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3月27日訊】我的父親董准，字渭川，是近現代著名教育家，200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董渭川教育文存》是該社「中國近現代教育家文庫」中的一本。
1951年2月，父親應孫瑜、趙丹之邀，觀看了他們創作的影片《武訓傳》，並應約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影評，肯定了武訓行乞辦學的義舉。該片劇本經中宣部審查通過，攝製款由國家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撥付。公映後，從中共高層朱德、周恩來到一般觀眾，好評如潮，然而卻引起毛澤東極大不滿。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經毛兩次修改定稿的社論，點名批判了肯定《武訓傳》的10篇文章。父親的那篇影評排在第11位，因版面所限，沒有被點名見報。這篇社論立時在全國煽起一場聲勢浩大的電影《武訓傳》批判運動，周恩來被迫作了檢討。父親除在北師大和九三學社接受大大小小批判並多次違心檢討外，還根據校黨委的指令，將這些檢討整理成文，發表在《光明日報》上。
1951年底掀起「三反五反」運動，父親再次挨整，排在北師大被「洗澡」教師行列的頭一名。與此同時，我四姨夫家裏也上演了挖地尋金的鬧劇。四姨夫當時是北京市郵政局的一個小頭頭，他的正讀中學的女兒，聽了學校「五反」鬥爭動員報告，便跑到市郵政局「五反」領導小組，告發她爸爸貪污，她的根據是她爸爸長得胖，外號「胖子」，肯定是常用貪污來的錢背著家人大吃大喝的結果。她爸爸一到節假日就到單位日夜值班，她由此推斷，準是乘單位無人，盜竊公家財物。市郵政局的人在她的帶領下，回家翻箱倒櫃，搜尋她爸爸從單位偷來的金條，屋裡院內刨土挖地，找藏匿的金條。
有親生女兒揭發，我四姨夫馬上被單位關押，日夜輪番審訊，我四姨也被市郵政局多次傳喚詢問。他們的女兒則因政治鬥爭積極，立場堅定，大義滅親，立刻被批准為青年團員。
北京市郵政局對這起案件的調查結論是：我四姨夫經手賬目清楚，並無貪污盜竊行為，「家裏藏有從單位偷的金條」的事根本不存在；我四姨夫領導的小單位裡年輕人較多，有的趁節假日公休時間補習文化，有的利用節假日談戀愛解決婚姻大事，他為了照顧年輕同事，就主動在節假日到單位代為值班。這個調查結論雖然使我四姨夫的冤案得雪，但他精神和皮肉之苦都已受盡，從一個胖子變成了一個瘦子。
1957年共產黨反右整風時，父親的態度是消極的。直到5月13日，時為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常委、北京市人民代表和北師大副教務長的父親，才在教育系教師整風小組會上作了他在共產黨整風中的第一次發言。6月8日，「反右鬥爭」正式開始，校黨委按照早已擬定的計劃，在全校組織「左派」，對包括我父親在內的「待定右派」進行揭發批判。一時間，大字報、批判會鋪天蓋地而來。父親對共產黨由黨內整風突然轉為整黨外人士的作法感到困惑和難以理解，就跑去找國務院參事盧郁文問詢。他與盧早年私交頗好，既為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同學，後又同到北伐軍「鐵軍」張發奎部政治部工作，父親任東海中學校長時還聘盧為教務主任。中共建政之初，盧當上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副秘書長。
父親此去找他，只是想和他談談心，問問共產黨態度的變化到底是怎麼回事。不料盧郁文只冷冷地講了幾句空話，就打發我父親離開他家。後來得知，盧早在1957年5月中旬，就在國務院參事室鳴放會上反駁過對中共黨內弊病的指摘，此時他已將我父親視為敵人。
