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4月29日訊】1968年4月29日，林昭被秘密槍決。明天是她逝世43週年。
人物簡介：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蘇州人。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公開支持北京大學學生張元勳的大字報「是時候了」而被劃為右派，後因「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起被長期關押於上海提籃橋監獄，在獄中她堅持自己的信仰，並書寫了二十萬字的血書與日記。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槍決。
據《中國青年報》報導，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級法院「滬高刑復字第435號」刑事判決書，宣佈林昭以精神病為由平反為無罪，結論為「這是一次冤殺無辜」；而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滬高刑申字第2346號」刑事判決書中認為80年的判決書宣告無罪的理由為精神病不妥，但依舊對林昭宣告無罪。
林昭生活的時代已離我們遠去了。然而歷史總是要頑強地呈現出本來面目。飛機機械師出身的胡傑，以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的形式，重現了這個被人遺忘的傑出的中國女性。紀錄片引出了無數人的淚水、震驚、憤慨和無盡的沉思。
「今後寧可到河裡、井裡去死，決不再說違心話！」
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於蘇州。
林昭的父親彭國彥，早年留學英國。1928年在國民政府舉辦的第一屆縣長考試中獲第一名，隨後被任命為蘇州吳縣縣長。因為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兩屆便賦閒在家。日本投降後，他又任中央銀行專員，按例可免費分得鎦金一塊，他卻認為是不義之財，堅決拒收。
她17歲那年，出於對時局的擔憂，母親許憲民要求林昭出國留學，或報考北大。面對母親「出去了就別再回來」的氣話，林昭立下了「生不往來，死不弔孝」的字據，並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決絕。
1954年，林昭以江蘇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雖然在文學方面基礎深厚，但她還是選擇了新聞專業，希望能成為一名優秀的記者。
「她笑著，兩條小辮子從後面掛出來，穿一件白色的襯衫，工人褲，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張玲，林昭北大的好友，向胡傑形容她記憶中的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覺得她走起路來輕柔的樣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幾句詞：嫻靜時似嬌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
在這裡，林昭瘋狂地閱讀了大量她喜歡的書籍，同學們常常看見她從圖書館抱出滿滿一懷的線裝書。沒人知道她閱讀和思考的結果。她觀察到現實生活並非如她想像得美好，從而陷入了「愛與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氣中，她成長著，思考著。在想到自己曾親自揭發過母親的「罪行」時，她痛苦得哭出來，寫信給母親發誓說：「今後寧可到河裡、井裡去死，決不再說違心話！」
這種對親情、對人性的反思和皈依，也許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轉折。
林昭是唯一不肯檢討的右派──「昭，刀在口上之日」
張元勳，林昭當年的北大同學，向胡傑講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關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個悶熱的夜晚，在北大東門外的馬路上，一場批判「大字報中的話是反革命煽動」的舌戰正在展開。張元勳因為貼出了北大的第一張大字報，而處於猛烈攻擊的焦點，討伐進行得「聲嘶力竭，語無倫次」。這時，一名女學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靜的女中音使會場頓時安靜下來：
「今天晚上的會是什麼會？是演講會還是鬥爭會？鬥爭會是談不上的，因為今天不需要鬥爭。鬥爭誰？張元勳嗎？他有什麼地方值得你們一鬥？我們不是號召黨外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提了，怎麼又勃然大怒了呢？」
話音未落，一聲怒吼從黑暗的人群中傳來：「你是誰？你叫什麼名字？」
「你是誰？你有什麼資格問我？」女生反問道：「你是公檢法嗎？還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著說：「我可以告訴你，沒關係。武松殺了人還寫殺人者打虎武松也，何況我還沒殺人。你記下來，我叫林昭。林，雙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點兒聲音也沒有。她稍停，又說：「告訴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既然來了，就不考慮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對張元勳說：「這或者是個悲壯的祭日！這或者是個悲壯的祭壇！這或者是個悲壯的犧牲！或者會流血！但願不流血！」
在胡傑的考證中，林昭並非因為贊同張元勳的言論而跳上桌子為他申辯。她感到痛苦而無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為的同學被說成是「瘋子」和「魔鬼」。這段時期，她在日記中寫道：「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該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儘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麼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
