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桑榆:文革時期鄉村可怕的告密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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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04月21日訊】在中國,告密之風,歷朝不絕。因為告密可以博得掌權者的寵信,可以立功受賞,可以加官晉爵,並且可以整垮仇人。「文革」期間,此風也頗盛行,靠告密向上爬,或整垮對立面者,不乏其人。

在一些機關單位,有的人整天懷揣小本子,誰若講了一句有毛病可挑的話,他一轉臉,便掏出小本子,將其記下,某某於某日講了甚麼話,有誰在場,記得一清二楚,然後向上級告密。有的告密者故意發兩句關於上級或時事的牢騷,以「拋磚引玉」,等別人順著他的話題,發表議論,告密者便把他所說的話記下,向上司邀功請賞,這種幹法,使人不禁想起《紅巖》中那個打入渣滓洞集中營的國民黨特務,那特務在牢中故意罵國民黨,以試探周圍人的反映,誰若說一句贊同的話,他便向上峰告密。雖時代不同,但告密者的手段卻如出一輒。

當年,我家住在一個鄉鎮上。鄉鎮雖小,但是區委所在地,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區直、社直機關不少,運動伊始,因言論挨整的人不少,其中稅務所的楊某,最為「著名」。

楊某曾作為志願軍入朝鮮參戰,據說還立過功。因遇嚴寒,他一支腳上的指頭被凍掉,走路有點跛,人們都喊他「楊瘸子」。他的腳是因抗美援朝而跛,喊他「瘸子」,就等於在宣傳他的功勳,因此他也欣然接受這一綽號。他平時愛說俏皮話,廣播裡天天講馬克思,他便說:「馬克思、牛克思,沒有錢不來事。」單位天天學毛著,他又說:「學甚麼毛竹,還學松杈子呢,毛竹沒松杈子值錢。」

他這些話,都是背後與人閒扯,玩幽默,不料竟被人告了密。先是稅務所組織人寫他的大字報,並開會批判,說他「反動透頂」,後來區裡又開大會進行批鬥,令他和「牛鬼蛇神」們一起遊街。誰知不批則已,一批驚人,反動透頂的楊瘸子,原來就是小鎮名人,現在又有了以前鮮為人知的「名言」,特別是「馬克思、牛克思,沒有錢不來事」一句,竟廣為流傳,被許多為吃飯發愁的人引用。當然,引用此語時,必須在前面加上「楊瘸子說」,否則也要挨批鬥。

楊瘸子是老黨員,老戰士,立過功,又是殘廢軍人,革命資格老,本錢大,被批鬥了幾場,未戴甚麼帽子,仍然當他的收稅員。

鄉村的告密者,多為農民,他們不會揣著小本子,也不會玩「拋磚引玉」的花招,只是雷厲風行,一發現誰有甚麼反動言行,立即向大隊或公社匯報。這些告密者為了請功,常使一些無辜的人遭殃。

我的同學陳某,不善言談,父親當時又被打成「投機倒把分子」,內心很是自卑。但他是回鄉知青,本人並無政治問題,故生產隊的讀報會、學毛選、批判會,他都要參加。

一天,生產隊開會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會場上,社員們邊批判,邊呼口號,其中「打倒劉少奇,保衛毛主席」,喊得最多,且一喊就要重複兩三遍。這句口號,喊上幾遍,就成了」繞口令」,而人喊口號時,情緒激動,就容易出錯。陳某一不注意把兩個大人物喊錯了位,把該打倒的,喊成要保衛的,要保衛的,喊成該打倒的。上百人一齊喊口號,其中一人喊錯了,別人也不會聽見,不料,坐在他旁邊的小張,會後便向大隊告密,說陳某膽大包天,居然在批判會上公開喊反動口號。小張是公社書記的兒子,在陳某所在的生產隊就近插隊落戶。張書記頭上沒毛,社員背後都喊他「張禿子」。

小張這一舉報不得了,陳某在公開場合喊反動口號,罪大惡極,大隊又上報到公社,公社下令生產隊對陳某進行批判。生產隊沒有專門的會議室,開會借用社員家的房子,那是三間空房,內無隔牆,運動積極分子這下抓住了階級鬥爭的活靶子,激情高漲,會場上,發言的人無不義憤填膺,說陳某喪心病狂,紛紛表示要「誓死保衛偉大領袖毛主席,打倒劉少奇和他的小爬蟲」!批判會開始,被批判者照例要向毛主席請罪,積極分子們為了豐富鬥人的樂趣,把四面牆都貼上領袖像,令陳某跪在地上,像推磨似地,轉著圈向四面牆上的領袖像磕頭。那場批判會,我也被喊去參加,看著同學下跪請罪的情形,我心中愀然,未等會開完,便悄悄溜走。

