷中被摘取器官的法輪功學員永遠也不會知道，發生在她彌留之際的這件小事，驚醒了這位醫生做人的良知，從而揭開了一個驚天黑幕。但是，要徹底終結這個罪惡，需要更多人良知的驚醒。這個前所未有的罪惡，將許多無辜的生命置於生死之間；而面對這個罪惡，每一個人的選擇，會將整個民族的良知置於生死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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