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2月13日訊】【長期以來，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輿論宣傳工具持續不斷的向中國民眾強力進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騙洗腦宣傳，太多的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對發生在中華大地上 的諸多歷史及現實事件，認識糊塗，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認識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營造的錯誤泥沼中不能自拔，嚴重的影響了對事物的客觀判斷 而不自知。本文擬就當今及歷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蓋的諸多歷史事件中的部份大事的如實解讀，幫助你廓清迷霧，恢復良知。】
關於三年「大饑荒」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的三年，是中國百姓永遠的痛。在和平時期，餓死民眾四千萬。二零零五年九月，中共對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國大饑荒的歷史檔案有限制地解封，正式內部在廳局級以上幹部中公布了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數據：一九五九年，全國17個省級地區，有522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萬8千多人；一九六零年，全國28個省級地區，有1,155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72萬多人；一九六一年，全國各地區有1,327萬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217.7萬多人；一九六二年，全國各地區有751.8萬多人因飢餓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萬多人。大躍進時期餓死人的總數是3755.8萬人。根據《中國人口統計年鑑》和《中國統計年鑑》中各省市區一九五二——一九六二年的資料計算，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累計，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5,496萬人。
新華社高級記者、《炎黃春秋》雜誌副主編楊繼繩，在其歷經十五年調查研究，二零零八年五月出版於香港的八十萬字專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記實》中確認：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期間，中國餓死3,600萬人。因飢餓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數為4千萬人。餓死人數加上因飢餓而少出生的人數，共計7,600萬人。也就是說，三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是抗日戰爭中中國人犧牲、被屠殺、餓死的人口總數的兩倍，連歷史上從未餓死過人的天府之國四川也餓死了八百萬人（楊繼繩書中確認超過一千萬人）。楊繼繩在書中披露了這樣一個事實：在大饑荒最嚴重、餓死人最多的12個月裡，中國糧食部的記錄顯示，庫存糧仍有403億斤，照當時標準，相當1億4千萬人一年的口糧。如按中國歷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開倉放糧，即使拿出一半救災，也不會餓死那麼多人。
二零一零年七月，香港大學人文學院客座教授，專研中國近代史的荷蘭學者馮克，歷經長達三年的檔案調查完成的英文專著《毛製造的大饑荒：中國最駭人災難的歷史，1958—62》在英美同時推出。他認為死亡數字是4,500萬。對於數字的來歷，馮克在接受香港《開放》雜誌採訪時說，「歷史學家、復旦大學教授曹樹基曾公開過他據官方人口統計得出的3千萬到3,200萬死亡人數。我在調查中作過仔細的比較，在許多縣的公安局統計中，數字都要大過縣委和統計部門50%。因此，3千萬加50%就是4,500萬。」而且，馮克首次提出很多死者不是由於飢餓，而是被中共當局打死或自殺，這個數字占4,500萬死者的6—8%。即使按最低的6%計算，也有270萬人！馮克在書中說，只是在河南信陽，死亡人數就超過100萬，「67,000人是被磚頭砸死的。」他並指出，不僅毛要負責，整個中國共產黨「都要為這起巨大的災難負責。我們可以追究當時的領導人毛澤東，他確實是那個一路強制的人，但是如果沒有其他共產黨內的人去支持他，去實施他的命令，去推動大躍進，大饑荒就不可能發生。」六十年代曾任英國駐華大使、中國文革的見證人之一《中國：世界裡的狼？》的作者喬治•華爾頓在書評中說：馮克的「編年體《毛澤東製造的大饑荒》發表之後，沒有人再能為時髦的『毛主義』找到任何藉口。」
