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2月04日訊】引言：今年十二月十九日是王若望逝世十週年紀念日，香港溯源書社為此出版了關於王若望的傳記《獨一無二的反叛者——王若望傳》。茉莉對旅居愛爾蘭的作家喻智官進行了訪談，藉此向讀者介紹《王若望傳》的成書過程以及出版此書的現實意義。

◎ 王若望是自由民主的薪火

茉莉：喻智官先生，值此王若望逝世十週年之際，香港溯源書社推出你的大作《獨一無二的反叛者——王若望傳》。我先睹為快感觸良多，因此想進一步瞭解這部傳記的寫作背景及有關王若望的一些人和事。首先我想問的是，是甚麼觸發你，使你決定為王若望撰寫這樣一部傳記？

喻智官：茉莉女士，感謝你對拙作《王若望傳》的關注。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王若望是與方勵之和已故劉賓雁齊名的異議人士，他們竭力鼓動政治改革，宣講自由民主，因而啟蒙了一代人。後來三人同時被鄧小平開除黨籍，這個事件也成了八九民運的一個誘因。當時參加八九學運的學生把他們三人視為精神導師。

可惜，「六四」後王若望先坐牢後流亡，十年前在美國去世，由於中共當局的封殺，現在的年輕一代已不知王若望是誰了。在這個時候，我覺得很必要寫一部介紹王若望的書，讓年輕人瞭解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奮鬥過的老一輩，也為當下的中國維權和爭取自由民主運動提供一份精神資源。

茉莉：這本傳記的書名是「獨一無二的反叛者」，這個書名很有意思。我想知道，為甚麼你認為王若望是獨一無二的？

喻智官：我稱王若望為「獨一無二的反叛者」，可以分兩句來解釋，首先說反叛者。王若望是三八式的老革命，一九四九年後是中共十一級高幹，但他幾乎一直是中共黨內的異議份子，按中共的標準應該稱「叛徒」。在中共黨內持異議的高幹並非王若望一人，還有如當年和王若望一起在延安辦牆報的李銳等人，這一類的老幹部被稱為「兩頭真」。但「兩頭真」的老幹部大都是在六四後，在胡、趙改革失敗後才開始異議的，而且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始終留在共產黨內。他們往往以「救黨」的心態批評現行體制，很少修正被實踐證明錯誤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而王若望從一九五七年起就開始認清了中共的弊端，文革後更是衝破中共的一切框框去抗爭，他言行的大膽出格在同道中是獨一無二的。

◎ 從言論到行動的徹底反叛

茉莉：你在書的《序》中對此作了一些解釋，我還注意到你還給「反叛者」加了一個「徹底」的定語，能不能請你扼要地對此做些介紹？

喻智官：為甚麼說王若望是徹底的反叛者？我們先看文革結束那段日子。當時，儘管中共開始反省文革，但還是設置了不少禁區，人們普遍心有餘悸噤如寒蟬，但剛剛脫帽的王若望卻的左衝右突。他寫文章提出各種敏感問題挑戰禁忌，為此常引起文化界的巨大爭議，他去各地演講時，完全站在民間的立場上說話，無視中央約束和紀律，痛批毛澤東二十七年禍國殃民的惡行，是全國公開批毛的第一人，由此贏得了「橫豎橫」的美名。他還公開鼓吹中國必須補資本主義的課，必須推行多黨制。此類言行觸怒了鄧小平，一九八七年一月，鄧以上海學運為藉口，開除了王若望的黨籍。

但王若望沒有被嚇倒，反而愈戰愈勇。八九民運時，王若望在香港發表致鄧小平的公開信，敦促他接受學生和市民要求改革的呼聲，不要暴力鎮壓學生民主運動，不要做歷史的罪人。王若望還以「戴罪之身」幾度上街遊行聲援學生，不憚惹上「黑手」的罪名，六四後他由此罹罪第三次坐牢。

