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大學教授投書:因言獲罪 逃至澳洲

王衡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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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4月27日訊】

一、 個人簡介:

我叫王衡庚,男,原名王五慶, 1971年12月生於浙江省東陽市(金華地區)。因才華橫溢的數學家華羅庚和多才多藝的科學家張衡是我的偶像,在高中讀三年級時,遂改名為王衡庚。

1989年考入杭州大學數學系(現已合併到浙江大學),1993年在杭州大學數學系功讀研究生,1995年碩博連讀,1998年6月在杭州大學數學博士畢業。

1998年7月到廣州華南師範大學數學系工作。
2009年7月,調回杭州浙江財經學院數學與統計學院工作。
從初中到大學,我一直參加市、省、全國大學生數學競賽。
在杭州讀書期間,酷愛數學、詩歌、散文、哲學、歷史等多門學科。

在科研方面,曾主持申請到兩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申請金額共為17萬元。發表的數學論文15篇左右,被SCI收入7篇,其中有一篇還發表在國際極有影響力的《Comm. Math. Phys.》。

在教學方面,於華南師範大學當數學建模競賽的教練期間,共獲得中國和美國大學生數學建模競賽一、二等獎共11項。其中,於2005年獲得全國一等獎4隊,並列全國高校第五。

因教學工作出色,於2005年獲得廣東省教學成果獎一等獎1項。

二、2005年下半年,我發表的政治言論與文化論及後來受到的政治迫害:

從2005年起,我在課堂或其它公開場合,發表一些時事政治言論,比如:

1. 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群眾恰是最可愚昧的。

2. 大面積的污染或腐敗是不太可能發生的,除非是愚昧的政府和無知的群眾天衣無縫的配合。

3. 其實對大部分的貪官,群眾還是知道的,但貪的依然如故,這是因為:第一,他是老大;第二,有人護著他;第三,誰告他他就給誰穿小鞋」

4. 中國的教育就是典型的中國製造,投入低,產量大,效益差。

同年,我將這些言論進行整理,寫成了一篇文章《論文化的特徵及在中國反腐中的應用》。

在文章中,我批評了廣東興寧發生的煤礦礦難(共123人死亡)、廣東的走私。還對中國未來的腐敗問題、尤其是食品安全問題深感憂慮。同時在QQ交流時提到:於2001年911後,我曾明確預測到美國將出兵阿富汗。結果我的言論,在各大學之間,以QQ形式廣為流傳。引來許多同事、同學、學生的敬佩。

政治迫害過程: 但這些引起政府極大的恐慌。華南師範大學有關領導以陞官、工作等利誘,利用公安機關,對我進行盯梢、恐嚇、監聽電話,收集我的一切信息,比如說面部表情輕微的變化。同時對我的家人也進行了恐嚇。

1. 在中國大陸,實行一票否決制。廣東礦難對當時的省委書記張德江,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因此學校眾多的領導,首先參與對我進行監視,然後一些教師和學生幹部,也參與其中。

2. 2005年12月到2006年4月,住在我樓上的周教授,每天不停的磨地板,發出很大的噪音。而我的交涉無效。

3. 2005年12月,常有人推著載有病人的殘疾車,她會先盯著殘疾病人,再惡狠狠著盯著我,意在警告我。

4. 我在家中讀一本《法國童話》,結果不久後,我馬上收到一個手機信息,大意是,好鬱悶,只好讀童話編織生活了。對我監控細緻,以至於斯。

5. 2005底,我前妻在香港中文大學讀博士的期末考試時,發生了該校研究生試卷第一次被改錯,差點要被退學。

6. 2007年5月中旬,我決定到印度留學,當手續做到一半時,於2007年6月13日,在便衣公安的脅迫和操縱下,我被搶行關進廣州市精神病院3個月。我剛在精神病院的前三天,擔心藥物的毒性,不想吃藥,就把藥物放在舌底下。但幹這一行的醫生和護士總是在盯著我,我擔心吃注射和吃電擊,所以只好乖乖地吃藥。因我在精神病院極乖,獲得醫生的信任,住了兩個月准予院。因精神藥物的毒性,2008年體檢時,我發現肝出現血囊。