父親又去找時任國務院二辦（文教辦）主任的林楓。林原名鄭伯喬，東北人，1926年我父親在南開中學任教時他正在南開中學讀書。在南開中學的一次學潮中，林被校方開除，我父親見他無處可去，便把他帶在身邊，並供給衣食。1927年暑假，我父母帶他到了武漢。1928年父親任東海中學校長，也安排他在東海中學當事務員。後來他專職革命，改名林楓，中共建政後一直是黨政高幹。父親找他也只是想和他談心解惑，可林楓竟閉門不見。這時，我父親才親身體會到，共產黨真的是「鐵面無私」。
父親在共產黨整風中的發言，大都是對別人已揭露的事實發表感想或重複別人的意見，都是他個人的感受，並非與某幾個人串聯後商定。單憑這些，遠遠達不到共產黨所擬定的右派標準線。30多年後，一位年長的知情者私下告訴我，我父親被劃為右派，全在於我四姨家表姐的揭發，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五反」時大義滅親、誣告自己父親的表姐。此時她正在北師大歷史系讀四年級，面臨畢業分配和加入中國共產黨兩件大事。她體察到校黨委的意圖後，寫了一張大字報，捏造我父親的反黨言論，並說這些惡毒言論是她在我家坐在父親書房裡的沙發上聽我父親親口說的，除她之外，誰也不知道。校黨委得到外甥女揭發姨夫的罪證，如獲至寶，立即將這件過硬材料拋了出來。
父親在會上聽到我表姐的揭發材料，惱怒至極但無從辯解，會後就氣呼呼地回到家中，一進門怒沖沖把身上的錢、物、證件全掏出來放在書桌上，而後就向屋外衝去。當時我正在家裏複習功課備考高中，看到父親舉動異常，便連忙跟了出去。他走得飛快，無論我問他甚麼話，他都不搭理，我只好小跑著跟他走出校門，又跟他上了331路公共汽車。我掏錢買票，跟他來到頤和園東門口的汽車總站。他下了車，直奔頤和園，當時已經閉園，父親謊稱他是園內教工療養院的休養人員，混進園門。他一進園就朝昆明湖疾走，我突然意識到，父親這是要投湖自盡，以表明自己從未對我表姐說過那些反黨言論。此刻我特別想找人把父親攔住，但四周並無一人，我只得緊緊地跟在父親身旁。來到昆明湖左岸，我就緊護在父親右側，儘量把他推離湖邊。
這時剛巧有一群收工的園林工人經過，我連忙停腳懇求他們把我父親攔出園外，但他們個個毫無表情地盯著我，彷彿在看一個怪物。眼看父親獨自走遠，我顧不得和工人們再說下去，拔腳去追父親。那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十七孔橋頭銅牛腳下，滿湖平靜的水面唯獨在這裡翻滾激盪，發出陣陣轟鳴並形成一個深深的漏斗漩渦。父親衝過去就要向下跳，我抱住父親，用腳使勁抵住護岸石塊的稜角，死命地把他推離湖邊。我們僵持了一會兒，近60 歲的父親畢竟沒有我的勁頭大，只好長歎一聲隨我出了頤和園。但他說甚麼也不回北師大宿舍，而是執意要去我四姨家。我怕父親乘公共汽車時再出意外，便叫了兩輛三輪車直奔我四姨家。在那裏，父親當著我四姨的面，要用沾上水的手去觸摸電門，以抗議外甥女的誣陷，但被我四姨制止了。
在我即將升入大學三年級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得知當初誣告自己的父親和姨夫、時為師大附中黨支部書記的的表姐李毅，被革命小將揪鬥，剃了陰陽頭，我生怕家裏又要遭劫，馬上給父母寫了一封信，「勒令」他們辭去照顧父親的保姆（父親1962年小中風，1965年再次中風，臥床不起），暗示他們準備自保。我父親終於還是成了眾矢之的，學生們喊出了官方沒有明說的「摘帽右派還是右派」的口號，大字報、批鬥會接踵而至，連父親在校醫院看病的收據上都註明「右派」二字。
父親被「摘帽」後，主要從事教育史方面的資料工作，同時給教育史專業的研究生開講古代教育典籍課。革命小將抓住他是教授，並在講課中講「士為知已者死」，上綱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狂吠『士為知已者死』」，大加聲討，並衝來抄家，以獲取罪證。
