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3月28日訊】1952年2月8日，盧作孚在重慶服安眠藥自殺。雖然當時重慶的黨報、新華社的《內部參考》都曾報導過他自殺的消息，但是長期以來圍繞他的自殺還是籠罩著一層迷霧，尤其對於他的死因一直沒有清晰的線索。當時「三反」運動還剛剛揭開帷幕，民生公司開了一次動員會，矛頭指向了他，但他尚沒有遭到似乎足以致命的攻擊。他為什麼要選擇自殺？試圖揭開這個謎底是一項艱難而浩大的工程，如果沒有足夠的耐心、尤其是足夠的勇氣，這是不可想像的。趙曉鈴不斷地尋訪當事人，不斷地查閱原始檔案，跨越十二個年頭，她終於搞清楚民生公司一步步通向毀滅的那三年發生的事情，盧作孚自殺的線索也由此變得清晰起來。這不是一部講述民生公司輝煌的歷史，而是民生公司的毀滅史，也是盧作孚的自殺史。

站在1949年的轉折點上，當時在香港的盧作孚至少有四條路可以選擇，一是去台灣，張群、葉公超等政要曾一再勸說他走這條路，但他拒絕了；二是去美國寫回憶錄，安安靜靜地去總結二十幾來辦民生公司和建設北碚的經驗，摯友晏陽初會為他安排一切，但他謝絕了；三是留在香港，憑他掌握的那些輪船，「船王」恐怕就輪不到後起的包玉剛；四是北上，回到經歷了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大陸，1950年6月10日他最終選擇了北上之路。即使選擇了回來，他也可以留在北京，以工商界頭面人物的身份擔任風光的榮譽職務，這也是新政權求之不得的。然而，他沒有任何猶豫就選擇了回重慶民生公司，他生死與共的那塊土地，回家之路，就是通往死亡之路，也許他壓根就沒有想到過。他心裡念茲在茲的只是他的事業，他的民生公司，他不願甩下不管。其實，他不是民生的老闆，不是資本家，當然他也不是人們通常理解的職業經理人，而是企業創辦人，在晚清、民國的企業史上，幾個最具影響力的實業家同屬這一類型，比如張謇、范旭東等，他們本來沒有資本，在企業的股份微不足道，或幾乎沒有什麼股份，卻因為手創企業、為企業成長付出了長期努力，成為企業的靈魂，與這個企業有著密不可分的血肉關係，甚至到了企業即他、他即企業那樣一種程度，這也許是中國企業史上一個獨特的現象，不知道在其他國家的企業史上是否可以找到類似的例證。盧作孚做出北上的決定，在內心並無太大的掙扎，因為他的根在重慶，如同他和兒子說的：「我對事業負有責任。」就是「責任」這個詞，注定了他最後的命運。

為了民生公司的生存，他希望「公私合營」，通過加入「公股」，獲得民生急需的運轉資金，他與新政權對公私合營的理解並不相同，結果將是什麼，他並不明白。在合營之前的過渡時期，公股代表就已進入民生公司，「大小人事安排，清洗、降職處理，亦都由他們做主。」「調訓」、「逮捕」、「管訓」，風聲鶴唳，隨時可能發生的人事變動，令人惶惶不安，眼看著與他一起篳路藍縷創造了民生奇蹟的高中層幹部一個個遭打擊，或被清洗，他卻無能為力。他多年的得力助手鄭璧成先被關押後被除名，鄧華益被「資遣」，民生機器廠廠長陶建中慘遭槍決，給他的震撼怎麼估計都不會太過分。他深知「舊有人員搞完了公司就垮了。」這位把事業看得高過一切的實業家，為實業救國的理想奮鬥了大半生，他把民生公司看為寶貴，把民生的一條條船看為寶貴，他更把民生的員工尤其被以往歲月證明的民生管理團隊看為寶貴，當然在他心中還有他和民生同人共同締造的「民生精神」。目睹劇變之際，那寶貴的一切一天天失去，他內心的那種挫傷、痛苦無人可以體會，他連妻子都無法傾訴。

不願做大炮，願意做微生物，信奉漸進改革路徑的盧作孚遭遇了一個與此相悖的時代，趙曉鈴轉述了他早年對這一問題的深度思考：「因為社會不是急遽改革得了的，而施強迫的手段，每每弄到瀰漫了愁怨或恐怖的空氣，縱然能由強迫得著預期的結果，也未必就如預期那樣圓滿或迅疾，可使一般人深深印了愁怨或恐怖的刺激，而一切引起這種情緒引起的行為成了積習，更是人類一種痼疾！」正是在「急遽」改變的政策、心態支配之下，「強迫」導致的「愁怨或恐怖」籠罩在整個民生公司，也籠罩在盧作孚身上，這種「愁怨和恐怖」漸漸地吞噬了他。與政治運動相伴隨的是事故不斷，從1950年到1952年8月，民生就發生了海損事故502件，平均兩天一次，死亡232人。新政權在民生公司沒有「徹底改革」之前，不願借款維持……所有的這些，都讓這個無比樂觀、有著強大生命力的小個子產生了不可挽回的絕望感，他眼看著手創的事業在塌陷，卻無能為力。

儘管那時「三反」運動還沒有如火如荼，僅僅在動員階段，但是動員會上的氣氛進一步加深了他的絕望感，絕望感的不斷累積到了不能承受的限度，他想到了最後的自衛，就是他至少還有自殺的權利。一個畢生為理想奮鬥、長期受人尊重、享有巨大社會聲望的人，在被刻骨的絕望包圍時，保持尊嚴和體面的道路卻是狹窄又狹窄的。自殺對他是一種解放，幾乎成了他最佳的選擇。上海「三反」運動中，被捕的企業家200多人，其中自殺的48人，許多人選擇了最簡單的跳樓方式，那些自殺未死的，未來的命運不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