注記: 2007年下半年,即在奧運會前夕,中國抓捕了一大批維權人士。

三、2008年下半年,發表的政治評論、文化論及受到的政治迫害:

剛從精神病出院後,當時,華南師範大學的人對我比較客氣。

然而,2008年先後發生了一系列天災與人禍:南方冰災、四川5.12大地震、全國性的毒奶粉事件等。冰災引起許多地方斷電,地震引起房屋倒塌,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許多是由於駭人的建築偷工減料引起的。溫總理曾許諾對倒塌的房屋進行檢查,並對相關人員繩之以法,結果是一句空話。

而毒奶粉事件卻是完全人為的!

我好為民族的未來焦急: 社會不能再這樣下去。於是,同年10月到12月,我在課堂、在校車又發表眾多政治評論:比如南方冰災、世界金融危機、毒奶事件、房價問題。尤其是毒奶事件與房價問題。

1、 我先分析奶粉業在近幾年的狀況,比如2004年的安徽大頭奶粉,2007年美國的寵物飼料、各奶粉業和CCTV的可怕的不認罪態度後,對毒奶粉的評價如下:

(1) 公司在加三聚氰胺後每袋利潤只不過再多賺幾元。

(2) 政府控制新聞工具和專家欺騙人民。另一方面,極大多數的大學教師和醫生,在公開場合保持可怕的沉默。

(3) 中國的法律如同虛設;政府權力極強,民間力量極弱。

2、 我對房價問題的評論如下:

(1) 房價本質上是由其固有價值決定的,比如房子的造價等,但以下每一件都會使房價上漲:(a) 房地產與政府官員相勾結,(b) 官員利用權力,控制新聞;(c)政策導向與壟斷,(d)官員的腐敗,即底價買進,想法高價買出,(e)房地產老總大多有極深背景。

(2) 全國的房地產,或許會是90年代廣州汕頭房地產的翻版---曾經輝煌的汕頭淪落為二流城市。

3、在2008年12月,我在與同學QQ交流時提到,再這樣下去,不出10年,中國必會發生顏色革命。這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是人類為了生存而必然會發生的。

同時,我再將這些評論上升到理論,撰寫了《論文化及其最基本的特徵》放到博客(blog.sina.com.cn/wenhuawuji)上,文章一開始就指出,中國現狀的根本問題在於法制。

受到的政治迫害: 開始時,我的評論帶來了許多朋友的敬佩,有位博士直接稱讚我:「你就是我們民意的代表」。從而,我又成為一個神奇的傳說。

當然,由於曾經在精神病院關過,我比誰都清楚,這些評論將極有可能讓我再一次陷入麻煩之中。但從國家與民族的利益出發,我希望我的「吶喊」能讓善良的人聽到和明白。

果然,這些政治評論再次引起政府更大的恐慌和仇視。於2008年底,即在逮捕劉曉波差不多的時間,政府又運用極大的資源,恢復了對我的盯梢、恐嚇等。比如嚇壞了的前妻為了能順利地拿到博士學位和找到工作,參與對我監視和無故的訓斥。2009年5月到6月底,在廣州,無論我在哪兒停自行車,我的車都會重新塗上一層黑色的、難以清洗的機油。於是我的衣服上到處是機油。

2008年底時,我已經查出來身體狀況有問題,需要住院治療,但擔心再一次被關進精神病院,由於上次我的肝被藥物毒害,怕再一次受精神藥物或更恐怖的電擊,直接傷害我的大腦,所以決定想法調回杭州再治療。

2009年6月,我不得不與喜怒無常的前妻離婚,調回了杭州。

在杭州,我並不敢公開發表政治評論。然而無論我在何地,無論何時,當地便衣公安的監視與恐嚇都跟隨的我。

1. 2009年7月底,在中國科學院數學研究所有個教授對我表露些同情,只說了一句話,結果第二天臉被嚇著有些發白,連說話都有些發抖。

2. 2010年7月,我到寧波東極島旅遊,剛到島上時居民包括房東對我很友好,第二天許多居民忽然不再友善,而房東忽然嚇著不敢與我多說話。

3. 2010年10月5日,我第二次到安徽與一位新交的女朋友胡亞文小姐會面,當時我們相互愛著對方。但在受到恐嚇之後,她和她的姐姐忽然帶著驚恐的眼睛看著我,不願再與我聯繫。