不但是父母的住房，就連我單獨居住的小屋裡的書櫃、抽屜甚至床下，都被翻動很多遍，家中一批珍貴古籍、明代的幾塊古墨、一批私人照片（主要是父親年青時在北伐軍「鐵軍」張發奎部任職的照片）和集郵冊中的清末大龍郵票等等，都被當做四舊罪證抄走。不久，造反派以「右派和反動權威根本沒有資格住這麼好的房子，只配住豬圈」為由，強迫我父母搬出小紅樓宿舍，遷到一處不足10平方米的陰冷朝北的小屋，二人只一張單人床、一張小桌、一把椅子和一隻做飯用的火爐。
小紅樓宿舍我家門上，交叉貼了兩張封條。我平時住校，一天回家，看到封條，嚇了一跳，趕快向造反派打聽，才找到父母的棲身之處。年近七旬，且已臥床多年的父親，經此變故，身心又一次受到沉重打擊，話音變得模糊不清，但腦子還很清醒。我每次回家，他總是很認真地閱讀我帶回去的各種小報材料。一次，他用手指點著林彪的照片，費了很大勁說：「奸……奸相。」嚇得我趕緊捂上他的嘴，生怕被負責監視我家的造反派看見聽到。
文革期間「外調」活動極多，目的大多是為整倒對立派的某個人。有的外調人員，為獲得對本派有利的材料，不惜對被調查者使盡威逼利誘手段。我父親因結識人較多，向他瞭解情況的外調者也就很多。他們拿著學校造反派開具的「董渭川務必老實交代清楚」的條子，頻繁來到父親病榻前。對所有外調人員的提問，父親都堅持如實回答，從不任意亂說。
一次，中共中央黨校兩個外調人員，專程來查證時任黨校校長的林楓的歷史，多方引誘我父親說林楓是叛徒，並許諾，只要寫了林楓是叛徒的材料，就此即可在政治上徹底翻身。我父親絕不跟風，也不記恨林楓曾在自己找他時他閉門不見，堅持實話實說。兩個外調人員見我父親這麼「頑固」，惱羞成怒，為洩憤，乘我母親不備，順手偷走了桌上父親的一塊歐米茄手錶。母親當即跑去將此事報告給學校造反派，卻受到「你這是誣蔑革命造反派」的一頓訓斥。幾個月後，師大革委會突然把我母親叫去，發還了這塊手錶。原來中共中央黨校造反派組織分裂，來我家外調的兩人已分屬兩派，在兩派的互相攻擊中揭出了此事，便把偷去的父親手錶退了回來。
為讓久躺的父親能起來坐坐，稍稍活動，母親和我請求造反派批准我們從查封的家中搬回沙發等幾件傢俱。父親看到沙發，掙扎著下床，到沙發上坐了一小會兒，這給母親和我一個極大的安慰。哪知此後不久「反擊二月逆流」，父親竟被誣為「借搬傢俱大搞翻案的急先鋒」，居所再次被抄，從家中搬來的沙發和我新購的必需傢俱物品又被掠一空，居所裡外還貼滿了大字報。
1968年9月15日，我回家告訴父母我的畢業分配方案。母親和我給父親擦了一個澡，我俯身抱起父親，臉對臉地扶著他，父親睜大雙眼緊緊注視著我，好像要說甚麼，可是已經虛弱得發不出聲了。就在我凝望父親的一瞬間，我對父親「淪為右派」後給我身心造成嚴重創傷的怨恨頓時化為烏有，想到的是他既遭國民黨通緝又被共產黨誣陷、坎坷而又光明磊落的一生。給父親擦完澡，母親和我給他更換了衣服和床單，安排他舒舒服服躺好後，我們才開始吃午飯。寂靜中忽然聽到父親發出輕微的「咯」的一聲，我趕緊起身去看，父親已經永遠睡去了。我馬上到校醫院，請醫生到家裏驗看並開死亡證明，內科主任趙大夫拒絕到「摘帽右派」家出診。我陪笑臉，說好話，央求另一位大夫到我家來，之後又趕緊到駐校工人、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去報告。宣傳隊員們正在辦公室午睡，幾個年青隊員剛聽我說了一句，就從床上蹦起來，興奮地大叫：「死了一個人！死了一個人！！」邊穿上衣邊要到我家來看。當看了校醫院開具的自然死亡證明後，他們都洩了氣，冷冷地開了個介紹信扔給我。我拿著介紹信，到設在西單的火化廠辦事處，辦理火化和購骨灰盒手續。辦手續的人，用手點著介紹信上註明的「摘帽右派」字樣，同樣冷冷地說：「這樣的人骨灰一律不留。」
當初我是被北師大附小保送上的初中，因而還想繼續在北師大附中讀高中。父親被劃為極右後，我突然感到自卑，覺得能有個學上就謝天謝地了，因此被口碑不佳的北京七中錄取時，我甚至暗自感到慶幸。該校地處城鄉結合部，社會環境和學生成分複雜。
