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2月01日訊】鋼琴演奏家郎朗，受邀在白宮招待小胡的國宴上，演奏了國人耳熟能詳的《上甘嶺》插曲——《我的祖國》，引發了網上的熱議。

眾所周知，《我的祖國》最給力的歌詞是：「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來了，迎接他的有獵槍。」是把當年銜聯合國之命出兵朝鮮，維護朝鮮半島穩定與和平的「美帝國主義」，比作豺狼也。

開始時，郎朗以為此舉，吸引了眾人的眼球，讓他大出風頭，而洋洋得意、沾沾自喜。後來，郎朗卻一反常態，說他悔青了腸子，做出一副很無知、很無辜的樣子。說他並不知道《我的祖國》是電影《上甘嶺》的插曲……期待人們的原諒……

在這期間，我接受了兩撥海外媒體記者的採訪，要我就此問題談點看法。後來又在一個經常廝混的網站上就此事跟帖曰：「如果是郎朗自作主張，說明郎朗因無知而給小胡搗亂。如果是受命而為，那就說明小胡等是一頭蠢豬。」

於是，不少網友紛紛質問我：為何這樣說呀？道理何在？

我感到三言兩語說不清，今天就索性將此事說一說。

第一，眾所周知，小胡此次訪美的主要宗旨，是去討好美國政客，懷揣鉅億納稅人血汗，大慷納稅人之慨，一擲數百億美金，而不顧國內失業遍地，不顧國內人民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而去美國大肆採購。僅一單200架波音飛機的訂單，有人估算，就可以解決美國20多萬美國人的就業問題。以讓美國政客看在巨大的經濟利益的份上，去要求參眾兩院的議員們，對黨國肆意踐踏人權、政治腐敗，民生困苦的譴責和抨擊，三緘其口也。

而郎朗卻在白宮招待小胡的國宴上，因無知鬧出這麼一個「辱美事件」來。豈不是大扇小胡的耳光？

聽說小胡聽到這首熟悉而又優美曲調後，乃情不自禁，跑過去與郎朗擁抱。因而讓郎朗感到受寵若驚，十分得意。那也說明，小胡也跟郎朗一樣無知，一樣低能弱智，而大出其醜也。

第二，造成郎朗和小胡的低能無知，其實是黨國的宣傳和教育體系，對國人的長期欺騙宣傳和愚民教育的結果。可見黨國的愚民宣傳和欺騙教育，不但造就了郎朗這樣的愚民，也造就了小胡這樣的顢頇無知的黨國領導人。豈不是害人亦害己？

60年前，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策劃於密室，發動的那場韓戰，是以黨國的慘敗而告終的，且敗得一塌糊塗。

但為了欺騙國內人民，黨國的宣傳機器，乃夜以繼日的高速開動起來，一再無恥地宣稱：「我們把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打得趴下了，不得不坐在板門店的談判桌前……」

特別是克拉克上將那句話——「上將在一個沒有戰勝的停戰協議上簽字，這在美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更被黨國宣傳機器大宣特宣，以此來證明黨國獲得了完全勝利，而美國遭到慘敗也。

而慣於辯證思維、思想出奇簡單的黨國愚民們，卻信以為真，毫不懷疑也。

我以為，判斷一場戰爭的勝負，用以下三個標準來衡量一下，就能說明問題：

A，發動戰爭的戰略目的是否達到了？

60年前共方發動的那場韓戰，其戰略目的是統一朝鮮半島。故而越過三八線，向大韓民國全面進攻。

而戰爭的結果，卻是退回到三八線以北。連三八線以北的幾十公里，都變成了聯合國劃定的「非軍事區」，而受聯合國監督，以免軍事接觸，而爆發戰爭。

B，交戰雙方的國力消耗和兵力傷亡比較。

韓戰一直被美國定義為「一場局部的戰爭」。事實上，美國銜聯合國之命，指揮聯合國軍，出兵朝鮮半島，就像伸出兩根手指頭，來跟黨國玩。

而黨國卻是使出了吃奶的力量，傾注全國之兵力和財力，來應付這場戰爭。彭德懷不得不承認：朝鮮戰爭傾注了國民收入的四成多（還不包括間接的戰爭資源動員），延緩了中國歷經大戰之後的國力復興……（見《彭德懷自述》）