中共一直欺騙世人說是三年自然災害，把死人的帳記在老天身上。可是查遍各地《縣誌》及氣象記錄，那三年並無大範圍的自然災害。禍根其實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大家都響應號召為了超英趕美去大煉鋼鐵了，幾乎村村都煉鋼，連中南海的院子裡都建起了小高爐。且不說那種荒唐之極愚蠢顢頇之極的煉鋼能煉出些甚麼東西，只說那年糧食「多」的不得了，畝產萬斤都是少的，十萬斤都不稀罕，甚至有幾十萬斤的。
《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用通欄大標題發表了署名文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九月一日又發表了一篇題為《徐水人民公社頌》的文章，稱「茂盛無比」的小麥畝產12萬斤，「花團錦簇」的山藥畝產達120萬斤，一棵碩大無朋的白菜重達500斤，棉花的產量也「如衛星般地震動湖海山川」。其它如「一個蘿蔔千斤重，兩頭毛驢拉不動」、「肥豬賽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殺一頭，足夠吃半年」等等荒誕不經的大話，充斥中華大地，人皆習以為常。人大膽，地高產，人都昏了頭，能吹也不要緊，可怕的是地裡的莊稼沒人收，上邊還照著你上報的畝產萬斤收繳公糧，一點都不含糊。結果連農民的口糧、種子糧都作為收成收上去了。對此，廬山會議被錯誤處理、深入農村考查的彭德懷看到後，焦急的以詩疾呼：「谷撒地，薯葉枯；青壯煉鋼去，收禾童與姑；來年日子怎麼過，請為人民鼓與呼。」
結果不出彭德懷所料，農民沒有糧食吃，只好吃野草、樹皮、觀音土，野草、樹皮吃完了就吃人。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安徽省公安廳向省委報告，題目是：《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報告稱：「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食人案件）1289起，其中阜陽專區9個縣發生302起，蚌埠專區15個縣發生721起，蕪湖專區3個縣發生55起，六安專區5個縣發生8起，安慶專區2個縣發生2起，合肥市3個縣發生201起。發生時間，絕大部份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從作案性質和情節上看，據對1144起案件調查，其賣給別人吃的36起，其餘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發生這類案件的原因，主要是由於一些地方生產沒有搞好，口糧安排不落實，群眾生活極度困難，特別是壞人當道的三類社隊，幹部為非作歹，停伙扣飯，群眾出於生活所迫所致，個別的搞出去賣也是為了買回自己所需的食物和用品。」
一九五八年鳳陽縣全縣人口402,700人，到一九六一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淨減少157,438人，和一九五八年相比，人口減少39%。全縣死絕的戶有2404戶，消失村莊27個，孤寡老人1580人，孤兒3304人。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三日，青海省公安廳在給省委《關於西寧地區當前治安情況的報告》中也說到，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全國不少省都發生過人相食案件，只是嚴重程度不同而已。在安徽亳縣，由於吃人肉的情況不斷發生，出現了人肉市場交易，農民擺攤設點或流動串鄉賣人肉。河南信陽地區一個十多歲的小女孩，哀求父親不要吃她，好給他摟草、做飯，也沒有擋住她那被餓瘋了的父親。民兵受命持槍把住路口，禁止饑民流動。只有舊社會才要飯，偉大的社會主義不能要飯，誰要就是給社會主義抹黑，就是階級敵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環江縣水源區委甚至追捕到相鄰的河池縣，將二百多名討飯的男女老幼用繩索捆成一長串，押送回鄉。年長的農民回憶起往年饑荒時地主開倉放糧的情景，渴望著還能看到這一幕，可是至死也沒有盼到有誰放糧賑災。面對隨處可見的餓殍，當時極左的安徽鳳陽縣委書記趙玉書還感慨：多好的人民啊，寧可餓死也不搶國庫的糧食。其實，這個理反過來就是：多好的人民政府啊，眼睜睜地看著人民餓死，也不開倉賑濟。