入學不久，七中的校行政和共青團委就把我叫去談話（我一上初中就以少先隊中隊長的身份加入了共青團），要我認清形勢，與父親和七中的右派教師劃清界線，至少每兩個星期交一份思想匯報。當時北師大已經停止了父親的一切教務教學工作，改為打掃衛生和抄寫資料。因曾經自殺，而自殺是「自絕於人民」，於1958年2月又被補劃為「極右派份子」，按五類處理，即送京郊農村監督勞動。當時對右派份子有六種處理方式，即免予行政處分、降職降級、撤職、留用查看、監督勞動和勞動教養。母親原在全國婦聯辦公廳任處級科長，本擬1958年底提升副廳長，父親成了「極右」，母親也被迫辦了退休手續。我表姐李毅則因在這場反右鬥爭中大義滅親，被批准入黨，留校當上北師大歷史系的助教，大半年後被派到師大附中歷史組當組長，後來升任師大附中黨支部書記。
我的一位小學女同學，父親被劃「右派」後，母親立刻劃清界限，與其父離了婚，並把她留給父親撫養。高考前，她父親因正接受批判，為讓她能有個安靜環境好好複習，便把她送到一個朋友家寄宿。誰知父親的這位朋友居然強姦了她，奸後還得意地說：「你去告吧，沒人會相信一個右派崽子的話。」這遭遇強烈地刺激了她的神經，後來她考上農業大學，常於晚間突然闖入男生宿舍賴著不走，或睡到半夜爬起來，脫光衣服到水稻田中間站著讓蚊蟲叮咬，諸如此類，令人匪夷所思。大學畢業後，她被分到專業根本不對口的蓄電池廠，廠裡專門安排她做別人不做的危險工作，結果中了很嚴重的鉛毒。
我的三年高中幾乎沒上過甚麼文化課，大部份時間是上街叫賣報紙，除四害打麻雀，在鐵道邊挑磚抬煤，為修人民大會堂到前門拆除舊房，到香山植樹造林，修建十三陵水庫，在七中鑄造車間每週翻砂澆鑄四天，等等。香山種樹，我曾背扛著32棵松苗從山腳無路處爬上山腰，一天往返4趟。修建十三陵水庫，因土籃裝得過滿過重，我曾挑斷3根扁擔。在七中鑄造車間，上午蹲在地上做砂型，下午端火、倒火（澆鑄）。一次與同學合抬滿滿一大包鐵水（端火），重達四五十公斤，前邊的同學手一顫，鐵水從包內飛濺出來，熱鐵水一落到濕地上，就「撲」地一聲迸射出無數火花，把在後首抬承重手把的我的手腕燙出一串燎泡。我雖疼痛難忍，又不敢撒手，怕一撒手鐵水包落地爆炸，將我們兩個抬包人都燙成重傷。還有一次，端小包倒火時，因鐵水燙穿包體急淌直下，一片鐵火頓時流到我腳下，燒燬了我的鞋和褲。修十三陵水庫，規定年滿18歲才能去，我當時剛滿17歲。我之所以這樣透支體力地勞動，既是在誠心誠意為父親贖罪，也是自己與父親「反動思想」劃清界線，可似乎所有的人都沒有注意，得到的只是周圍輕蔑不屑的目光和頻繁整團（整頓共青團內錯誤思想）中大家的「批評幫助」。從此我開始學著隱忍，對任何事都保持沉默。
我小學時就展露出表演天賦，初中時是校話劇團導演組成員，到了七中又和一些同學創建了校話劇團，因而高中畢業時，我信心滿滿，準備報考戲劇學院和電影學院。我把這些年我改編的話劇劇本，寫的導演闡述和舞台設計，平日寫的文學習作，等等，厚厚一摞，都作為報考材料，交到電影學院考點。在藝術初試時，我覺得特別幸運，因為所考內容都比較簡單，特別是在我認為最難的圖畫分析考試中，我抽到的那一幅畫，居然是我前一天請七中美術老師幫我分析過的。
初試榜上，我列名第一。進了複試考場，主考焦老師拿著我的報名表問：「你父親是誰？」我如實回答後，焦老師提高了聲音又問：「是北京師範大學的那個嗎？」我回說是。他點點頭，環視著周圍說：「好了。叫下一個。」在考官和考生眾目睽睽之下，我突感五雷轟頂、無地自容，趕快低頭退出考場。以後的文化課考試，我雖然參加了，但面對試卷，我的思想總是集中不起來，腦海裡反覆出現複試考場上的情景。
缺了複試成績和文化課成績，我當然不可能考上藝術院校。半個月後，我又隨同學們參加了普通高校的入學考試，聽說當年（1960年）高校大規模招生，全北京市高中畢業生都被錄取也還招不滿。我想只要有個最差的學校上就行。考後等了一個多月，同學們都接到錄取通知報到了，我的通知卻遲遲沒來，我大著膽子去七中打聽，七中讓我去問市教育局，到了市教育局，他們又讓我去問七中。