從雙方兵員傷亡的比較來看，黨國兵員傷亡高達100多萬（黨國領導人心裏有鬼，至今不敢公佈朝鮮戰爭的傷亡情況。而筆者在造紙廠倉庫裡揀得的一套四本《志願軍衛生工作總結》，上面就記載卓，戰傷入院的志願軍官兵，就達到952501人，減員率為50.1％（見拙作《怎一個慘字了得——解密韓戰共軍傷亡情況》）。而聯合國軍傷亡5萬多人。

這樣說來，共軍與聯合國軍對陣，是20個拼一個也。

所以，後期出任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將軍，不得不痛苦地感歎道：這哪裏是在打仗呀。這分明是對中國青年的屠殺嘛。這是對我們軍人的侮辱……

只可憐上百萬中華健兒，成了土共手上的炮灰，成了冤死鬼。

連毛太子岸英，也「犧牲」在朝鮮。因其橋橫跋扈，不聽將令。眾人聽說美機要來轟炸，紛紛躲進了防空洞。而毛太子睡懶覺起床，飯堂已無飯，於是不聽勸阻，在司令部生火炒蛋炒飯。美軍飛機準時前來，投下幾顆燃燒彈後，迤迤而去。但太子卻頓時昇天。

陪葬者，還有兩名參謀也。

所以網友紛紛感謝美國飛行員，說，要不是他們當年燒死毛太子，中國就像金家王朝一樣，今天就是毛家的天下了。那麼，中國人民就會過得像今天的朝鮮一樣悲慘。

而當年的100萬中華健兒的流血犧牲，卻換來一個喪心病狂、殘民以逞的金家王朝，胡為乎來著？胡為乎來著？

而聯合國軍捍衛的大韓民國，卻迅速地崛起，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其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敢與日本抗衡。

歷史跟無謂犧牲的100萬中國健兒，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他們當年拚死保衛的金家王朝，其窮兵黷武，殘民以逞，慘絕人寰，實在不忍一看。

也讓黨國的後任者們，就像啞巴吃黃連，有苦難言。只好繼續大慷中國納稅人之慨，從瘦弱貧血的中國人身上拚命抽血，去輸給金大胖子、金二胖子、金三胖子……

C，從戰後格局的安排來看。一般地說，戰敗者只能俯首聽命於戰勝者的戰後安排。

而60年前的那場韓戰，當共方吃不住時，就要求「先停戰，再談判。」

但聯合國軍方卻硬邦邦回答道：「判還沒有談，談得攏談不攏還沒影子。停甚麼戰？」

這樣一來，毛澤東急於在戰場上撈一票，乃急令彭德懷，不顧糧彈準備不足和士卒萬分疲勞，再組織新的攻勢，發動新的戰役。

但這場新戰役的結果，卻讓黨國更丟臉和出醜，吃了更大的虧。致使共軍成建制向聯合國軍「投降」，或曰戰場起義。

這樣一來，就造成了一個十分刺手的「戰俘遣返」的問題。經過戰俘的不懈抗爭，他們提出的「自願遣返」原則，取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

在這種情況下，黨國不得不答應「自願遣返」的原則。並組織了陣容強大的「勸返團」，進駐志願軍戰俘營地，進行不懈的勸返。不惜磨破嘴皮，連哄帶騙，勸回了少部份戰俘——6672名。勸返的結果，卻是一場更加丟臉的「滑鐵盧」（見穆正新《紅色滑鐵盧》一書）。

其後，絕大多數戰場起義的官兵，紛紛去了台灣和西方國家。

幾十年後，去了台灣和西方國家的10000多名共軍官兵，他們陸續從海外和台灣光榮地回到大陸。他們腰纏萬貫，被各級中共政權當成了貴客或統戰對象，受到了熱情週到的接待和禮遇。