這個夜晚成為林昭生活的轉折點。不久，她成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這個數字占當時北大學生總人數的十分之一還多），並因此永遠沒能畢業。
「刀在口上之日」，這句精彩的即興演講，成為林昭短暫一生的縮寫。
「幾乎所有的右派都檢討了。我知道的惟一一個不肯檢討的，就是林昭。」陳愛文，另一位北大「右派」回憶說：「不僅不檢討，還在會上公開頂撞。有人對她說，你是什麼觀點，講出來。林昭回答：我的觀點很簡單，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藹，不要這樣咬人！」
「平心而論，林昭那時的言論，實際上都是常識。」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學在接受胡傑的採訪時說。這名同學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無芥蒂，仍然同他談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都沒敢吭聲」，也「從來沒和別人談過」。
「但我們那時處於歷史的低谷，把常識說出來，就是反革命。」面對胡傑，他激動地揮著右手，一遍遍地重複：「實際上就是這樣：說出常識就是反革命！」
「現在我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
林昭被劃為「右派」後，曾經自殺，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眾人都沒有意識到時，這個嬌滴滴的林姑娘，卻慢慢地在內心生長出不可思議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劉發清在校門口碰到了林昭，被強拉出去吃飯。他沒精打埰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臉地吃不下去。林昭邊吃邊咯咯地笑著，告訴他：她當「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們只見她流淚，卻不知她心裡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說：「現在我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北大劃了那麼多右派，全國劃了多少？」她清瘦蒼白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反右鬥爭還在全國進行，它的性質、它的意義、它的後果、它對我們國家、對歷史有什麼影響？對我們自己有什麼教訓？我現在還搞不清楚。但我要認真思考，找尋答案……」
誰也不知道，林昭尋找到了什麼樣的答案。此後兩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勞動，隨著北大新聞系並入人民大學，林昭也轉到人大書報資料中心監督勞動。在那裡，她結識了另一位右派，開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對的戀情，在申請結婚未果後，男方被發配新疆勞改，林昭也因病被母親接回了上海。
劉發清再次與林昭發生聯繫，已是兩年後在甘肅某地勞動時。那是1960年，他的口糧已減至每月20斤，沒有菜，沒有任何副食，每頓全靠一塊三兩多的玉米麵饅頭。因為餓得全身浮腫，他甚至把醫藥室的藥都吃光了，而周圍的村莊，更是「餓殍遍野」，「晚上可以聽見遍地的哭聲」。
就在這時，他接到了林昭從上海寄來的信，裡面夾了一個小紙包。他打開一看———驚呆了。
「一張糧票，兩張糧票，三張糧票……」在胡傑的鏡頭前，他含著淚，一張張地數著，好像那些糧票現在仍在他手中：「啊，一共是七張糧票，每張都是5斤的全國通用糧票。看到這些糧票，當時我的眼淚就流下來了。」
林昭在信中說：我知道你很困難，我也很困難，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過去節約下來的這一點糧票寄給你……
靠著林昭支援的這些糧票，劉發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糧食，撐過了最艱難的兩個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腫漸漸消退時，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牢獄生活近8年 所追求的只是簡單的兩個字──人性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參與地下刊物《星火》，在蘇州被捕。她的父親當時已被打為歷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為生。得知心愛的女兒入獄後，自殺身亡。
「被劃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實是很低調的。她對當時的政策有看法，但並不完全贊成激烈的反對的方式。」經過多方查證，胡傑沒有找到林昭直接參與《星火》編輯出版工作的證據。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長詩《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由於主創人員紛紛入獄，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林昭開始了她近8年的牢獄生活。
8年中，被剝奪了筆和紙的林昭，用竹籤、發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牆壁、襯衫和床單上，用鮮血寫了20餘萬字的文章和詩歌，反對奴役人的狀況，控訴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讓人流血的制度。這些借鮮血噴湧而出的文字，或許正是幾年前，她還在北大校園裡時，下決心認真思考並努力找尋的答案。
林昭這樣寫道：「每當我沉痛悲憤地想到……人們，特別是我同時代的人，中國的青春代……怎樣地受難，想到這荒謬情況的延續，是如何斷送著民族的正氣和增長著人類的不安，更如何玷污著祖國的名字，而加劇著時代的動盪，這個年輕人，還能不急躁嗎？……
