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3月13日訊】中國政府計劃中增速降低、支出擴大和壓抑房價，以及壓抑物價和刺激消費，均呈現矛盾的微妙平衡，實施起來有相當的難度。另中國貧富懸殊的現實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火藥桶，現在有民間分析者認為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超過0.5的極端水準，成為全球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各項數據均顯示，中國的經濟難關即將到來。
中國大陸今年的人大和政協兩會，總理溫家寶對未來五年中國政府的工作進行了工作報告。在預料之內的，溫家寶對中國政治改革片言未提，甚至連行政體制改革都付諸闕如，但花了大量的篇幅談及中國的經濟發展。
最引人注目的，是溫家寶對第十二個五年計劃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速度，定下了每年7％的調子。7％雖然不低，但比起從2005年到2010年的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的平均11％，卻大幅下降了4％，增速下降幅度達到36％。分析家認為，中國政府計劃中增速降低、支出擴大和壓抑房價，以及壓抑物價和刺激消費，均呈現矛盾的微妙平衡，實施起來有相當的難度。
經濟增速降低三成六
過去五年，中國大陸經濟增長的官方數據是年均11％，而十二個五年計劃的目標是年均增長7％，下降幅度之大令人矚目。《華爾街日報》寫道「中國總理稱繼續高速增長」，明顯帶有西方特色的考量。因為7％，在歐美、日本都仍然是一個驚人數字，但熟知中國情況的專家卻琢磨到了北京的困境和無奈。
「7％，對中國大陸體制的社會來說，將構成極大考驗壓力。」長期觀察中國經濟發展，並在海外媒體撰寫專欄的廖仕明認為，過去三十年以來，8％的經濟增長數字是一條社會安定紅線，除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的個別年份之外，這是一個從未有過的「低速發展」。他認為，8％是中國失業率的界限，低於此數字，失業率有可能大幅增加，社會矛盾可能激化。
中國獨立經濟學者綦彥臣認為政府工作報告中對經濟增長的估計是現實的。「今後10年中國經濟持續衰退期是不可避免的，至於社會如何震盪我們就不清楚了，中國經濟不會再高速發展了。」他對《新紀元》記者做了一個形象的比喻：「進入滯脹期，就像人一樣，想喝水吧脹得難受，不喝吧胃也疼。」
過去的五年間，北京先是認為經濟有過熱的趨勢，因此進行「宏觀調控」，在貨幣政策和金融政策上收緊，並以壓抑大陸房地產價格和過度開發為調控工具。但在 2008年之後，鑑於國際經濟形勢的變化，北京轉而採取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方案，大量增加政府公共開支刺激經濟增長。過去兩年之間，中國政府M2貨幣發行量達到十六萬億，比正常年份高出兩倍半左右。
而為了維持人民幣匯率而被迫發行的人民幣，也給過熱的經濟火上加油。2008年末中國外匯儲備為1.9萬億美元，2010年末增加到2.8萬億美元，9,000億美元相當於接近6萬億人民幣發行量。
綦彥臣認為，未來五年，作為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獨角發動機的外貿出口，速度將會出現下降。「對外貿易有一個基本部份還是要漲的，因為是國際分工形成的一些東西，不考慮勞動成本，比如說中國的紡織品，但未來中國外貿形勢肯定要衰弱的，簡單地說出口規模要收縮。」
廖仕明認為，中國對外出口如果沒有結構上的變化，還是過去那些低端產品，將遇到後進國家的強力競爭，「目前中國製造的低端商品在歐美充斥，這裡有一個上限，價格再低，大家也不會大量增加消費了。」
房地產的上下博弈
中國政府面對的多重兩難局面，首先體現在房地產方面。
