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4月17日訊】我們的村子很小,文革來了,湊齊四類分子不容易,究竟把「壞分子」的頭銜加給誰,當時是頗費了一番工夫的,最後是把村上兩個被認為是最聰明的人定為壞分子。
這兩個人,一個在天津銀行當過職員,一個在天津布店當過學徒。兩人算是村裡的知識份子,見過大世面,人緣也都挺好,自被打為壞分子,彷彿一夜之間老了幾歲,腰也變得彎曲起來,見誰都是一臉卑微,有人從身邊走過,會馬上停下來,謙卑地打過招呼,身子側轉,將路讓於別人,待人走過後才邁著細碎的步子小心走過,一臉淒惶。
銀行職員還寫得一手好字,真草隸篆無不精美,在今天一定是一個很有造詣的書法家,但那時卻成了加深自身罪狀的證明。家中收藏的字畫書籍被全部燒掉,毛筆硯台被砸爛,雖然後來經常被大隊叫去寫各種大字報,筆下的字跡仍是鐵鉤銀畫、蒼勁有力,但他那誠慌誠恐的樣子,看了讓人揪心。
那時冬天特別冷,雪多且大,常常早晨一覺醒來,推門一看,已是大雪封門,足有一尺多厚。村上街道掃雪,都是此二人的事。每次下雪,他們必須早早起來,將雪掃淨,等村人都起床了,主要道路上已見不到積雪。
他們的任何一點不慎,都可能為自己招來屈辱。任憑他們怎麼小心,也不能保證自身的安全,不測之禍、不測之辱隨時會降臨到身上。有一年秋收時,生產隊的馬車拉高粱,中途遺落了幾穗,正好被布店學徒發現,便隨手撿起,放在自己的背筐,進村時被人看到,立即遭到民兵一頓暴打,並將高粱穗串成串,掛在脖子上游鬥,自已敲著鑼,走一步喊一句「我是偷盜分子」,那種對人格的侮辱,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
1976年毛去世時,銀行職員晚上喝了兩盅酒,被人舉報到大隊。這個時候竟敢喝酒,當然是對偉大領袖懷有刻骨仇恨。這不是一般的酒,是慶賀酒,是反攻倒算酒,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大隊幹部立即組織民兵抓人,連夜召開批鬥大會,辦了一個多月的學習班,強迫徹底交待自己妄圖變天復辟的險惡用心,並不時招來一頓拳打腳踢,一個月後被放出來時,人瘦得只剩一把骨頭。
這兩人都有幾個兒子,而且個個聰明帥氣,但因受家庭影響,都找不上媳婦,成了老光棍。文革結束摘帽時,兒子們早已錯過了結婚成家的年齡。前年,銀行職員的最後一個兒子死去,一家人就此斷了根。布店學徒只有小兒子娶了媳婦,還腦子有毛病,生了個傻兒子。兩個家庭,就這樣輕易地毀掉了。
――轉自《黑五類憶舊第十期》,焦國標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