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6月10日訊】晚清中國從改良運動到立憲運動和革命運動，最重要的四個歷史人物，毫無疑問是康有為、梁啟超、張謇和孫中山，1895年是一個分界線，這一年泱泱大國被一個東方的蕞爾小國擊敗，簽定了屈辱的《馬關條約》，良心尚存的中國人無不痛心疾首，希望以自己的努力來改變民族的處境。我們都知道，四個人後來走了不同的道路，從這一年開始，張謇（季直）回家鄉南通辦實業，埋頭苦幹、實幹，在本土走出了一條通往現代的大道；孫中山在遙遠的異鄉組建了革命團體「興中會」，走上推翻滿清、創立共和的革命之路；康有為、梁啟超師生的思想、言論和行動則直接推動了三年後的百日維新，在維新失敗、流亡海外的歲月裡，他們也沒有放棄自己的路線，特別是梁啟超通過辦《新民叢報》等一系列報刊，繼續影響著晚清中國。其實，在1895年之前，四個人的思想並無多少差異，即使孫中山也曾主張走改良道路，他給李鴻章的上書就是最好的證明。可以說，改良是他們共同的起點。

1894年，青年西醫孫中山放下手頭的醫務，到翠亨村家中閉門多日，寫下了洋洋8千言的「上李鴻章書」，提出對國事的建言。1893年出生的歷史學家左舜生說：「在清末一切談改革談洋務的文字中，就我涉獵所及，以孫先生這封上李書第一。」當中最有名的就是「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四條。實際上這是當時改良派的基本共識，並不是孫中山的原創，比他年長的思想家、買辦鄭觀應早在《盛世危言》的序言裡就說過：

「……乃知其治亂之源，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而在議院上下同心，教養得法，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講農學，利水道，化瘠土為良田使『地盡其利』；造鐵路，設電線，薄稅斂，保商務使『貨暢其流』。」

孫中山只是增加了一條「物盡其用」。他平生的文章在發表前，一般都要請他的朋友批評、斟酌，這篇他走向革命前最重要的文章，就曾經向陳少白、鄭觀應、王韜等人請教乃至代為斟酌過，鄭是他的廣東香山同鄉，他北上天津，路經上海，拜訪了鄭，還有思想相通的王韜，兩位有聲望的老人給這封上書作過修改是可以肯定的，這幾條是不是鄭加上去的，我們則無法知道了。王韜還親筆寫信介紹他去見李鴻章的幕僚羅豐祿，希望引見。然而時間不巧，正好是甲午之戰前夕，李鴻章沒有時間接見一個微不足道、從廣東來的年輕人，乃至有沒有看到過這封8千言書，也是一個疑問。孫中山失望之下，在改良的路上掉頭而去。

張季直是東南實力派領袖，1894年中狀元，以漢人而對清室懷有感情，辛亥前的將近10年間，他一心推動君主立憲，是晚清立憲運動的靈魂人物，和孫中山走的不是同一條路，然而，清廷一而再地錯失良機，到最後，革命風暴起來時，他斷然選擇了共和。他從立憲轉向共和並不突兀。1910年，他接待來訪的美國工商代表團，不會英語的他就立憲等問題，通過翻譯請教美國人，其中一個美國人發現——「商人與官吏之間存在對立情緒，我清楚地察覺他們之間的裂痕業已擴大。」並在日記中留下了這個記錄。1911年5月，他曾到過一次北京，受到攝政王的親自接見，北上途中，隨行的江蘇諮議局議員雷奮對他說，清廷斷無不倒之理，愛好和平的各省諮議局議員，如果大家不肯出頭，局勢將不可收拾，懇切地忠告他：「切勿因為自己是清朝狀元，要確守君臣大義，而躲避現實。須知皇帝與國家比較，則國家重於皇帝。」當時也在場的劉厚生證實，他以十分欣悅的態度完全接受了這個建議。

1895年之前，他們都站在改良的起點上，從改良到革命，從立憲到共和，這是歷史的邏輯。當年，29歲的孫中山拖著辮子來到天津，一年後亡命異國，他就剪掉了臣民象徵的辮子。相隔十幾年後，59歲的張季直也在上海剪下辮子，可謂殊途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