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表示，一些城市房價過高，造成了群眾的不滿。事實上，中國大、中城市房地產價格過高，已經造成了民眾，尤其是年青人群體的極度痛苦。
大陸政府提出未來五年每年興建一千萬套「經濟適用房」，以供中低收入階層居住，也是壓抑房價的一種策略。北京的想法是壓抑房價，第一是抑制經濟過熱，第二則是慢擠泡沫。在這次兩會上，中國銀監會主席表示，大陸銀行可以承受的上限，是房價下跌30％。房價越高，泡沫越大，未來下跌空間越大，銀行損失也越大，而社會可能承受的衝擊也越劇烈。
然而，過去十年以來北京多次以壓抑房價為核心的調控政策全部無疾而終，始終未能奏效，最大的原因在於房地產炒作，是中國地方政府的財政靠山。
去年，中國各級政府依靠出讓土地獲得的財政收入達到23,000億人民幣，佔據中國政府財政收入的20％。「地方的財政收入40％以上來自於賣地、房地產 ，」綦彥臣認為，「賣地的收入消減下來，政府的開支也將下來，地方政府城市規劃那些專案沒法做了。比如我對汪洋這個人印象還是不錯的，但是汪洋為了亞運會搞好，20億的預算搞到2,000億，擴大了一百倍。他的錢哪裡來的？大部份是賣地來的。」
中國地方政府嚴重超編，同時存在行政權力過大且無監督的問題。綦彥臣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支出無法縮減，「地方的縣長以前坐的是奧迪，你讓他換成桑塔納他高興嗎？他肯定不高興。」
土地財政走到盡頭？
「土地財政已經走到盡頭。」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全國政協委員厲以寧在兩會上這樣斷言。然而土地財政也像鴉片一樣，如此簡單、有效、低成本的收入方式，很少有地方大員會自動戒絕。
當北京以40,000億人民幣投入刺激經濟政策出台，各地政府也藉此東風大肆增加投資，資金來源除了出讓土地，就是銀行借貸。較早前中國大陸媒體的消息說，中國各地方政府的債務總額超過160,000億人民幣，等於中央政府全年的財政收入。
問題在於，大規模開發不僅僅是地方政府的財源，也是各級官員的莫名財源。大陸最新被停職審查的兩名部級官員，鐵道部長劉志軍及副總工程師張曙光，被稱貪汙金額都有數十億元以上，正是借助過去兩年鐵道部7,000多億元的大規模投資進行的。
有數據說，中國有約1,000萬上訪民眾，每年大約有120,000件群體性突發事件，大部份都和土地徵收和強迫拆遷房屋有關聯。各地政府為奪民利，手段殘忍血腥，網路和海外報導層出不窮，也正是因為這種巨大的官員群體和個人利益驅使。
刺激內需和壓抑物價
在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中國政府今年（以及未來兩年）最重要的工作，是控制通脹，壓抑物價過快上漲。
根據官方的數據，今年初中國消費物價上漲幅度約為5％，雖然被許多人批評為數據掩蓋了真實情況，但卻比官方定立的3％高出甚多。事實上，中國大陸物價上漲趨勢已經成形，是否能被壓住頗成疑問。
「通脹不可能控制得住，還不是中國政府能控制的，」綦彥臣如此肯定，是因為石油，「中國的能源70％的消耗是要靠進口，這個70％進口裡的又一個70％的能源來自於石油。」最近一個月，由於中東政局動盪，國際石油價格飆漲超過了100美元一桶。「在國內有房地產投資，在國外有石油漲價，所以通脹無法控制 。」
綦彥臣認為，石油漲價和美國有關：「前蘇聯侵佔阿富汗時期，美國沒法抑制他，就和盟友沙特增大石油產量，國際石油價格5個月跌了60％，原來30元一桶變成12元一桶，結果石油大國蘇聯損失了400億。實際上蘇聯在阿富汗的戰爭是被石油打敗的。」他認為，近期石油價格大漲，和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有關：「你外匯儲備幾萬個億無所謂，你就進口石油嗎，石油越來越貴呀，現在100塊錢，半年以後一桶300，很快就解決了。」
不過廖仕明認為，中國的通脹雖然有外部輸入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中國經濟本身的問題。「通脹的本質還是中國本身今年貨幣發行量過大造成的，包括銀行貸款數量大增，外幣購買釋出人民幣量大，以及政府支出大幅增加。」