陳某被批鬥了幾次之後,公社革委會給他定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分子」,但帽子「舉而不戴」,管制勞動,以觀後效。當年將誰打成「某某分子」,稱之為「戴上某某分子帽子」,改造好了,稱之為「摘帽子」。所謂「舉而不戴」,即那頂可怕的帽子,在空中懸著,尚未將其一棍子打死,若是不老老實實接受改造,那頂帽子便要轟然落下,到那時,他就是正宗的「階級敵人」。陳某經此一劫,精神面貌為之一變,比以前更加少言寡語。而那個告密的小張,卻在生產隊入了黨,不久便招工進了城。

小鎮上,當時因喊口號倒霉者,還有曾某的老婆。曾某是公社幹事,他老婆是裁縫,一天,人們上街遊行,歡呼最高指示發表,她也跟著遊行,在反復喊「打倒誰,保衛誰」時,把人物喊錯了位,她嗓子好,聲音高,喊這句「反動口號」時,當時有不少人聽見,都被嚇壞了。事後曾某的老婆也挨了鬥。但她的運氣比我同學好得多,他丈夫是公社幹部,暗中為她活動了一番,以後便不了了之。曾某的老婆是在大街高呼反動口號,被許多人聽見,不屬被人告密。我舉此例,是說明因那句「繞口令」似的口號倒霉的,並非陳某一人。

告密者為了邀功請賞,有時甚至昧著良心,採取誣告手段,以達到目的。徐某便是因被人誣告而倒了霉。

徐某40多歲,體魄健壯,是個勞動能手,犁耙揚(場)撒(種),樣樣精通。一日,兒子殺雞,用刀照其脖子像拉鋸似地拉了兩下,一鬆手,那公雞在地上扇動翅膀,掙扎了幾下,竟起身跑了,徐子好一番追趕,才將其捉回。徐某見狀,斥責兒子:「你殺一隻雞都殺不死,你把它的頭剁了!」不料,隔牆有耳,此話被與他有矛盾的人聽見,立即向造反派告密,被說成是:「徐某想謀害毛主席,對兒子說,你殺毛主席要是殺不死,就把他的頭剁了。」「革命派」如臨大敵,當晚把徐某捆起來,押上會場,進行批鬥。因會場就在街邊,發言人幾次引用告密者的話,喝問徐某為甚麼要謀害毛主席,為甚麼這麼惡毒?引起許多人圍觀。當年,所謂反革命言論,批判時尚可引用,咒罵領袖的話,是禁止學說的。發言人這麼說,讓主持批鬥會的人感到意外,但發言的人是革命群眾,又不好出言制止,只好向他打手勢、使眼色,但發言者都未能明白他的意思,那句極其反動的話,被大家一再大聲重複,影響更大。會場不時響起口號聲:「誓死保衛毛主席!」「打倒反革命殺手徐某某!」氣氛空前熱烈。

徐某當然是死不承認,因為一承認,他就完啦,即使不被槍斃,也要坐上多年大牢。何況是別人誣告,他根本沒說這話。革命派批鬥了幾個晚上,找不到有力證據,加上徐某家祖輩貧農,後來才不了了之。但徐某卻落下了一個綽號——「反革命殺手」。同輩的人開玩笑喊他,他咧嘴一笑,若是晚輩也開這個玩笑,他便要翻臉,罵道:「你個小狗日的,你再敢喊一聲,我把你的嘴撕成褲腰!」

徐某不過是被批鬥了幾場,並未被戴上帽子,打成「某某分子」,同是被人誣告的錢某,就沒那麼幸運了。

錢某老實巴交,不苟言笑,平時只知悶著頭幹活,掙工分。一天,他正在自家菜園裡挖地,忽然來了兩個肩扛紅棍子的群專隊員,把他押到公社群專指揮部,關了起來,罪名是「污辱偉大領袖」。原來,有人告密,說他用領袖像當手紙,用過後還扔在糞坑裡。

生產隊沒有公廁,社員們都在自留地裡壘一個半截土牆,沒有上蓋的小廁所,一來解決方便問題,二來可以積肥。這種小廁所,通常是自家人用,路過的人若遇內急,也可入內方便。錢某的確發現自家廁所糞坑裡有報紙,上面有領袖像,嚇得他趕緊將報紙撈上來,埋在糞堆裡。當時各級報紙都在右上角印領袖像和一段語錄,並且一天不缺,而那時從生產隊到公社,都要抓政治學習,農民也要隔三岔五地聚在一起,聽人讀報。過期的報紙,則被買給商店或賣瓜子的,用來包東西,因此印有領袖像的報紙隨處可見。公社和街邊的公廁糞坑裡,經常漂著印有領袖頭像的報紙片,但因是公廁,是誰「污辱偉大領袖」,無處可查,也就無人過問。群專的頭目接到報告,錢某自家的廁所裡有此物,便認為那無疑是他扔的。