從市教育局出來時，我無意中聽到兩個消息：一是北京高校因招不滿學生，調進了兩萬多名外地高中畢業生來京上大學，現在他們就在市教育局辦手續；二是市教育局扣著200多名「狗崽子」的考試成績，既不發給錄取通知，又不發給不錄取通知。我心灰意冷往家走時，突然想到當時中國兒童藝術劇院正在招生，以前我跟他們聯絡不斷，關係也很好，現在不妨到他們那裏試試。
兒藝的師友們熟悉我的情況，沒考我，只簡單交談了幾句就讓我回家等通知。剛離開時我很興奮，轉過幾個街角就冷靜下來，電影學院複試考場上的情景一再在腦海裡出現。兒藝的談話中沒有提到我的父親是右派，如果被兒藝錄取後再查出父親的右派問題，不僅我會被侮，和我談話的師友們也都會被責備。想到這裡，我馬上在路邊買了紙筆，向這幾位師友寫了封致歉信說明情況。當我把這封信扔進路旁郵政信筒時，心裏真是五味雜陳，既有對師友們說了實話而釋重負的欣然，又有對自己前途未卜的悲愴。
又了幾天，到電影學院考點取回我的報考材料時，看到了新疆電影製片廠的招生通知，我馬上趕往新疆廠招考點，交上剛取回的全部材料。他們翻了翻材料，當即就給我辦了入廠手續。我興奮已極，這下子總算離開讓我永遠抬不起頭來的家庭了，甚至在和父母話別時，我還用磕磕絆絆的語言批判了一通父親所說的「黨天下」言論。
到了新疆才知道，全國同一個天，而新疆電影製片廠又是收容全國電影界右派份子之地，因此我還得繼續背著父親的「右派」包袱老實改造。冬天夜裡，我常被叫起來，砸開廠邊河溝的冰層，給廠鍋爐房上水，完了回來再接著睡。做了和別人同樣的好事，別人可以得到表揚，而我卻無人理會。因不滿國家困難時期某些黨員幹部搞特殊化，偶發一句牢騷，立即引起眾人的注意和組織的批判。三年後，因貫徹國家「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文化部電影局決定新疆電影製片廠下馬，按「哪來哪去」原則遣散全廠人員，於是我又回到北京。
雖然在家吃喝不愁，但我總覺得呆在家裏壓抑，便跑出去找工作，可到處碰壁，最後找到離家最近的東昇人民公社，申請當農民，公社一口回絕：「你甚麼都不會幹，還得我們養你、教你，等教會了你，這政策一變你就會走，這虧本買賣我們不做。」
連農民都當不成，我的前途何在？這時父母讓我考大學，我不想考，因為大學絕不會收「右派狗崽子」。父親說他已經摘帽，和戴著右派帽子不同，再加上這些日子四處求職而不得的經歷，我就抱著反正無路可走就考考看的心態，第三次走進高考考場。對這次考試，我絲毫不抱希望，卻居然被北京大學錄取了。這太出乎意料。事後才知道，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了關於文化工作的會議，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交部長的陳毅，在會上脫帽鞠躬，向知識份子認錯賠禮，致使高校錄取時放寬了政審標準。
我抱著對陳毅的感激之情，決心在大學開始新的生活。入學報到沒幾天，班上唯一的中共黨員許錫慶，把我叫到他的宿舍。當時屋裡還坐著一個人，後來我才知道他叫孫機，是考古專業的「右派學生」（現在是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許用他那結結巴巴說不成句的話把我倆，一個右派，一個右派狗崽子，教訓了一個多小時，要我們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定期向他匯報思想。在開學第一堂政治經濟學課上，老師講了斯大林的一個甚麼理論，我因搞不清楚其中的邏輯關係，就在回宿舍的路上向班主任秦文炯請教，誰知他一張口就斥責我的疑問和唯生產力論者的反動言論差不多，把我嚇出一身冷汗。
開學之初的這兩記大棒，就此打滅了我開始新生活的夢想和求學熱情。獨往獨來，儘可能地忍辱寡言，做好隨時接受批評或批判的準備，就是我自那時起給自己制訂的生活方式。