而當年被勸回或哄騙回到「祖國」懷抱的6672名戰俘，卻一個個歷經迫害，九死一生。個個衣衫襤褸，困苦不堪。

這些倖存者見到他們海外歸來的戰友，只能是欲哭無淚——殘酷的現實，給了他們歷史性的嘲諷。

第三，平心而論，《我的祖國》，曲調很優美，歌詞也很抒情，或曰很煽情。有人喜歡，不足為奇。

這讓我想起歌曲《多瑙河之波》來。曲調那麼優美。歌詞那麼動人：

我曾見過藍色的多瑙河
為了戰鬥任務我來到這地方
這圓舞曲月光下沒聽到
只有那多瑙河波濤滾滾
我見過勇敢的蘇維埃人
出色的朋友和好戰士
他們在伏爾加河打過仗
又來到多瑙河
姑娘們含情地目送他們
踏上那遙遠的勝利征途
伏爾加河的波浪依然在
戰士眼裡蕩漾……

聽到這樣優美的曲調，看到這麼抒情的歌詞，無不以為——蘇聯紅軍是多麼勇敢的仁義之師。歷史的真實又是如何的呢？

蘇聯紅軍所到之處，到處是強姦和搶劫。蘇聯紅軍在東北的強姦案件，不勝枚舉。戰後把工廠的機器拆除一空，運回蘇聯。連鐵軌都不放過。土共賣國賊頭子劉少奇，面對蘇軍此舉，連聲叫好說：總比留給國民黨強……

1945年12月，剛剛被中共中央任命為松江軍區副司令員的盧東生，在遭遇蘇軍士兵的搶劫時，竟被對方開槍打死。

據戰後統計，蘇軍僅在德國，就有100多萬婦女被強姦。從12～13歲的小姑娘，到60～70歲的老太太，無不慘遭凌辱。與其說是「姑娘們含情地目送他們，踏上那遙遠的勝利征途」，還不如說是「姑娘們怨怒地目送他們，強姦大軍走得越遠越好」。

當年，美軍攻克太平洋上的硫磺島時，在最高峰樹立國旗的照片很給力。蘇聯人看了很眼饞。於是在攻克柏林議會大夏後，一名隨軍攝影師靈機一動，也依樣畫葫蘆。遂叫來幾名戰士，擺拍了一張，以為蘇聯人臉上爭光也。

可是照片發表後，世人卻發現——蘇軍士兵的手上，卻戴多塊手錶。一時間，成為國際上的笑話。說明蘇軍是搶劫大軍和強姦大軍，此言不虛也。

蘇聯人一看，頓時傻了眼。趕緊將士兵手上的多塊手錶，用特殊工藝抹去和修飾，再予以發表。更被國際社會嘲笑，變成「此地無銀三百兩」了。

當年就有人調侃蘇聯真理部說：你們不會說：士兵手上除戴著隻手表外，還戴著指南針，戴著導航儀，戴著信號發射器嘛……這樣就不會出醜啦。

在這種國際輿論背景下，蘇聯的御用文人，遂借用羅馬尼亞電影《喬松的故事》的插曲，填上新詞，就把搶劫大軍和強姦大軍的蘇軍，描繪成「姑娘們含情地目送他們，踏上那遙遠的勝利征途」的仁義之師了。而羅馬尼亞作者揚•伊萬諾維奇，卻被人們忘得一乾二淨了。

想到這首《多瑙河之波》，我不得不感歎，御用文人移花接木、偷梁換柱之功夫，實在是之巧奪天工、歎為觀止也。許多流傳於民間的傳統曲調，填上新詞後，都變成了對中國共產黨歌功頌德的歌曲或戲劇，如《瀏陽河》，《東方紅》，《山丹丹開花紅艷艷》，《十送紅軍》，《劉三姐》，《白毛女》等等，竟引得眾多黨國愚民不識其本源，對之迷戀不已，吟唱不休。於不知不覺之間，就被完全洗腦了。

我想，郎朗這類無知而又沒有靈魂的人，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其實他是十幾億受長期欺騙的中國人的一分子而已。又何足道哉，又何足道哉。

我也想，有時候，那些御用文人或宮廷樂師，也能創造出一點優秀作品來。如《我的祖國》。但其根本宗旨，卻是用優美的藝術形式，來掩蓋血淋淋的罪惡也。

寫於民國100年（2011-1-27）下午

首發於《北京之春》2011年2月號
//beijingspring.com/bj2/2010/420/2011131220312.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