中國最近兩年寬鬆的貨幣和金融政策，是最近兩年中國大陸經濟維持高速增長的原因，但同時也是通貨膨脹的基本原因。
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上表示，控制通脹和物價上漲，中國政府將採取經濟和行政控制的措施。「我的感覺是，北京以兩手準備對付物價上漲 ，」廖仕明分析說：「首先是以市場方式調控，包括增加供應，尤其是食品方面的供應，但另一方面，也絕不放棄行政措施，比如限制價格的方式以防萬一。」
有趣的是，在中國政府的經濟目標中，也有刺激國內消費成長的計劃。在通常的意義上說，刺激消費和壓抑物價卻是一對矛盾。比如在金融政策上，抑制通貨膨脹需要加息，以便把資金回籠，而刺激消費則需要降低利率，以使資金流入市場。
溫家寶的工作報告表示，今後數年，中國將「保持價格總水準基本穩定，把短期調控政策和長期發展政策結合起來，堅持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充分挖掘我國內需的巨大潛力，加快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新局面。」但他並沒有說明如何協調實施這種矛盾的雙向政策。
滯漲：沒有需求的價格上漲
綦彥臣認為，刺激內需很難奏效。「我剛做完一個報告，40％城市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包括買商業保險，加入保障系統，如何讓他們敢去消費？除非健康非常好。中國人要防老養老防疾病，人們不敢消費，即便知道100元5年後會貶到80元，他也要存。這是為了防止未來的風險，中國的財政制度不足以支援一個有良心的中國社會保障體系，內需上不來的原因在於，政府沒有給人民信心，人民也沒有信心去消費。」
過去五年，中國每年經濟增長約11％，但國內消費約增長10％。2008年，全世界家庭最終消費率為（GDP的）61％。過去十年，中國居民消費率由45.3％下降到35.1％，這個數字基本印證了綦彥臣的看法。
沒有消費增長的前提下，物價卻仍然持續上漲，就是經濟學界最憂慮的滯漲。綦彥臣認為這種可能性非常大：「中國製造業水準直上不平，跟政府胡亂投資有關係，比方修高鐵，修高鐵能解決一部份農民工就業，但畢竟是極少數的。原來投資1個億500人能就業，現在投資50億，也就300人就業。中國經濟不會再高速發展了，會進入滯脹期。」
廖仕明分析說，價格上漲本質上是錢多貨少，而漲價是從金錢中心向外擴散的。因此「資本密集型行業產品最先漲價，通常是股市和房市，然後是壟斷行業，包括能源、原材料，最後才擴散到普通人生活涉及的商品。」所以他認為，目前中國物價上漲，其實是最近兩、三年中國寬鬆貨幣和金融政策的必然結果。
貧富懸殊日益擴大
中國貧富懸殊的現實已經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火藥桶，以致於中宣部下令禁止公佈衡量社會財富分配狀況的基尼係數。三年前，中國研究機構的數據顯示，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危險的0.47，而現在有民間分析者認為或者已經超過0.5的極端水準，成為全球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國家。
貧富懸殊巨大，從來都是社會不穩定最最重要的原因。最近中東突尼斯、利比亞和埃及發生巨變，貧富懸殊巨大都是重要原因。
北京對此心知肚明。北京的策略，是壓抑房價，然後在通貨膨脹的過程中，適當調整普通民眾獲利的比例。通貨膨脹，本質上也是一個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但北京的這種政策，在中國現行政治體制下幾乎沒有可能。
廖仕明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特點，是越接近資本中心的人越容易獲得利益，中國的現實是權貴資本主義，所以是越接近權貴的人，越容易通過壟斷的資本獲得利益。問題在於，普通資本主義社會有政府作為仲介調節者，而權貴資本主義，政府本身就是權貴的中心，所以他們的調節結果只能對權貴及周圍的資本家更為有利。」