另一反面，明知共產黨最懼怕反對派成立組織，王若望仍毫無顧忌，坦然站在體制外反對派的立場。一九七九年他就參與上海《人權研究協會》的活動，後來該協會和民主牆一起被取締。一九九一年，王若望剛出牢獄就著手恢復「人權研究協會」的活動，組織人員籌辦地下刊物《民主論壇》和《人權協會》。不幸因人告密，當局將已編印的《民主論壇》封殺在印刷廠。

一九九二年，王若望去美國領獎後被迫流亡。為了表明自己和共產黨勢不兩立的決心，他在一九九五年於紐約成立了民主黨，自任主席。

王若望還百無禁忌地打破中共的一切底線。例如在有關台灣、西藏、新疆等問題上，他主張各民族在民主制度下的統一。他認為台灣本來就是中華民國，只有共產黨政權和民主台灣一統，而沒有倒過來之理。至於少數民族，如果中共堅持獨裁專制採取無情壓迫的政策，他們也有權要求獨立。

◎ 屢遭迫害，其志不改

茉莉：經過你這樣的分析，王若望的「徹底反叛」精神更清晰了，他的言行在中共高幹的異議人士中確實是「獨一無二」的。每個人都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我因此想知道，你是如何把王若望放在時代的大背景下，去追述他的生平，展現他個性的？

喻智官：王若望處在那樣嚴酷的社會，一旦遭難，就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還要影響他的親友和家人的命運。早在延安時期，王若望就曾和三個姑娘戀愛，一個戀人以黨的工作需要為理由被組織生生拆散；第二個因出身買辦本人不是黨員而得不到組織批准；第三個欲逃出無愛的婚姻與王若望相愛，但因對方是大人物柯慶施，他們終不能成眷屬。從這裡讀者可以看出，早年的中共就是一個毫無人性的組織。到一九四九後，中共迫害異己鎮壓反對派的手段更加凶殘了。

一九五七年王若望被打成右派後，他的兩個弟弟也受株連戴上右派帽子，其中一個弟弟還被迫從海軍退役押送回鄉勞動。他的第一個妻子李明，也是三八式老幹部，受牽連被逼瘋，幾年後，年僅四十六歲就病故了。到了文革，王若望因詛咒毛澤東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十年期間不是坐牢就是監督勞動，第二位妻子羊子為此整整等了他十年才結婚。他的子女因為是反革命家屬，也難逃受歧視和侮辱的處境。

茉莉：你在《王若望傳》中對王若望的戀愛婚姻也作了生動的描寫，當年熱戀他的幾個姑娘，其敢愛敢恨的形象非常感人。尤其是李錦，她堅決要和柯慶施離婚，與王若望自由戀愛，其性格剛烈愛憎分明，簡直是革命隊伍中的「尤三姐」。還有年紀輕輕的女大學生羊子，她和有七個孩子、關在牢裡的反革命分子王若望苦戀十年，簡直就是「毛時代」的愛情傳奇。書中的這些人物描寫都很傳神，使我在閱讀時常有看小說的感覺。因此我注意到，你這部書的可讀性比較強，可否請你談談關於此書寫作的構思？

喻智官：你說書中人物給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頗感欣慰，這正是我自僻蹊徑寫這部傳記想達到的目的。

在《王若望》一書中，我沒按傳主從出生到終老的時間順序一路寫來，而是採用倒敘閃回等小說手法描述，這樣比較符合讀者的閱讀趣味。

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這種寫法適合王若望這個人物。因為王若望在我眼中是一位戰士，戰士最精彩的人生就是在疆場。就像描摹現代英武戰士在戰場上與敵人廝殺的那一刻；就像刻畫古代神勇鬥獸士搏擊野獸的那瞬間，因為那一刻那瞬間，攸關戰士和鬥士的死生和命運，最令人矚目揪心。所以，《王若望傳》以他晚年跌宕起伏的受難開場，從中穿插幾個斷面追述狀寫他不平凡的一生。

