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2月16日訊】【長期以來，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輿論宣傳工具持續不斷的向中國民眾強力進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騙洗腦宣傳，太多的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對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諸多歷史及現實事件，認識糊塗，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認識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營造的錯誤泥沼中不能自拔，嚴重的影響了對事物的客觀判斷而不自知。本文擬就當今及歷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蓋的諸多歷史事件中的部份大事的如實解讀，幫助你廓清迷霧，恢復良知。】
關於「解放」
在中國大陸，「解放」是一個具有特殊政治含義的詞彙。這個「解放」有特別的所指，是相對於受壓迫而言。中共的宣傳機器從三十年代開始，就開足了馬力鼓噪宣傳中國人民如何受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等「三座大山」及國民黨反動政權的壓迫、欺凌，生活如何困苦，民不聊生、百業凋敝，暗無天日，百姓沒有人身自由，沒有言論、結社、新聞出版自由，等等，所以要打倒這個萬惡的舊社會，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統治，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新社會。1949年前的中共喉舌《新華日報》、《解放日報》的中心任務全部是這方面的內容。
中共執政後，特別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解放」一詞使用頻率極高，基本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老人孩子都知道。「解放戰爭」、「解放了」、「解放前」、「解放後」、「解放區」、「解放軍」、「翻身得解放」，以至於由解放而來的「解放日報」、「解放路」、「解放橋」、「解放大道」、「解放廣場」、「大解放」（卡車）、「小解放」（卡車）等等字眼、提法，轟炸般不斷出現於人們的眼前、縈迴於人們的耳際、充斥於人們的頭腦。在這種語境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以為自己是解放了，翻身做了國家的主人。五十年代初的中國大陸，到處是一片「翻身慶解放」的歡騰場景，人們載歌載舞，發自內心的迎接一個民主自由的新社會、新中國，慶幸自己終於擺脫了多年的奴役，成了一個真正自由的人。
對農民來說，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土地，自己做了土地的主人。從此再也不用租借東家的土地耕種，我自己就是東家；再也不用看東家的臉色行事，我自己就說了算了。
對工人來說，翻身做了國家的主人。過去是給資本家做工，現在是給新中國做工；過去沒有地位，現在有地位了。黨說工人階級是先鋒隊，工人階級領導一切。什麼是領導？不就是說了算嗎？！這地位高的，簡直古來無有！
對知識份子來說，這可簡直是大解放、大自由！結束了二千多年的封建統治，也一併把文字獄送入了歷史的垃圾堆，思想解放的春天終於到來了！可以自由的呼吸空氣，敞開心扉，暢快的表達自己的心跡；可以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了；言論自由、新聞出版、結社自由……，都自由了！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一點束縛都沒有，真是生逢其時！嘴裡不知不覺間就哼出了小曲：「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心裡那個恣啊，睡覺都能笑出聲來。
……
然而，沒過多久，天慢慢地變了。晴轉多雲，轉陰，再轉黑雲壓頂。什麼都變了！共產黨說話不算數了！
就農民來說。在革命需要他們賣力的時候，以「耕者有其田」為誘餌，誘騙他們打地主、鬧革命、搞土改。以付出生命和鮮血為代價，終於分得了土地。而1949年建政後，共產黨又一步步以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為名，把剛剛到手還未熟悉的土地重又給「共產」了回去，還美其名曰「集體所有」。農民不僅再度兩手空空，還被強行僱給了中共這個最大的地主做長工，想找第二個東家都找不到，「光榮」的當上了史上最大的集中營——人民公社的社員。上工、收工都由生產隊長領著，叫種什麼種什麼，說什麼時候收什麼時候收，連人身自由都沒有了。據李洪林在《我的「理論工作者」經歷》透露，他1961年在河北新城縣孫家漫大隊、1962年在湖南寧鄉縣炭子沖大隊，對農村從土改後到公社化後的歷年產量調查，「那歷年產量表上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公社化不如合作化，高級社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單幹」。農民的土地所有權被剝奪，再加上人為劃分的極不合理的農業、非農業城鄉戶口二元體制，農民完全被束縛在人民公社的枷鎖裡，無產無業，沒有人身自由，成了二等公民。
