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5月11日訊】儘管最近中國出現了一些讓樂觀者不免浮想聯翩的事情，比如《人民日報》4月28日的社論《以包容心對待「異質思維」》等，但中國人權的現實及其前景卻根本不容樂觀。最近的美中人權對話毫無實質性進展就是例證。

這次人權對話與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兩點，一是這次對話恰好發生於中國人權狀態嚴重惡化之際，這就註定了這次對話註定是「雞同鴨講」，雙方各唱各的調；二是美方使用的措辭前所未有地嚴厲，比如國務卿希拉蕊點名批評中國人權狀態惡化，國務院報告中使用了「黑獄」等詞。但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次中美人權對話，與其說是美國希望中國人權狀態改善並取得進展，還不如說是奧巴馬政府希望借此回應過去所有的批評，表示本屆政府在中國的人權問題上不像一些人指責的那樣態度曖昧不明。

如果要說西方社會通過這次對話有些收穫的話，那就是它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必須為人權外交尋找新的著力點。因為中國的態度已經很明確：北京對人權的基本解讀仍然是為13億人口改善生活條件，對言論、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的嚴格控制決不放鬆。西方社會對中國人權狀態的任何批評與建議，在中國眼中都只不過是西方國家干涉中國內政的藉口。因此，為人權外交尋找新的著力點已經不容回避。

中國早已在多年的人權外交中找到一些辦法應付西方國家的壓力。一方面是用外援等經濟利益拉攏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阻止通過不利於中國及其重要盟友的任何決議，這種狀況並不因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變身為人權理事會而有所改變；另一方面，在與西方國家打交道時，中國主張「不以人權為題目的附加外交方式」，即大打經濟牌。這種方式被西方媒體戲稱為「訂單外交」。近十餘年來，中國正處於公共工程的建設高峰期，飛機、高鐵設備、核電站等各項技術都需要從西方國家引進。於中國來說，這種需求是真實存在，但向誰買不向誰買，則包含著政治考量。於是大量的商業合同被北京用來對西方國家的對華政策施加影響。21世紀頭10年，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這種「訂單外交」是不能否定的真實存在，只是出於形象方面的考慮，雙方都不會大加宣揚。也因此，人權議題反而被湮沒在各種繁雜的外交事務當中，常常是象徵性地作為話題，主要作用在於堵住西方社會的批評，對於中國的人權進步並無實質性的促進作用。

「訂單外交」帶來的負面影響是：人權被用來做為利益交換的籌碼，這給中國批評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的虛偽性提供了口實，很容易矇騙對人權問題並無多少深刻認知的中國人。應該說，中國上述外交手段很成功地牽制了西方，許多人權專家在與北京打了十幾、二十年交道之後，無法總結出成就，只能用接觸總比沒有接觸更能影響中國來聊以自慰並使他人保持信心。

但認識到問題的存在遠比解決問題容易。正如我在《面對中國未來前景的惶恐》（//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978）一文裡分析的那樣，自從2001年中國成功入世以來，中國需要用改善人權的舉動與美國交換利益的需求越來越小，而中美之間的人權外交基本陷入停滯狀態。這段時期，表面上看，大量外國NGO能夠進入中國，但事實上這些組織只能在中國政府允許的特定領域內活動，加上這些活動受到中國政府或明或暗的控制，對中國人權整體上的進步促進不太大。目前的問題是，經濟發展反而在一段時間內加強了威權政府的實力，使其更有能力與信心拒絕政治改革。當然，用貿易條件作為改善人權的壓力武器，其有效性也值得懷疑，因為這種做法容易混淆人權政策的目的性，並分散對人權的政治支持基礎。僅僅只是批評措辭的嚴厲化，對中國政府的行為並無約束力，無法阻止中國人權狀態的惡化。

我認為，西方國家要為人權外交找到新的著力點。但新著力點的產生前提是需要西方國家不受中國經濟牌的誘惑，否則一切免談。換言之，民主國家的外交不能再延續以往的政治經濟混合模式，而應當採用政經分離的新模式。人權問題原本是一個現代國際關係中有關人類社會共同價值觀、國家行為準則、國際關係倫理的原則問題，不應該把它與貿易等其他外交目標相混淆，或將其用作其他外交目標的籌碼。西方國家在有關中國的人權問題上必須理直氣壯地堅持基本原則，比如提醒中國政府履行承諾，按已經簽約參與的國際人權公約履行條約義務和責任。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推動中國人權進步的基本前提，在於權利的主體——中國人民權利意識的覺醒。如果大多數國人不認為自身的人權是個問題，並且接受中國當局「主權高於人權」這套說法，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狀態的批評與促進就會失去作用，最後成為一種形式。

──轉自《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