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2月14日訊】自從重新拿起筆寫字的那一天開始，我就打定主意不打算做王小波筆下的某個人。那個人在文革的時候穿著長衫，在地下室當中用紅藍鉛筆在一張世界地圖上描畫，模仿某位前輩在估算世界革命形勢。這也是有原因的，因為那種大而無當的判斷往往只能是一種虛妄。但寫時政評論多了，無論是不是主動避開這種宏大的選題，都會在心中對時事的走勢有一個判斷，這個判斷未必正確，有時候也不妨說上兩句。
　　
　　尚未過完正月十五，就感覺這個節過得太給力了。這邊兒民間打拐、討論救助乞討兒童，那邊兒有個無論是鄧玉嬌案、錢雲會案都衝上前去、以公民觀察者身份出現的屠夫，被警方以涉嫌傳銷的名義帶走調查；連著名的湖北潛江獨立參選人大代表的姚立法都被潛江某學校的副校長帶著體育老師給綁架走了。幾件事兒放在一起，我都不知道說甚麼好。一邊是民間在努力救助，這邊是官方主動的綁架，真是「民間打拐官家綁，不知此地是何鄉。」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官方對於民間打拐與救助乞討兒童多少表達了一些認可，但對於這個活動的指向則很可能很快就會恍然大悟：因為救助乞討兒童原本應該是官方責任，只要這個活動繼續下去就會發現，根源恰恰在於我們這個GDP全球第二的政府並沒有像它對外表現的那麼有錢，至少是沒有錢來做這個事兒。而獨立參選的姚立法以及公民的獨立觀察者屠夫，則更是被視作敵人與搗亂者。
　　
　　其實從現在的狀態而言，民間的有識之士無論在理論上還是行動上，做得事情更多是在彌合這個社會的鴻溝，希望在漸進的、改良的路上向前走。，不但並無威脅政府穩定之意，好多舉措只要官方順勢而為，完全可以使得已經透支過度的政府信用得到一些回覆。而這些無論是知識份子還是草根民眾，所爭取這個機會大多是看到中國折騰這些年，實在不想這個社會再付出巨大代價。但現實是官方把這一切都視作挑戰與惡意，不斷進行打壓，原本可能出現的良性互動更為渺茫了。
　　
　　為甚麼會如此？就拿經濟利益來說，各個利益集團原本在一個整體框架下搶奪民間財富，在這個基礎上還是要平衡關係的，而現在則是分開攫取，每個利益集團都希望自己利益最大化。在這個最大化基礎上只剩了最後一點共識：不能讓民眾反抗。這種狀態下，全面維穩與分開的搶奪行為才會這麼如火如荼，即使明顯的不公也不能有壯士斷腕的決心，而只能選擇埋單。比之總體搶奪後分贓，更為難以讓人忍受。
　　
　　原本設計的路徑是通過經濟發展帶動政治改革，以期平穩過渡後水到渠成。但這個想法的致命點在於，經濟改革如果不配套政治改革的話，權力可以很輕鬆的使得經濟改革成果落入自己囊中，然後用這種方式裹挾天下，使得政治改革進一步停滯，或者乾脆以官僚資本主義的改革方式來對政治進行改革，用來固化自己的利益。
　　
　　這種固化的利益必然導致交易成本上升，每個在這種利益當中的人，必然會利用自己的權力來分一杯羹，而這種情況必然也會得到默許，因為現在的所謂「腐敗成本」根本就是「維穩成本」的一部份。「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意思在現今的狀況已經是一手是權、一手是錢了，兩者相互為依存，少掉任何一個，另外一個也必然失去。
　　
　　在這種狀態下，未來的路就很少有選擇的餘地了。一種是普遍性的群體性事件反覆多次發生，社會在某個涉及面最廣泛的政策前崩盤。這個事件目前看最大的可能是房產稅，不是現在試點的房產稅，也不是短時間內有可能鋪開的針對多套房、超標房的房產稅，而是在不遠的將來針對所有物業的房產稅。而這個稅收的基本目的是替代土地財政，這又是必須走的一步，甚至還有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分肥的作用。但很遺憾的是，這是向所有人直接收取的稅款，這麼直接收稅而不遭遇直接反抗的，在現代社會裏相當少見。
　　
　　但也有其他狀態可能發生，比如說在現代傳播的框架下，某一個觸及了社會底線的事件在核心地區被曝光，從而引發連鎖反應，使得事情一發不可收拾。這種危險在一個相對公平的社會是很低的，民間積怨不會深到這個程度，但要是在北京或者上海、廣州這種核心城市發生就很難說了。縱觀這兩年達到地區性全民暴力反抗的事件，往往並非是那種事關眾人的公眾事件，而是因為積怨太深所導致人人上來打醬油。
　　
　　另外一種模式的道路有可能就是重慶模式了。雖然學界以及其他高知階層對於重慶模式不以為然，但那種模式通過建國前三十年的記憶，以及甚至到目前尚未有變動的基本意識形態灌輸，對於普通人還是很有吸引力的，並且在很多層面上看上去是維護了至少中低階層的利益。社會雖然不會反轉到文革時期（主政者本身也不會希望），但還是會在權貴資本主義與威權政治之間使得社會進步板結，最終會窒息社會的生機。
　　
　　是不是就真的沒有一條路，讓我們可以脫離開這個治亂循環的歷史悲劇？如果這在10年前、或者5年前都是一個看上去無解的問題。但現在的傳播條件以及公民自組織能力，使得這種選擇有可能成功。
　　
　　如果藉助網絡以及移動信息終端，可以很方便的實現公民的自我組織成本降低，通過社交網絡，能夠減低這種尋找的成本，通過信息的廣泛發佈，可以尋求一個最接近的真相。這些東西不是築起一道網絡長城、設置一些詞彙供敏感用就可以攔截的。在這種狀態下，有可能在未來的5到10年當中，建構起一個公民自我聯絡、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機制，並且通過這種形式成為具有現實力量的團體。無論是溫州錢雲會事件的「公民網絡觀察團」，還是於建嶸教授出面組織的「打拐救助乞討兒童」，都已經證明事情已經在萌芽當中。
　　
　　這並非是尋求政權的轉移以及翻天覆地的社會運動與改變，而是在一個契機之下自下而上重啟社會改革，使得絕對權力與普遍的民權達到某種平衡。這可能是我們最後、也是最好的機會。
　　
　　願上天給予這個國家一個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