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5月07日訊】（大紀元記者駱亞報導）近來徐武「被武鋼精神病」事件，由於大陸數家媒體的追蹤報導，引發了全社會多方位的大探討。特別是喉舌媒體人民日報的加盟，令事件更加惹人關注。不少學者指出，如果公權力缺乏有效的約束和監督，就會為所欲為，受害者自然是欲加之「病」，何患無辭。也有心理學者認為，黨媒報導實際上用一種冠冕堂皇的論證給中央找個台階下是丟車保帥。中共已完全喪失了人性，其病態對國民心智的誤導污染，使整個中國社會處在一種極端病態狀態，所以中國社會是極其不穩定、不安全、不和諧的。解體中共重建信仰、提升道德才是中華民族的出路。

徐武被精神病 黨報提質疑

武漢鋼鐵集團職工徐武因與單位的訴訟糾紛而被關精神病院四年之久。徐武「被精神病」後，4月19日，他運用《飛越瘋人院》故事情節中的方法逃離關押他四年之久的瘋人院，兩天後逃到廣州並向媒體求救。經過南方電視台、《南方都市報》記者的跟蹤報導，徐武的命運引起了社會的關注。由於報導的記者遭到當地警方的粗暴對待，4月27日，徐武在媒體記者的眼皮底下，再度被地方警方跨省追捕，繼續關押精神病院，而他的父母跟媒體記者同往精神病院探望兒子遭院方無理拒絕。

武鋼集團和當地公安分局於4月30日對外公開宣稱徐武接受精神病治療，是因其06年底上北京搞「爆炸」被抓，他父母主動提出決定的，但此說法遭到徐武父親徐桂斌的否認。他向大陸媒體表示，這是警方刑訊逼供造假的結果。兩天後，徐武父母也被當地控制起來，不讓跟媒體及外界接觸，從而使「被精神病」事件越演越烈、持續發酵，引發社會更強烈的關注。甚至中共喉舌人民日報5月5日也發表署名評論——「精神病收治」不得偏離法治軌道，對此進行了質疑。

黨媒承認精神衛生立法存在空白及之前也存在多起類似案例，認為徐武「被精神病」的質疑，地方依然缺乏具有足夠說服力的回應。黨媒還表示，徐武既不是犯罪嫌疑人、也不是在逃罪犯，有關方面直接介入不僅於法無據，還會讓人疑竇叢生：為何對一個「精神病人」如此關心？

黨媒表示，精神病人也是受法律保護的公民，對其強制收治同樣必須通過嚴格程序，而不能在一種對公眾、媒體和家屬不透明的環境下進行。

「被精神病」是中共一貫打壓異己的手法

原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美國「中美精神心理學研究所」顧問孫延軍先生在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這件事媒體的反應和當地官員包括企業的反應，首先是中國社會正處在一種不統一、不協調、不和諧的一種混亂狀態。地方官和企業全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對武鋼這個職工以精神病的名義對他進行了迫害，這是亂用精神心理學的治療手段去迫害職工。企業和官員用精神治療手段迫害對他不利的人，控制關押起來。實際上不僅是地方官用這種方式，中共體制內部一直用這種辦法，包括前蘇聯、毛時代直到現在，對待異議人士、法輪功學員、訪民這些所有對政府不利的人，他們都用過對待精神病人的方式，將他們關起來，沒病也給你注射藥物，實際上使用精神治療的方法進行迫害，沒病都讓你造成有病毒狀態。

有網友披露，僅武漢地區不完全統計，被精神病的訪民就有：徐武、彭詠康、胡國紅、周利華、鄒桂蘭、劉彩霞、馬秀雲、朱盛訓、秦鑫安、段昌海、劉翠蓮、周厚珍、王春貞、楊春秀、江漢生、邱小衛、李曉燕、李亞紅等人。

「喉舌報導是丟車保帥 給中央找台階」

孫延軍教授指出，中共的官媒和他們下面的媒體實際上意見也不一致。官媒對這件事情是不得不做出反應，下邊這些媒體可能是還存在著一點良心，他們希望客觀公正的把這件事報導出來。中共的官媒在這種情況下又不能違背這種民意，所以它用一種冠冕堂皇的論證給中央找個台階下，它希望公眾不要把怨氣轉移給中央和中共的高級官僚們，它實際上是一種丟車保帥的一種方式。

他還說：「官媒說認定精神病需要一定的程序，實際上早就有程序了但他們一直這麼幹。這個人沒有經過任何可靠的檢測就給投入到精神病院，有迫害的嫌疑就應該把人先放出來，高層真想解決這個問題的話，真想把民憤平息你就用行政命令先把人給放了。但是他現在不放，就說明它實際上給自己把責任開清了，冠冕堂皇的裝好人，別把民怨引導自己身上。地方官或者企業該怎麼控制還怎麼控制，該怎麼迫害還怎麼迫害，他們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實際上還是保護地方官，這是愚弄民眾的一種手段。」

「中共社會本身就是病態的社會」

孫延軍教授認為，中共應該說一直就是一個分裂的病態，這些官員們各說各的話，只不過有的偽善一點、有的人面目猙獰一點，但是他們背後的本質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說為了權力、為了利益對中國百姓肆意欺騙、肆意鎮壓，無所不用，這個他們之間的本質沒有區別。也就是說用甚麼方法把整個中國大陸控制住、把政權牢牢掌握在手、或者用甚麼方法把中國民眾騙住嚇住只不過方法不同，本質上沒有甚麼不同。

他指出：「有時政府的官員或媒體釋放一點善意，所謂的包容異質思維，但異質思維不是你恩賜給中國民眾，然後你去包容它。異質思維或者說言論自由那是基本的人權，你得尊重、你得服從基本的人權，你有甚麼資格去包容他？你有民知民享嗎？都是民眾本身從天賦人權出發的。對人權必須尊重、服從，你要侵犯這種人權就是犯罪行為，所以這種說法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對待民間的各種異議，所以思維方式本身就是錯誤的。」

法治能防治「被精神病」？解體中共才是出路

憲政學者、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指出，大陸這樣類似的「被精神病」事件，直接起因是上訪制度，而根源則是公權力的濫用。要保護公民的人身權，防止「被精神病」，只能靠健全法治，並按法治的原則去處理問題。

他表示，現行官員考核體制下，上訪有損他們的政績。為此控制上訪，有些就會以精神病為由，把上訪者「強制收治」。濫用公權力——刑法第十八條規定，對真正危害社會的精神病人，政府有義務強制收治，這樣法律條文就成為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工具。

他認為，精神病鑑定必須經由專業機構做出，不能僅憑警方的一面之辭；如果當事人或家屬對鑑定結果有異議，則應由法院做出公正、獨立的判決。而「被精神病」的背後是制度缺陷，不然再完善的法律也會形同虛設。而上訪者也往往是官員濫用公權力所致。「法治」治不了精神病，但卻能有效防治「被精神病」。

孫延軍教授也表示，中共已經完全喪失了人性，在鎮壓中國民眾的方面來看，它確實已經達到了瘋狂。由於中共的病態對國民心智的誤導、一種污染，使整個中國社會處在一種極端病態狀態，所以在中國社會是極其不穩定、不安全的，也是特別不和諧的。

最後他說：「解體中共重建信仰，提升道德才是中華民族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