文革大串連時期，母親惦念她的三妹，要我藉此機會去天津看看。我找到三姨，發現他們全家已很「自覺」地擠在一個小套間裡。我敲門進屋時，全家人的表情都顯緊張。不一會，套間的小門打開，三姨夫和五姨、五姨夫從裡邊走了出來，我吃了一驚。在我印象中，身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要員、河北省副省長的三姨夫，永遠西裝筆挺，正氣凜然；長期任中共河南省委書記的五姨夫，一向和藹可親；既是中共河南省委組織部長，又是鄭州大學黨委書記的五姨，最喜歡逗我玩，可今天他們都特別尷尬。
交談之中我才知道，時在河南農村當教師的我的小表哥，參加了造反派。他大義滅親，揭發五姨和五姨夫的滔天罪行。造反派組織一面將我的小表哥突擊入黨，突擊提升為縣教育局長（俗稱「雙突」），一面四處抓捕五姨夫婦批鬥。五姨、五姨夫是偷跑出來避禍的。言談中他們千叮嚀萬囑咐，叫我千萬不能把他們藏身天津的事說出去。我回京後把這些事都告訴了母親，她也只是歎息。
大學畢業那年，送走了辭世的父親，在那只講階級鬥爭、不講人性的年代，我只能告別年邁且身邊無人照料的母親，獨自來到內蒙古科爾沁草原。當年學校畢業分配的原則就是把我這樣的「右派狗崽子」和「問題學生」（我是「反聶元梓派」）發配到長城以北。
在草原上，我從事過多種勞動和工作。我本想一生獨身，以免我的子女重蹈我的經歷，可是又怕生病得不到醫治，或批鬥時被打傷無法治療，就與醫院一位不計較家庭出身的護士結了婚。當時看病必須報出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醫院拒絕給「地富反壞右」及與其相關的人看病。因寫獨幕話劇，我被誣指為劉少奇翻案，遭到批鬥。回京探親時，因捲入悼念周恩來的活動，險些被捕入獄。
在文化大革命進行到第八年的時候，我覺得「革命」之風似有減弱的趨勢，就向母親原工作單位全國婦聯提出申請，調我回京照顧老母親。聽說周恩來總理在北京醫院病床上批示，將我和妻兒一併調回。年近八旬的母親，得知這個消息十分興奮，可是盼了個把月還不見動靜。正疑惑時，母親碰到了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康悄悄告訴我母親，說中央文革小組誣蔑周總理是「右傾翻案風黨內最大的風源」，而毛澤東沒有表態。這個消息很快傳到科爾沁草原，這下子讓我和「右傾翻案風黨內最大的風源」連到了一起。那段日子，中共幹部又開始用異樣的眼神時時監視我。
1976年10月，毛澤東已死，我所在旗縣的中共縣委宣傳部長，代表中共盟委書記，向我因寫劇本被誣為替劉少奇翻案而遭批鬥的事道了歉。在全國婦聯的幫助下，我和妻子、孩子得以回到北京。為讓我更好地承擔起供養老母的責任，全國婦聯建議北師大安排我們工作。北師大雖然同意接收，但掌權者依然用對付「右派狗崽子」的辦法對待我和我妻子。校人事處的林處長，不顧我們老少三代五口人擠住一間十幾平方米房屋的現狀，要我應允「今後不得提出增加房屋面積」。歷史系的好心人實在看不下去，主動調給我們一間面積較大的宿舍。林處長得知後，竟到歷史系質問我，為甚麼又增加了房屋面積。林還不顧我畢業於北京大學歷史系本科的事實，安排我做歷史系資料員，「不能當教師上講台」。我妻子有在旗縣級醫院工作20年的從醫經驗，拖了半年就是不給安排在校醫院工作。當時北師大校園裡並不是沒有空房，歷史系也不是不缺教師，校醫院更不是不缺大夫。