好不容易熬到八十年代，說是實行家庭承包，對土地仍然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就連自家的私宅也是蓋在共產黨的地皮上。當年給地主扛活，最起碼宅基地還是自己的，現在給共產黨打工真是連立錐之地都沒有了，連宅基地也被共產了，做了個乾淨徹底的無產階級。家庭承包說是為農民著想，但各種苛捐雜稅費也跟上來了。到了二十一世紀，講和諧了，一聲令下，免了皇糧國稅，不少人還以為皇恩浩蕩，感激涕零。他不知道全世界只有中國和越南這兩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收取農民的農業稅，其他國家不僅不收還倒發補貼，歐盟國家及拉美國家的補貼甚至超過了農民的種地收入。
他們更不知道，取消農業稅是他們的農民兄弟以血的代價換來的。1999年8月，江西豐城一位周姓農民，自費收集整理了當時中央和江西省委的關於減輕農民負擔的文件並廣為散發，鼓動農民抵制不合法不合理的上繳，被鄉政府帶走送到「學習班」，兩天後非正常死亡。家屬50多人到鄉政府討說法，被鄉政府蠻橫驅散。鄉政府的惡行激怒了淳樸的農民，周邊四個鄉鎮數萬農民自發帶著農具衝向該鄉，包圍並搗毀了鄉政府。鄉長和一名鄉幹部被從二樓扔下，憤怒的農民當場在鄉政府刨了一個大坑將此二人活埋。鄉派出所長和一名民警被當場打死，派出所長的屍體被吊在樹上示眾。這才引起中共重視，逐步在全國取消農業稅。
農民們更不知道，原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許善達透露的幕後真相：「原來有些稅種設計時就不計成本，哪怕收1元錢的稅5毛錢甚至是8毛錢成本也無所謂。最典型的例子是農業稅，全國徵600億，成本有多少都算不出來的。北京在廢除農業稅前，能收約8,000萬農業稅，徵收直接成本就有6,000萬，早沒什麼徵收價值了。」早沒什麼徵收價值了，還收你的；如果不是豐城的農民兄弟暴力維權，可能到現在你還得交那只有封建社會才有，「偉大的」社會主義不應再有的所謂皇糧國稅。再說那皇糧國稅說是給你免了，又從農藥、種子、地膜等生產資料中收回去了。一直喊著要「解放台灣」，而據2005年海峽兩岸公佈的官方數據表明，台灣農民的年人均收入是大陸農民的25倍。這就是「解放」了的中國農民。
工人就更不用說了。「主人翁」是逗你玩的，從來沒當真，出大力、流大汗，倒是實實在在的，幹世界最長的工時，幹到40、50，再來個改制，黨委書記搖身一變成了董事長，國有企業成了他的私有財產。大批工人失業。更可憐的是礦山工人，全球第一的礦難，吞噬的都是礦工兄弟。還有那富士康血汗工廠青工的14連跳，創了吉尼斯世界記錄。工資不到世界平均工資的15%，還要身負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只能苟延殘喘，聊以活命。這就是中國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
知識份子。1957年，內戰結束僅僅7年，百廢待興，正是國家建設最需要人才的時候，中共一場反右把整個中國的知識份子階層覆滅了。其後不到10年，「文化大革命」降臨，知識份子又被整體劃為「臭老九」批倒批臭，整整10年，每天戰戰慄栗的處於被管制之中。好不容易熬到「文革」結束，本以為苦日子可熬到頭了，沒想到改革開放後不到5年，又搞了一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徹底斷了中國知識份子追求思想自由的念想，從此被中共畫地為牢陷在設定的思想牢籠裡，一切唯黨的意志是瞻，不能越雷池一步。不僅如此，中國的知識份子在精神上被閹割的同時，在物質上也被鬧出造原子彈的趕不上賣茶葉蛋的可悲笑話。
2010年5月，曾因倡導「三寬」而被迫離任任職僅僅二年的中宣部長，繼又因同情「六四」學潮而被迫離開全國總工會主席職務的朱厚澤辭世。這位在思想理論界深得擁戴的知名學者，他的很多文章和講話都在知識界不脛而走，但直至去世，除了一本攝影集外，沒有出過一本以文字為主體的著作。生前無著作，成了中國當代思想家的宿命。李慎之這樣，何家棟這樣，朱厚澤也是這樣！文化思想的專制，不允許個人有自己獨立的思想見解，全民只有一個思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全民都要統一到這個思想中去。而這個思想，已經被全世界所唾棄。只有中共還拿著它愚弄民眾。
長期的高壓統治使人的思想鈍化、麻木，人如同行屍走肉，活的屍體。60年了，泱泱大國沒有出過一個享譽世界的大師級的思想家，沒有一部在中外產生重大影響的文學作品，五千年輝煌文明的厚重積澱，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出不了人才！幾十年來，文藝、學術一直為政治服務，只講黨性，不能反映人性；只能迷信權威、膜拜權威，創造力被禁錮，得不到正常發揮；中國人只能像陳景潤一樣去求證人家的猜想，而不是自己去獨創一套猜想；著名作家巴金的代表作都是年輕時國民黨時期的作品，整個一個黃金中年都在運動中度過，一事無成！直到晚年才敢說真話，發表了《隨想錄》。說是真話還是說一半，藏一半，真正至真率性的所感，只能爛在肚子裡。所有有良知的知識份子都是骨鯁在喉，卻又不得一吐。這就是中國知識份子的縮影！這就是億萬中國人的真實寫照！！
而反觀民國時期，1927至1937年的10年間，共產黨所謂的軍閥混戰年代，卻是中國的大學教授境況最好的年代，他們不僅是精神貴族，也是物質貴族。整個社會，即使軍閥官僚，看到知識份子，都畢恭畢敬，優禮有加。上世紀三十年代，儒學大家梁漱溟主持的山東「鄉村建設運動」就是在軍閥韓復矩支持下搞起來的，山東教育的進步令全國矚目；國民政府四川省主席、大軍閥劉文輝明令縣長：「如果縣政府的房子比學校好，縣長就地正法！」早在1916年10月，奉系軍閥奉天省長張作霖嚴令各縣增加教育經費，要佔到全縣總支出的40%以上，並以此作為考核各縣的內容之一。張作霖甚至以寧肯少養5萬陸軍的魄力，創辦了東北大學。整個校園面積達900畝，是當時國內最大的校園。東北大學的經費也是首屈一指。北京大學年經費是90萬銀元，南開大學40萬，清華大學雖有庚子賠款補貼也只有120萬。而東北大學是160萬元。當今國內學子夢寐以求的北京大學，不僅與國外同行，即使與民國時的北大相比，甚至與戰時的西南聯大相比，都有相當大的差距。西南聯大這個世界上最短命的著名大學，短短7年的歷史，就培養出兩位諾貝爾獎獲得者、170多位兩院院士和眾多學術大師。而西南聯大所處的抗戰年代，其環境、條件何其艱苦，在茅草屋裡上課，在煤油燈下看書，每天還要躲避敵機的轟炸，卻造就出眾多世界一流的人才。誠如美國著名的耶魯大學校長施密德•特所言：「新中國沒有一個教育家，而民國時期的教育家燦若星海。」