錢某受審時,開始不承認,說是別人陷害他。哪知群專頭目竟讓人出示證據,原來告密者已經帶人將那張報紙片從糞堆裡挖出,用一張乾淨紙包著,送交群專。錢某於是辯解說,他一家人幾年都沒買過手紙,大便時都是用草團、樹葉解決。又說,報紙都被幹部們收著,他上哪裏弄到那東西,即使弄到,也捨不得當手紙,還留著包東西哩。他家茅坑裡報紙,一定是別人進去拉屎時丟下的。但他的辯解,已經沒用。群專頭目說:「你還想狡賴!哪個能證明那報紙不是你扔在糞坑裡的?就算不是你扔的,你把它埋在糞堆裡,可是事實?」

證據確鑿,錢某怎麼為自己辯解都沒用,後來被戴上壞分子帽子,由生產隊管制勞動,並經常被公社大隊強迫幹義務工。

我也曾吃過被人告密的苦頭。

我插隊務農後,趕上村村隊隊大跳忠字舞。生產隊先是派人到公社學習,然後回來教社員跳。被派去學習的孫某是團員,又是隊幹部,上面一有何號召,表現非常積極。他學會了忠字舞,回來教大家時,有的婦女害羞,學跳舞扭扭怩怩,有的老人放不下臉面,不願學舞。他便說,上面要求男女老少都要跳,說甚麼「大跳大忠,不跳不忠」,並且老是板著臉訓人。不跳忠字舞,就是對毛主席不忠,這顯然是一頂政治帽子,我受不了他那張狂勁,便私下對他說:「跳不跳忠字舞,與忠不忠沒甚麼關係嘛。照你這麼說,壞人只要跳忠字舞,就是忠;好人不跳忠字舞,就是不忠了?」

不料,他竟向公社打了小報告,公社幹部說我對跳忠字舞向偉大領袖表忠心有牴觸情緒,詆譭全民跳忠字舞的偉大意義,思想有嚴重問題,令生產隊對我進行批判,並說,若我態度不好,就拉到公社或大隊召開的批判會上批鬥。我父親得知此事,著了慌,去找大隊書記董開華,請他從中說情。董開華到生產隊找到隊長,問他:「東子(他一直這麼稱呼我)到你們隊來幹甚麼的?」隊長說:「來當社員的,他還能幹甚麼?」董開華說:「他除了來當社員,還是來接受你們再教育的。知識青年要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說明他們還不成熟,有甚麼差池,你們要教育嘛,沒有必要大動干戈,開甚麼批判會,隊裡開會教育教育他,讓他做個檢討算了。」隊幹部們一商量,又把批判會改成教育會,並對我說,你在會上做個檢討,就算了,我們就不追究了。

批判會是批「階級敵人」的,改成「教育會」,則是對犯了錯誤的同志進行教育,名稱一改,會議的性質大不相同,隊幹部的態度也溫和多了。董開華怕我不願做檢討,又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東子,我看你的性格像你爸,說話直。你爸不就是吃了說話直的虧嗎?你在會上認個錯,不要硬頂,公社那邊,我去說說,這事就過去了。東子,你下次說話可一定要注意呀!」

我也擔心事情鬧大,批判大會我見得多了,站在小學操場的檯子上挨鬥,可不是鬧著玩的。當天晚上,我在隊裡召開的社員會上「低頭認罪」,幾個幹部和黨團員,相繼發言,把我「教育」了一番,此事才算了結。

我「詆譭忠字舞」,被人告密,只是小事,畢竟未受甚麼處罰,我每次遇到招工、招生、參軍的機會,便有人大寫「人民來信」,使我一次次成為淘汰者,才是使我受害最深的告密。儘管那些「人民來信」是以揭發我父親的政治問題為殺手鑭,以毀滅我的前途,但其手段仍屬告密之一種。由於我深受告密之害,參加工作後,我給自己定下一個原則:無論何時,都不向領導打別人的小報告。這個原則,我一直堅持到離開工作單位。

而今,一些別有用心的人,為反對改革開放,極盡編造欺騙之能事,將那個逝去的時代描繪成天堂,說那個時代「民風淳樸,社會和諧」,並且極力鼓吹「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意義,以矇蔽未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年輕人,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無知地叫喊,希望再來一次」文革」運動,這的確是很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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