1979年3月初，教育系黨總支突然給我家送來一份「右派改正審批表」和中共北京市委的批復件，要母親當即簽字認可。這大出乎我的意料。我父親不是已被「摘帽」了嗎？怎麼現在又來「改正」？冷靜一想，這「戴帽」和「摘帽」還不都是整人的權術嗎！我母親以「右派改正」事過於突然，我們思想上毫無準備為由，對審批表「現在意見」欄中的「經複查董渭川在五七年嗚放期間有錯誤言行」一句話表示反對，認為這是給整人者留下的一個口實。但拖了幾日，母親生怕會影響到我和我妻子在北師大的前程，才在審批表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當時教育系（中共）黨總支的人對「董渭川在五七年鳴放期間有錯誤言行」的詭辯是「誰都有錯誤言行」。難道有錯誤言行就必須被扣上政治帽子，並接受長達22年的折磨並株連家屬嗎？中共又憑甚麼給黨外群眾的錯誤言行定罪呢？更何況我父親在1957年所說的話，至今都找不出半點有錯誤的地方！師大校園里長期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解放初期，毛澤東請師大教授吃飯，羅志甫、李長之、董渭川幾個人藉故不去，所以1957年就都打成右派。」是不是沒去吃毛澤東的飯就打成右派我不敢說，但這幾位確實都戴上了「右派」帽子。
中共中央宣傳部原部長陸定一概括說，「我們那麼多年的工作，無非是整完一個人再整另一個人！」反右運動已過去53年，我父親被「改正」也已31年，人們提出，中共應對在反右運動中受迫害的知識份子正式公開道歉，明確宣佈反右運動錯誤，並予這批知識份子以精神損失和物質損失賠償，同時開放所有有關反右運動的言論禁區，以提供反思歷史的空間。這些正當、合理的要求迄今無法實現，但我深信這句廣泛流傳且屢試不爽的民諺：「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
1979年10月18日，北師大在八寶山公墓為我父親補開了追悼會，父親遣像前的骨灰盒裡裝的是他的眼鏡和一方印章。雖然父親沉冤得雪，但「三反」時幫他「搓澡」者，「反右」時批判他最厲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鬥爭他最狠者，當時在學校裡都還握有大大小小的權力。這些有權者仍然視我父親為「右派」，視我為「右派狗崽子」，視我妻子為「右派兒媳」，在那些卑視、不屑、甚至恨不得打殺我們的眼光中，我們一家子過得並不輕鬆。我們在校內的工作極其困難，特別是要辦成一件與自己有關的事，例如職稱問題，更是難於上青天。我的職稱，不但讓我從圖書資料系列的最低一級起算，還整整被壓了6年未得晉陞。我妻子的職稱，更是因為領導間的互相推諉，不知該進入哪個系列，弄到最後只拿了個行政正科級。
為徹底改變人們心目中我家的「右派」形象，更為讓老母和年幼孩子此後不再遭周圍人們的白眼和閒話而感自卑，我和妻子咬緊牙、忍著淚超負荷地默默工作。
我在歷史系資料室默默而有成績的工作，為心懷嫉妒的龔系主任所不容，逼我離開歷史系到圖書館。雖然同是從事圖書資料工作，但還得從最低層工作做起。我妻子在正常上班和回家照看孩子做家務之外，擠時間到北醫三院進修運動醫學，並參加光明中醫大學的函授，連回家做飯手執鍋鏟時都在背英文和拉丁文單詞。多年後，在人們的白眼和閒話中，我們的艱韌努力得到回報。我在北京市取得了圖書資料系列的最高職稱，並在學校圖書館建立了圖書館學碩士點，發表了百餘篇文章，出版了13種工具書和4本專著，其中有半數獲得過各種獎勵或再版，成了有權評議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的國家級專家，還被國外幾個學術團體聘為顧問。我妻子不但成了學校體育代表隊的隨隊醫，而且能融經絡學說與西方體操為一體，創編出獨特的經絡健身操，成書後一版再版。校園裡注視我們的目光從卑視不屑變成了尊重，對我們的背後指點變成了羨慕。我們不僅做到了沒讓孩子在心靈最脆弱的年紀背上「爺爺是右派」的包袱受到歧視，影響成長，而且出版了歷30年蒐集整理完成的父親遺著，向世人展現了董渭川一代教育名家的風彩。（註：不幸的是，類似右派和文革的迫害在今天仍然一再重複著，只是換了不同的打擊對像而已）。
――轉自《黑五類憶舊第十期》，焦國標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