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3月23日訊】在北京北大、清華等高校，從二十歲出頭到年過花甲的旁聽生數以千計。這一群體懷揣自己的夢想，在京過著窘困的生活，未來的出路更是渺茫。

心存夢想 棄家旁聽

據新京報22日報導，3月7日，北京大學紅三樓門前。「走了啊，小常。」一名教授和26歲的常俊曙打招呼。「您慢走。」常俊曙微笑著回應。等老師們全都離開辦公樓，常俊曙將大門上鎖，把辦公樓各層巡視一遍，最後關上樓道的燈。常俊曙是紅三樓保安員，另一個身份是旁聽生。每天下午5點至次日清晨，是常俊曙工作時段。「我喜歡北大，夜裏在這上班，白天在這聽課。」他說。兩年前，徵得父母同意後，常俊曙揣著1000元錢來到北大旁聽。

今年2月，52歲的范國梁來到北大當旁聽生。在浙江老家，他有3個孩子在上學，家裏的菜攤也需要照看。因為家裏窮范國梁只讀了3年小學，輟學後與家人賣菜為生。得知自己是宋代理學思想教育家范浚第28代孫後，范國梁迷上研究先祖范浚的古籍。放棄老家賣菜生意，范國梁帶著一些積蓄和行李來京。臨行時，他對妻子說「先去看看」，但他心裏想好了兩三年內不會回去。

跟年輕的旁聽生不同，69歲的李文超說，他來北京高等學府旁聽的目的，「只想學習知識，沒有功利性，毫無旁念。他們想要更好的生活。」
這位貴州的老人，2000年退休後，2001年以總成績286分獲得全國大齡考生第一名，被貴州師範大學破格錄取。本科畢業後，他又連續5年旁聽該校研究生課程。這次赴京，是到北大和清華旁聽博士生課程。

生活窘迫 「半工半讀」

常俊曙的1000元錢，到北京後很快就花完了。租了房子、買了電腦和各類生活用品，范國梁已花了8000多元。經濟開始緊張的他，不好意思跟老家的妻子要錢，暫時接受朋友的支援。好不容易找到工作，成了北大的保安。北大紅三樓一樓的樓梯間被一道半米寬的木門隔出來，不足4平方米就是常俊曙的住處。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

施經軍初來旁聽時，租住在北大吉永莊附近的一處平房，房租每月220元，只有5平方米，漆黑、陰冷，只能放下一張小床和一張桌子。那是房東家的儲藏室，還用來養過狗。如今，施經軍在北京找了一份企業內刊的工作，單位也給安排了住處，生活相對穩定。「單位的領導看過我寫的文章，覺得我有才華，同意我和那些本科生一起被錄用。」他說。

23歲的王小兵，2006年辭去工作，帶著女友來京當旁聽生，目標是考研。「女朋友為了陪我來北京，辭掉了工作。當時我想，要是考不上，我們就分手，不能耽誤人家。」住在六郎莊的出租房裏，王小兵邊旁聽邊複習。沒有工作，積蓄很快花完了，兩人不得不去找兼職的工作。「那時最痛苦的事就是沒錢，精神壓力太大。」他說。

身份特殊 倍感孤獨

旁聽生無法真正融入正式生的群體，孤獨如籐蔓般纏繞著他們。多名旁聽生說，有時教室裏同學太多，座位全滿，旁聽生只能自己搬把椅子坐在過道裏，「我們怕異樣的眼神。」

常俊曙說，吃住、讀書、工作全在北大校園裏，這裡已成了他的家，但是有的「家人」並不看好自己。去年，常俊曙第一次考研落敗，保安隊裏的一些人覺得這樣的結果再正常不過。一名保安員說，隊裏知道常俊曙在考研的保安員都會議論，「人家正式本科生都未必能考上，更別說他是大專畢業了。」

如何面對孤獨，破解孤獨，施經軍這些年一直在努力。雖然他在一家公司得到編輯內刊的工作，但那些比他年輕、學歷高的同事們並不怎麼願意接近，甚至排擠這個只有高中學歷的外鄉中年男人。「我喜歡在不同的高校旁聽，一間教室幾十人的『大課』，學生們之間也都不太熟，更沒人知道我是誰。」

「代價太大」 出路在哪？

離家時，范國梁跟妻兒未說明來京當旁聽生，「如今家鄉媒體報導我了，妻子肯定知道了，可她沒問，我也不說。」雖然覺得並非長久之計，他還是決定「先拖著吧」。但出路又在哪？無論已旁聽15年的柳哲，還是剛到京1個月的范國梁都面臨著思考和選擇。

王小兵通過旁聽和複習，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學的研究生，如今在香港中文大學讀博。他說，自己是比較幸運的一個，「很多旁聽生都想通過這個途徑改變命運，但代價太大了，現實能把人的精神壓垮。」

得知王小兵的經歷，常俊曙很興奮，「這正是我要走的路，考研，考博，最好以後能到大學裏任教、搞學術。」今年1月，常俊曙第二次考研，報的是北大中文系。專業課全都及格了，但38分的英語成績拖了後腿。「如果這次還沒考上，就再考一年。」

北京大學教務處相關人士表示，北大並不排斥外來人員旁聽。原則上，在北大旁聽需要按照課程學分辦理旁聽證，但不少旁聽人員不願花錢辦證，實際旁聽生數量尚無統計數字。北京有多少人在做著「文憑」夢，他們的出路如何？無法知道，但相信更多的游學生難以「圓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