「誠然，我們不惜犧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這樣一種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來呢？中國人的血歷來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國這麼一片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之上，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種比較文明的形式進行，而不必訴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間重新犯罪的記錄中，這樣寫道：「林犯關押幾年來，一貫拒不接受教育，書寫了大量的反動血書，雖經工作人員多方教育，並採取了單獨關押，專人負責管教，家屬規勸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開揚言：永遠不放棄宗旨而改變立場。」
她的宗旨和立場的確從未改變。無論是革命時期、土改時期，還是反右之後，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愛、和睦。獄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時期的信仰，只有簡單的兩個字———人性！
這兩個簡單的字，不僅是她為「右派」辯護的理由，也成為服刑時期她進行血的反抗的最終目的。
「光是鐐銬一事，人們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樣來。一副反銬，兩副反銬，時而平行，時而交叉，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理的是，無論在我絕食中，在我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的情況下，不僅從來未為我解除過鐐銬，甚至從來沒有減輕，比如兩副鐐銬中暫除掉一副……」
可就是在這慘無人道的處境下，這個柔弱的女子依然給迫害者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向你們，我的檢察官閣下，恭敬地獻上一朵玫瑰花。這是最有禮貌的抗議，無聲無息，溫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先生們，人性———這就是人心啊！為什麼我要懷抱著，乃至對你們懷抱著一份人性，這麼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從而察見到你們的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這就是林昭的立場和宗旨———為了他人不流血，為了他人能找回「作為人的一切」，她寧願流盡自己的血，只要「一息沿存，此生寧坐穿牢底，決不稍負初願，稍改初志！」
這些血書能夠最終保留下來，並傳遞到胡傑手上，有賴於數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幹警。至今，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有人告訴胡傑，他們中有人為此獻出了生命。
被槍決於上海龍華機場 母親發瘋7年後死於街頭
張元勳，是胡傑採訪到的惟一一位見過獄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張元勳結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後，以未婚夫的名義，去上海提籃橋監獄看望了林昭。
「她穿一件白色襯衣，很髒。外面披著夾的外套，也很破舊。手裡抱著一個破布包。頭髮很長，最明顯的是，三分之一的頭髮都白了。頭上頂了一塊手絹，上面是血寫的字———冤！
「她對我說：我現在趁此機會告訴你，萬一有一天我死了，母親、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請你多多關照他們，他們太可憐了，千萬千萬。說完，她就哭了。」
臨別時，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給張元勳一件禮物。張元勳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紙疊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鮮黃色的船身和桅桿，在陽光下熠熠生輝。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詩句：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1968年4月29日，她被槍決於上海龍華機場。第二天，一名員警到林昭家裡，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槍決。家屬要交5分錢子彈費。」
母親許憲民聽到後，立刻暈倒在地。有人說，她不久後就瘋了。7年後，這個當年堅定的抗日分子、熱情幫助過共產黨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灘街頭。
她的親友後來從一位獄醫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槍決那天，是從提籃橋監獄衛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來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終在反抗與呼喊。這位獄醫嚇得躲進隔壁的病房，聽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對他道「永別」。
12年後法院宣告林昭無罪 北大師生為她召開追悼會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決書上，林昭憤然寫下《歷史將宣判我無罪》的血書。12年後，她的預言應驗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級法院以「滬高刑復字435號判決書」宣告林昭無罪，結論為「這是一次冤殺無辜」。
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為右派平反後，開始內心平靜地相互聯繫時，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學和老師在那一年年底為林昭召開了追悼會，沒有骨灰，只擺放了一束林昭的頭髮，和一張遺像。照片上，林昭梳著兩條麻花辮，雙眼沉靜、憂傷而略帶笑意。
在這個追悼會上，出現了一副無字的輓聯———
上聯是：？下聯是：！
事隔20多年，當胡傑再次追尋那個充滿了回憶的悲慟與無奈的惋惜的場面時，卻無人能回憶起這副輓聯的作者，但他們都承認，這的確是對林昭一生最好的詮釋與哀悼，或許，也是對他們所共同經歷過的那個時代，一副含義最為深刻的輓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