4. 有時,我很生氣地多次地問他們,你們當跟蹤狗多少錢一個月,結果他們大多支支吾吾,但跟蹤還是繼續。

為了驗證公安確實是利用手機在跟蹤我,我先把電池從手機上取出來,或乾脆把手機、電池、手機卡分離,跟蹤就無效(不過這一招不敢多用,以免引起公安更大的注意)。

中國各地的政府明顯聯合起來,對我進行政治迫害。所以,如此種種,我的許多朋友與同學都不敢與我聯繫,而我也不得不盡量與朋友少聯繫。

即便是我生病住院期間,政府的監控也從來沒有減少。

無恥的腐敗政府,在達到將我徹底打擊、徹底孤立的同時,也在於警告其他大學教師。

2010年11月,我偶然知道,原來,2008年有許多不滿政府腐敗的民主人士被政府關進監獄,或向海外出逃申請政治避難。比如,劉曉波副教授和郭泉副教授都要服刑10年左右。所以,我就趁中共對我放鬆的機會,逃到澳洲政治避難。

四、後紀

我借大紀元平台,申訴這一些,並不是為了個人的洩憤,絕不是。我不恨曾經跟蹤過我的人,騷擾過我的人。對於他們來說,這也是上面指派下來的任務。而且,我在任何時候,我都能或多或少的感受到許多朋友無聲的同情或支持,雖然他們常常幫不了我多少。

只是想到近來發生的中國茉莉花事件,即便是中國公民散步,或者是藝術行為,中共仍然對大批的學生、維權人士進行跟蹤、恐嚇。想起我在澳洲的自由,深為中國大陸的同胞感到憂傷和悲痛。

我在大陸有兩套房產,我是大學教授,我前妻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博士。無論在科研還是教學,我都還過的去。我只要閉上嘴巴,不管政治,在生活上的確是相當不錯的。而我的吶喊,如同其他眾多的學者,完全來自內心良心的呼喚。

如果再來一次,當我想到,毒食品、環境污染、稀土資源、豆腐渣工程等,每一項都是涉及到幾萬億美元,當我看到許多有識知識私底下著急,當想到民族的利益,當想到民族後代的生存,我還是會出來吶喊,雖然我比誰都清楚我可能會遇到什麼。

尤其是,就我個人的經歷,我在孩童時代生活比較艱苦,當我看到無窮多無辜的嬰幼兒受到傷害,我也忍不住會喊幾聲。

所以,無論我受政治迫害的結局最後是什麼,我都無怨無悔。

至於那些共產黨官僚權貴,他們也是中國人,只是由於中國的政治體制不好,他們才走向犯罪的道路,他們是暫時迷失的羔羊。一旦中國有了如澳洲一樣好的政治體制,他們也會改邪歸正,他們最後也會變成好人。我深切地期盼他們能夠順應歷史潮流:權貴應盡早向人民尋求社會和解。

我在2008年曾預測,如果中國的政治形勢再如此繼續,中國在10年內必然會發生顏色革命。

現在的社會,是普世價值的社會。試想一下,前蘇聯垮台了,東歐發生了巨變,中亞和東南亞先後發生了顏色革命,連頑固保守的阿拉伯國家也發生了茉莉花革命。如今就剩下一個中國和北朝鮮兩個難兄難弟,就這一孤島,能撐多長時間?

為了國家、民族的生存,自由、民主和法治,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這不是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也不是一個超級黨派可以控制的。中國政府應該順應歷史潮流,而不應再頑固的保守。

至於中國的人民,如果再不努力爭取自由、民主和法治,或許,北朝鮮就是一個榜樣。到時同胞們將再過一段更深更沉痛的災難後,最終會推翻中共政權,只是這個代價和時間就不知有多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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