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5月12日訊】四川是中國改革的策源地。”要吃糧，找紫陽”，是七十年代末從四川傳到北京的民謠。這六個字是一個歷史性的信號。我不知道將來的中國人懂不懂這個信號的含義，鄧小平是懂得的：中國不改革，死路一條。
理論家為黨史設計了一個定義：”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這個定義冠冕堂皇，但不符合史實。事實上，中國改革的每一步，都是對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的否定。 看看今日之中國就明白了。除了一黨專政依然如故之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藍圖安在哉？把改革定義為自我完善，是文飾，只有靠花言巧語吃飯的理論家才寫得出來。
毛澤東把人捆起來
改革就是改掉毛澤東。如果中國不出毛澤東，如果毛澤東不搞社會主義，改革就是多此一舉。但中國畢竟出了個毛澤東，毛澤東的共產黨確確實實把中國人的手腳和頭腦捆住了，因此中國人才需要鬆綁。改革就是鬆綁。
六十年前的中國有五億人口，毛主席被尊為大救星。只要人人都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試看天下誰能敵！所以大救星就把全民組織在一種叫做”社會主義”的所 有制之中，由”黨”來領導一切，以”馬列主義” 來統一思想，以”國家計劃” 來統一行動，以”無產階級專政”和”群眾運動” 來對不聽話的人開展鬥爭。大救星以為，這樣一來，最美最好的圖畫就畫得出來了。結果如何？全體中國人被黨捆綁起來之後，出現的不是奇蹟，而是災難。
在”社會主義改造勝利萬歲”的歡樂鑼鼓中，市場窒息了，國家瀕於崩潰。大躍進短短三年（1959到1961），餓死了至少三千萬人，也許是四千萬人，僅四川 一個省就餓死了一千萬。但毛主席是只管大事不管小事的大政治家，餓死人對他只是小事一樁，反正他掌握著人類的最高理想，不容許任何人提出反對意見。為了把 膽敢有所質疑的國防部長和國家主席置於死地，共產黨開展了以”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 為主題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十年中，大約有兩千萬人被鬥爭，一億人受株連。不是餓死，就是鬥死。這就是中國人要求改革的大背景。
但毛的權力高於人民，毛不死，誰想改革誰就是反革命。1976年，毛死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毛的妻子及其同夥（”四人幫”）作為替罪羊被抓起來了。不過毛 澤東思想餘威猶在，社會主義理所當然是中國人必須服從、不得違反的制度，否則必然招致無產階級專政的鎮壓。因此，老百姓所期盼的改革，只能在石板的隙縫中 曲折地進行。當全國人心思變嚮往改革的時候，四川人走在改革的前列。這本書中五十多篇文章，講的就是四川人從1975年底到1980年初披荊斬棘進行改革 的歷史。
趙紫陽和李井泉的比較
1950-1960 年代時，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是李井泉。他是毛澤東的重臣，在大躍進中，因被毛譽為”四川是上游”而晉陞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他信仰鬥爭哲學，通曉”引蛇出洞” 的策略。1959年廬山會議後，他回四川開會貫徹，在傳達之前，首先就把國防部長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發到會上，叫幹部表態。許多人誤會了，以為這是廬山會 議批准的文件，喜出望外，”好極了，彭老總替我們說了心裏話。”凡是這樣表態的幹部，從地、縣到鄉、社，被省委一網打盡，戴上右傾機會主義帽子。四川餓死 一千萬人，跟這件事有直接關係。但這不是李一個人的責任，毛澤東和共產黨應該負總責。
1975 年底調到四川來擔任省委第一書記的趙紫陽，後來被證明是一位改革家。趙是一位真誠的共產黨員，但和毛澤東不同，趙不是唱高調的理論家，而是做事情的實踐 家。毛大概認為，自己早已寫了《實踐論》的文章，真理和隨之而來的領導權就應該屬於毛。趙紫陽則認為，一切實踐者都是實踐的主人；共產黨應該尊重實踐者的 自主權。
趙 到四川前，鄧小平要他把農業抓上去。趙做了，做得很認真。趙抓農業，和李井泉不同。李的辦法是不把農民當農民，千百萬農民必須聽命於省委第一書記，趙的辦 法是把農民當農民，省委第一書記和全省各級幹部應該尊重農民的自主權。李決定全省農民每年種三茬莊稼；趙認為應該讓農民自己作主，因地制宜，如果兩茬種得 好，為甚麼非種三茬不可？（”三三見九，不如二五得十。”）李下令把旱地改為水田，沒有條件也應該創造條件改；趙認為不可千篇一律，如果”水路不通”，就 應該允許”走旱路”。李的辦法是通過改造農民來改造自然，把農民捆起來奪高產；趙給農民鬆綁，怎麼好就怎麼辦。農民本來就有幾千年種地的經驗，問題是李井 泉不把農民當農民，才鬧出了”天府之國”餓死一千萬人的慘劇。趙紫陽把農民當農民，四川的農業就開始復甦了。