◎ 作家為時代勇者代言

茉莉：從你筆下的人物形象來看，你對王若望非常熟悉，也十分認同王若望的思想和觀點，否則難以把人物寫得這樣有血有肉。一個作家選擇某個題材，總是與他自身的經歷以及感情有關，我因此想知道，你和王若望先生之間是否有某種個人交往？

喻智官：說起來我和王若望本人接觸並不多。一九八五年夏天，我受邀參加上海一家雜誌的筆會，在會上遇到王若望，當時他因敢言而名揚上海灘。我們在一個風景區一起吃住遊歷了五天，在那裏我和王若望曾有過幾次簡短的交談。事後我記得他，但他不一定記得我。

就是在那次會上，王若望展示出的人格魅力一下子吸引了我。無論大會小會， 不管座談還是演講，他直言不諱地指斥中共保守派的倒行逆施，指名道姓地痛批鄧小平和陳雲的言行。看著蕭蕭白髮一身正氣的王若望，我知道了甚麼是一士之諤諤，甚麼是無所畏懼，甚麼是稜稜風骨。

由於他的觀點與我相契，使我更加對他推崇備至。以後，我們雖然沒有機會再見面，但我一直在追蹤他勇敢反抗暴政的足跡：從他被開除黨籍到參與六四，到再次坐牢，到流亡海外，以及在海外的一系列行動。

因此，當我拿起筆記錄王若望的人生軌跡時，有一種為他代言的感覺，寫起來十分順暢。

◎ 反抗暴政，至死不悔

茉莉：你在這部傳記中一直強調「王若望精神」，我想知道，甚麼是「王若望精神」，這種精神對當今中國的現實有何意義？

喻智官：有人說王若望沒有深奧的理論，也許是，但時下的中國最缺的不是「陽春白雪」的理論和說教，而是需要尖銳指出中國現實問題的目光，是明確提出與中共專制獨裁鬥爭的方向和目標。早在二十年前，王若望就在文章中批駁把希望寄托於中共自我改良的觀點，提醒人們不要受新權威主義和新保守主義者的誤導，不要做天真的自欺欺人的夢。針對有人懼怕革命的心理，他堅定地指出：「中共領導層不斷以『大亂破壞穩定』來麻痺人民、恫嚇大眾。我們不能墜其彀中而束縛自己的手腳，或者倡議與垂死的政權謀求合作。從長遠的利益著眼，只要能完成大變革的歷史使命（實行多黨制的議會政治）。不論是社會震盪或是局部地區的大亂，中國人民一定承受得起，即使付出不能預知的代價還是值得的。」因為「中國人民從此跳出苦海，這是歷史的一次大飛躍……」這話擲地有聲，透出王若望的正氣、勇氣、骨氣，今天讀來仍然有現實意義，它揭示了中共的外強中乾及最終失敗的命運，嚴正地批評了軟弱和 犬儒的反對派人士。

王若望還有一個可貴之處，就是，他不僅動手寫文章，還動口動腳付諸行動，而且不以名人自居，不計名利得失榮辱譭譽。我說他是「將軍敢當，小兵甘當」。在需要他當頭時，無論在國內（六四時）還是在美國，他都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組織示威出陣演講。當海外民運衰弱、被人忽略時，他也鬥志不衰一如既往。2000年六四，也就是他逝世前一年，他已經八十三歲了，組織六四紀念會的人忘了他，他就當自己是一介普通老翁安然在會場獨坐兩小時。同年李鵬到訪美國，夫人羊子開車帶他前去，他從車頂伸出聲援天安門母親的牌子，衝入禁區，在李鵬下榻處抗議。

王若望真正做到了為了推翻獨裁專制政權，為了早日實現自由民主，默默奉獻，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茉莉：你的介紹增加了我對《王若望傳》的理解，相信讀者也會產生類似的共鳴，會有更多人從王若望精神中得到啟發和鼓舞，去繼續他未竟的民主事業。謝謝你 接受訪談。

原載香港《爭鳴》雜誌2011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