同時，北洋執政府時期，總理段祺瑞卻能說出「限制輿論的做法不適合共和國的國體，對輿論應先採取放任主義，以後視情況再說」的開明言論，不僅說到而且做到。袁世凱死後才一個月，段祺瑞就廢止了袁氏頒布的限制公民權利的諸多法令，包括《報紙條例》，徹底開放了報禁。政府允許被袁世凱查禁的所有報紙復刊。隨後又恢復了辛亥革命時的《臨時約法》和國會等。正是由於段祺瑞主張放開輿論，對言論自由採取放任、寬容和豁達的態度，使得北洋軍閥時期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文化最燦爛的時期。大肆宣揚科學與民主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在那個時期；胡適、梁啟超、梁實秋等文化大家和20世紀中國文化界最優秀的人物，也大都在那個時期嶄露頭角。
更不用說，六十年代三年「大饑荒」，和平時期餓死民眾4千萬。2005年9月，中共對1959年至1962年全國大饑荒的歷史檔案有限制地解封，正式內部在廳局級以上幹部中公佈了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數據：1959年，全國17個省級地區，有522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萬8千多人；1960年，全國28個省級地區，有1,155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萬多人；1961年，全國各地區有1,327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萬多人；1962年，全國各地區有751.8萬多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萬多人。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3,755.8萬人。
香港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專研中國近代史的荷蘭學者馮克，歷經三年檔案調查完成的英文專著《毛製造的大饑荒：中國最駭人災難的歷史，1958～62》認為死亡數字是4,500萬。而且，馮克首次提出很多死者不是由於飢餓，而是被中共當局打死或自殺，這個數字占4,500萬死者的6～8%。即使按最低的6%計算，也有270萬人！馮克在書中說，只是在河南信陽，死亡人數就超過100萬，「67,000人是被磚頭砸死的。」他並指出，不僅毛要負責，整個中國共產黨「都要為這起巨大的災難負責。我們可以追究當時的領導人毛澤東，他確實是那個一路強制的人，但是如果沒有其他共產黨內的人去支持他，去實施他的命令，去推動大躍進，大饑荒就不可能發生。」
還有那十年「文革」。被胡耀邦稱為：「文革，那像納粹法西斯。」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也承認，文革「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佔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中共自己編輯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公佈：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從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餘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被毀。而專家根據各地縣誌的記載統計，非正常死亡者至少達773萬人。
「文革」結束後的中國首次赴西歐五國（法國、瑞士、比利時、丹麥、西德）考察，時任廣東省副省長的王全國20年後提及這次出訪，仍激動不已，他說：「那一個多月的考察，讓我們大開眼界，思想豁然開朗，所見所聞震撼每一個人的心，可以說我們很受刺激！閉關自守，總以為自己是世界強國，動不動就支援第三世界，總認為資本主義腐朽沒落，可走出國門一看，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你中國屬於世界落後的那三分之二！」
青海玉樹地震，包括台灣在內的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出幫助救援，但遭中共拒絕，人們百思不得其解。真正的原因是：玉樹州政府所在地結古鎮80%的房屋垮塌，結古鎮附近的一個西航村甚至99%的民房倒塌，整個村落夷為平地。那倒塌的全是土坯房，連一塊磚都沒有！建政60年了，一再吹噓「盛世」，百姓連磚房都蓋不起，而且不是一個村兩個村的問題，是一個廣大的地區。如果外國人來了，一路走來，滿目荒涼，讓人以為是時光倒流，回到了「萬惡的舊社會」！所以就不許他們進來。至於百姓的死活那都不重要！
其它再如上訪、強拆、毒食品、非法拘禁、醫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警匪一家、官僚壟斷、資訊封鎖、遍佈全國的因污染導致的癌症村，等等等等，太多太多，簡直無窮無盡，這哪一樣、哪一宗能說這是解放了？究竟這是自由民主的新社會，還是萬惡的新社會？！究竟誰才是在欺壓百姓、魚肉人民？究竟誰才真正需要解放？
2011年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