農 民的自主權不限於”怎麼種植”，更要緊的是”怎樣分配”，也就是說，生產的成果歸誰所有。廣東省清遠縣洲心公社的農民早在1960年就創造了一種名叫”聯 係產量責任制”的分配方式，實質上就是後來八十年代風行全國的”包產到戶”。趙紫陽當時在廣東主管農業，高度評價農民的這一創舉。趙當時的評價是：”單幹 比不幹好。” 1961年，這個足以使人民公社名存實亡的制度，首先在清遠縣試行。接著，1962年8月，廣東省委決定在全省 “徹底”推廣。可惜一個月後，也就是當年9月，毛澤東重提”階級鬥爭”，”聯產責任制”被迫夭折。十三年後，趙到了四川，他繼續研究四川農民的經驗，先把 “聯產責任制”用在救命如救火的災區，災區大增產，再名正言順把這種責任制介紹給非災區。
“中國人民公社史”的研究者想必知道，”社會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最早把人民公社這塊通向天堂的神聖招牌摘下來的，是四川省廣漢縣的向陽鄉，時間是 1980年8月；趙紫陽作出這個決定，則在他調離四川之前。不是別人，而是趙紫陽，他不願意”把難題留給後人”，義不容辭把”砍掉”人民公社的罪責擔當了起來。
人民公社曾經被載入當時的憲法。但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內強制推行人民公社制度，本來就沒有任何合法性。何況，有公社則農民死，無公社則農民生。要農民不再成為 公社的農奴，就只有使公社不再存在。 毛澤東把中國農民解放為公社社員，四川的社員通過維護自己的自主權，開始從 “人民公社”的枷鎖中再解放出來成為農民。
趙紫陽和毛澤東的比較
四川的農村改革搞得最早，這一點，許多人知道。但許多人不知道，同在七十年代後期，四川認真地進行了多方面的社會改革，其中包括工商企業改革的試點。感謝《趙紫陽在四川》，它給我們也保存了這方面的珍貴的記錄。
企業之非改革不可，因為他們和農民一樣，也被毛澤東共產黨全面捆綁住了。比較起來，捆綁企業的繩索更細密。在供、產、銷的一切環節上，對品種、規格、產量、 原材料供應、產品調撥、價格、投資、折舊、流動資金、職工總數，工資總額、上繳利潤……，都有嚴嚴密密的繩索捆綁著。把農民當農民，尊重農民的自主權，為四川的農村改革開了路。把企業當企業，尊重企業的自主權，也為四川的工商企業改革開了路。
四川的企業改革，不是四川自己能夠全部作得了主的。為此，趙紫陽不得不和財政部長吳波同志進行一場著名的爭論。但國家銀行行長李葆華同志對趙紫陽的大力支 持，則在四川傳為美談。建立職工代表大會作為企業的最高決策機構，也是在四川首先試點的，雖然由於種種原因，沒有成為經濟改革的一個生長點。
改革當然不限於工農業。自主權當然也不限於管理。思想就應該自主。中宣部長胡耀邦提倡解放思想。四川人是打破思想禁區和理論禁區的實踐者。趙紫陽請經濟學家 孫冶方在四川開講價值規律。當時四川的學術界，享有”免予”因講價值規律而”恐懼”的自由。在經過五十年代社會主義改造的大洗劫後，四川也是首先敞開討論 “市場經濟”的故鄉。
趙紫陽把人當人，把人當作思想者。這一點，毛澤東絕對做不到。我最近重讀《毛澤東選集》，想知道毛是在甚麼地方開始失足的。我研究的結果是，作為共產黨人的 毛澤東，一開始就基本上不把人當人。毛澤東認為，對黨（或者對毛）來說，只存在著敵人和朋友。敵人，是必須加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並且踏上一隻腳的，因 此當然不是”人”；朋友，是能夠幫助毛打倒敵人的，因此必須以毛的思想為思想，以毛的行動為行動，必須是亦步亦趨接受毛澤東控制的機器人，因此當然也不是 本來意義上的”人”。在毛澤東眼裏，中國和世界一樣，都不是統一體。人類被毛（或者”黨”）劈成了兩半，一半是”黨”必須置之於死地的”敵”，另一半是 “黨”需要加以利用的”力”，譬如發展生產的勞動力，奪取勝利的戰鬥力等等。《毛選》第一卷第一篇第一句話，就表達了這種觀點；後來所說的”毛澤東思想” （從湖南農民運動，到延安整風，到奪取政權，到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無非就是把這個觀點發揮到極致的完整的準確的體系。
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影響極大。趙紫陽不可能不受到這種影響。但正如趙所說，”文化大革命使人大徹大悟。” 趙紫陽對毛澤東思想的大徹大悟，落實成為行動，就是把人當人。全書就是證明。
趙紫陽把可能發生地震區域的居民當人。一接到省地震局的預報，就把地震的險情及時告訴老百姓，不讓住在地震區中的老百姓蒙在鼓裏，坐以待斃，或者坐以待救。
