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hanna:做個傻冒真幸福

老北京探親記

Joh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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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4月21日訊】到北京一著陸,幸福感就湧來,雖然天空昏昏沉沉,但電視說空氣污染是輕度,而且過幾天就會被風吹走。然後是食品安全,一直擔心,但大家都熱火朝天,心安理得地享受著改革開放的成果,吃的很開心,我的朋友說不要到那些便宜的小飯館吃飯,那些地方不安全,但去那些高檔次的飯館沒有問題,至於誰能保證那裏的食品安全,那不重要,自己相信就行了。而吃不起高檔飯館的人怎麼辦,那是窮人的事,同我們有甚麼關係?總不能為了他們的安全而掃了我們吃飯的興吧。於是我融入於一片和諧之中。至於言論自由,比文革時期好多了,現在關上門在家什麼都可以說,這不就是言論自由嗎?!只是別到外面去說。

在北京住了一個月,除了電視新聞外,甚麼都不知道。我的朋友都是五十到六十這個年齡段,大多數都不會用電腦,除了自家的生活,甚麼都不關心。他們大多數是中產階級,在醫院工作或從醫院退休,或在北京的高等院校,很多有至少兩套房字,活的很滋潤。他們看不到底層的艱難生活,對社會的不公視而不見,至於那些在北京蝸居的外地人,他們不是北京人,基本屬於不存在。

雖然甚麼都不知道,但知道中國成功地將三萬中國僑民雄赳赳氣昂昂救出利比亞,至於利比亞到底發生了甚麼,那就不重要了。由於回國前知道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運動,我對利比亞的動亂有些感覺,因此當我的家人給我打電話時,我問了一些關於利比亞的問題,但我還沒弄清楚怎麼回事,手機就被切斷,想起在北京沒有手機,頓時陷入絕望,所以當我的手機再響起,我真是無限高興,再也顧不得利比亞了!

然後是兩會,雖然北京的交通因此墜入一片狂堵,但如我安排好就近吃飯,還是不成問題的。而我的朋友們對兩會堵車習以為常,就像對待陰天一樣——人民代表為人民造成北京嚴重堵車,這是正常的,總不能為了市民而影響他們的鶯歌燕舞,朱門酒肉吧!更何況警察已經盡力而為了:他們已將大部份訪民轟出了北京。

我小時的一個鄰居的叔叔是一個非常好的人,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的影響非常大,不幸的是他被打成右派,受了許多苦。由於當年的紅色恐怖,我從來沒有對他說過一句同情的話,出國之後一直後悔,千方百計地找到了他,這次回國終於見到了他,我打算將我幾十年對他受到的不公的憤怒表達一下,好好聲討聲討中共的罪惡。沒想到他告訴我,他回到北京的大學,恢復了原職,立即就入了黨,當了政協委員等等等等,榮譽一大堆,至於他二十年的政治的迫害,精神的屈辱,家庭的分離,肉體的痛苦?「那些我都忘記了!」當時我驚的甚麼也說不出來了,不管他是否得了斯多哥爾摩症,他的確很幸福,我還能說甚麼呢?真是多管閒事。總而言之,得到幸福的秘訣是:忘記過去,如忘不了則憶苦思甜,並多看電視新聞。

有一天,我的朋友說,週六同她的哥哥和弟弟在北太平莊的一條街上,正在商量到哪裏吃飯,忽然過來一個便衣將他們驅散。她這個除了電視新聞,甚麼新聞都不知道的人,居然神秘地對我說,都說因為茉莉花革命!說得我大吃一驚,她居然知道茉莉花!這都怪那個便衣!沒有他們的積極傳播,哪能將茉莉花傳到基層的無知百姓,從而打擾了我們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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