中國總理溫家寶最近向中國地產商提出了道德要求，要他們有「道德的血液」。這一方面說明中國政府並不想改弦更張，另一方面也顯示了北京的無奈。綦彥臣表示：「房地產老闆澄清說，我們身上都流著道德血液。這還是個制度問題 。」
香港經濟學家郎鹹平分析認為，中國房地產行業的高額利潤，約42％通過賣地和稅收進入了政府的腰包。在這樣的前提下，溫家寶要求地產商流淌「道德血液」，也確實顯示出北京的虛偽。
「北京本身就是問題」
3月4日，《人民日報》刊登題為〈中東巨變印證發展才是硬道理〉。文章表示，埃及、利比亞和突尼斯近年經濟發展速度只有4～5％，「無法消化國內大量新增勞動力」，因此出現了社會動盪，而中國因為有10％左右的增長，所以才能保持穩定。
該文在許多問題上有明顯謬誤，不是本文討論的議題，但中國十二個五年計劃把經濟增長調低到7％，卻距離中東動盪國家相差不過2～3％而已。
事實上，中國的失業率同樣不容樂觀。
在美國的中國經濟學者程曉農，曾經在北京體制改革委員會工作，他表示：「我做過專門的計算，中國政府現在隱藏了很多真實資料，比方講中國到底有多少勞動年齡的人口？中國政府國家統計局不敢公佈。如果根據勞動年齡人口和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就業人口計算中國現在的失業率就是30％左右 。」
過去多年以來，中國政府公佈的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5％左右，幾乎十年沒有太大變化。程曉農笑言：「那是個永久數字。就說不用查資料，也不用看經濟變化，它是固定的。所以，不會隨著真實情況的變化而變化。」
中國的農村人口不計算失業率，農民工不計算失業率。一個比較能夠反應問題的，是中國大學畢業生就業率，官方的數字是70％的大學畢業生能找到工作。「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大約60～70％的大學生，畢業兩年內沒有工作。」程曉農表示，在中國，大學生就業的形勢比農民工更為嚴峻，「因為中國工廠多是組裝車間，沒有技術含量，也幾乎沒有創新，只需要大量的低級勞工，不需要工程師。」
在中國中部一些省份，大學畢業生起薪點居然比高中沒有畢業的農民工更低。新唐人電視台最近報導說，河南鄭州大學畢業生只有800人民幣月薪，遠低於江浙、上海和廣東的農民工起薪點。
問題在於，經濟增長11％無法解決青年人的就業問題，增長7％恐怕就更難帶來足夠的工作。
年輕人大量失業，是一個社會不穩定的最重要標誌，結果很可能是社會矛盾逐步激化。路透社上星期從北京發出報導說，中國政府預計今年投入到員警系統、國家安全系統，民兵以及法院和監獄的預算為62,440億人民幣，比去年增加了13.8％，甚至超過了中國的軍費。
綦彥臣表示：北京表示「要最大限度的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創建和諧，但現在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分得清嗎？古代講化敵為友，現在講同盟化。但目前局勢空前緊張。國內民主人士從來沒把國保員警當敵人，但國保把這些人都當敵人，矛盾空前緊張。隨便傳喚，監督，「喝茶」，施加巨大壓力。在這個制度裡，人都搞成這樣，上層也不知下情胡亂決策。現在實行強力控制，本來所謂內部矛盾還不強，倒給全面激化了。」
「雷根說過一句很有名的話：『華盛頓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華盛頓本身就是問題』，我們中國也是一樣，『北京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北京本身就是問題』 。」◇
（本文轉載自《新紀元週刊》214期專題報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