阿 壩地區五個縣，藏族同胞十五萬人，”平叛”抓出了三萬個”叛亂分子”，幾乎家家有人坐牢。有人說，這是正確的，後來，仍然堅持說，這僅僅是一種”擴大 化”。趙紫陽態度鮮明：堅決徹底平反！他也不同意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是階級問題”這個長期被奉為經典的論斷。趙紫陽把少數民族同胞當人。
趙紫陽把右派份子當人。連被毛澤東欽定的流沙河，趙紫陽也不迴避，不繞著難題走，直截了當，平反了。
趙 紫陽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當人。趙到四川前，鄧小平對他有兩條指示，一條是要他抓農業，另一條是要他”不要怕當還鄉團”，也就是要他敢於鎮壓造反派。實 際情況是，趙到四川，風向已經大變，鄧小平自己已經成為毛澤東進行批鬥的焦點；批鄧的主力，根本不是甚麼造反派，恰恰正是毛澤東自己。趙紫陽在四川，既把 鄧小平當人，不把鄧小平當鬼；也把當年響應毛澤東號召，帶頭起來”造反”的青年學生當人，不把造反派當鬼。
把人當人，是文明社會的共識。趙紫陽作為共產黨員，堅決不替共產黨樹敵。這是卓識。有些黨委書記，天天替黨樹敵，還自以為”忠心耿耿為黨工作”，真是愚不可及。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能把人當人嗎？
趙紫陽是1980年4月離開四川調到中南海來主持經濟改革的。從這個時候起，直到1989年4月學潮以前，在經濟改革的領域中，趙紫陽的工作得到了鄧小平的 讚賞和支持。鄧小平對經濟改革是支持的，而且是真支持。對此我過去不懷疑，至今仍不懷疑。1987年6月底，中顧委第一副主任薄一波老人要我幫助他起草一 篇紀念七一的講話，”突出小平同志”，”中國需要巨人，小平就是巨人”的時候。我在替薄起草的這篇文稿中，把鄧稱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我是誠心 誠意這樣寫的，但是我錯了，因為這不是事實。事實上，摸著石頭過河不可能設計。中國改革開放沒有總設計師。至於鄧小平，比較準確地說，他當時是改革經濟制 度的最強有力的支持者，也是改革一黨領導制度的最強有力的反對者。
在黨的元老中，鄧小平是頭腦比較清醒的一位。當毛澤東把國家推向崩潰的時候，鄧知道，經濟不改革是死路一條，對人民是死路，對黨也是死路。但豐富的消極的政治經驗使他深藏戒心：關於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神話一旦破產，有可能影響共產黨的領導權。這是鄧小平所害怕的。他可以對某些神話作新的解釋，可以不再堅持公 有制和計劃經濟的神話，可以不再堅持群眾運動的神話，但是必須繼續堅持四個神話：毛澤東思想的神話，社會主義的神話，無產階級專政的神話，特別是必須堅持 共產黨的神話。查查1979年理論務虛會的記錄就清楚了：在胡耀邦動員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後一個月，鄧小平就在同一個會議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剎車報告。
一個人願意堅持甚麼原則，那是他的自由。他如果要求全國人民非追隨他不可，他就越出了常人的地位，有點以超人自居了。他如果對反對者實施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他就肯定不把反對者當人了。天安門鎮壓證明，鄧小平把請願者不當人。我不得不指出，天安門鎮壓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確實是一脈相承的：堅持毛澤東思想意味著 中國人不得成為獨立的思想者，堅持社會主義意味著中國人不得成為自由的私有者，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意味著中國人不得擁有法定的公民權，堅持共產黨的領導意味 著大家必須替共產黨做馴服的工具。總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中國人不得成為人，中國不得進入公民社會。所以，即使在八十年代初鄧小平興緻勃勃支持經濟 改革的同時，就已經種下了他在一定條件下進行鎮壓的殺機。
天安門事件以後，鄧小平不願意看到改革全軍覆沒，在南巡講話中，重新賈其餘勇，力圖掀起經濟改革的新高潮。但這種”改革”，已不再是向人民讓步。這種”改革”，是在黨的領導下重新構築所有制，重新分配社會財富。其結果，基本上是以政治權力的大小來決定貧民和富豪。無怪乎，彈指一揮間，中國被南巡講話劈成兩 半，掘開了史無前例的鴻溝，打開了全面腐敗的新局面。
回歸人性，回歸常識
我讀完《趙紫陽在四川》，掩卷沉思。撥亂反正，”亂”是驚人的，”正”總是平實的。所以改革是平實的。改革者趙紫陽是平實的。把人當人，就是最平實的普世價值。
2011年4月23日
——原載《爭鳴》月刊2011年5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