也有幾個特例。安徽省有個省委副書記叫張凱帆。一九五九年聽說農村餓死了人，下鄉調查去了無為縣。無為是全國的一個米糧倉，是一個大縣，140萬人口。張凱帆調查的時候已經有90萬人餓死了。張凱帆大為震驚，良心難安，毅然下決心解散公共食堂，並開倉放糧，救活了餘下的50萬百姓。可是張卻為此被省委書記曾希聖抓了起來。毛澤東聽說後，說張凱帆是個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結果張被判了20年。曾希聖堅決「跟黨走」 餓死700萬人，民憤極大，應該被槍斃。但是，因為他堅持的是毛路線，被毛保了下來。而被老百姓稱為「青天」的張凱帆，因為沒有跟黨保持一致，卻成為共產黨迫害的對象。
還有一個山西省河曲縣縣委書記劉毅，反毛之道而行之，救了全縣百姓。他擅放國庫糧，給全縣農民補自留地糧，還想方設法向上級要糧。沒有高產衛星，沒有禁止農民開荒，河曲縣三年人口自然增長率2.2%。但劉卻因此被整肅，一九六一年六月被撤職，同年十月被中共中央通報全國。還有四川重慶市的長壽縣因放糧救人，也整出個大饑荒「開倉放糧」案。
在三年大饑荒問題上，中共還卑鄙地愚弄國人說是蘇聯逼債，把糧食都出口頂債了。實際上不僅沒有這回事，中共還置自己百姓的生命於不顧，把中國人的救命糧送給非洲的一些小國家，收買它們，讓它們替自己在聯合國鼓噪，好為中共爭一個合法的席位。
在太多的中國人連樹葉都吃不上的時候，毛澤東吃些甚麼呢？旅英作家張戎在《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披露：為了喚起對他本人的好感，毛向全黨宣佈他要「跟全國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了。的確，在一個短時間內他不吃肉了，但他在吃魚，毛最喜歡吃魚，特別是武昌魚。在大饑荒期間，他還對以肉食為主的西餐發生了興趣。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毛身邊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為毛精心制定了一份西餐菜譜，包括七大西菜系列：魚、蝦、雞、 鴨、豬肉、羊肉、牛肉。魚蝦類列有：蒸魚布丁、鐵扒桂魚、煎（炸）桂魚、軟炸桂魚、烤魚青、莫斯科紅烤魚、吉士百烤魚、烤青菜魚，菠菜煮魚、鐵扒大蝦、烤蝦圭、蝦面盒、炸大蝦、咖喱大蝦、罐燜大蝦、軟炸大蝦、生菜大蝦等等。雞類包括：黃油雞卷（雞排）、軟煎雞排、雞肉餅、雞肉元，大王雞肉餅、雞肉絲、罐燜雞、紅燜雞、蔥頭燜雞、青菜燜雞、紙包雞、雞丁敏士，椰子雞，奶油雞。豬肉類有：烤豬排、烤豬腿、炸豬裡脊、炸豬排、溜豬排、法國豬排、意式奶豬，等等。
死了那麼多人，毛澤東又是怎麼看待的呢？在為大躍進揭幕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他大談死亡是白喜事：「是喜事，確實是喜事。你們設想，如果孔夫子還在，也在懷仁堂開會，他二千多歲了，就很不妙。講辯證法，又不贊成死亡，是形而上學。莊子死了妻子以後鼓盆而歌是正確的，人死應開慶祝會。」毛甚至還大講死人的實用價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他在八屆六中全會說：「人要不滅亡那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毛多次說過為了他的目標，他準備以無數中國人的生命作代價。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率團訪蘇時，曾就核戰爭發過一番宏論：「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甚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我怕誰去。」這個話一講完，全場鴉雀無聲。當時的捷克斯洛伐克總書記端著咖啡直哆嗦，說中國6億人，我們才2千萬啊。在場的所有人都不理解毛澤東為何能說出這種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他說：「人口消滅一半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好幾次。」「原子仗現在沒有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對中共高層講：除了「大辦水利」以外，「還要各種各樣的任務，鋼鐵、銅、鋁、煤炭、運輸、加工工業、化學工業，需要人很多，這樣一來，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你們議一下，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對毛澤東來說，死亡多少人不過是一堆數字而已。所以，大饑荒後，對造成大量人員死亡的省級幹部們僅僅做了走過場式的檢討了事，在四川餓死了上千萬人的省委書記李井泉甚至後來還被提拔當了西南局第一書記。
也有人不相信餓死那麼多人，認為是反毛派的杜撰。《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是舉世公認的權威書籍。中國國家圖書館有原版的GUINNESS WORLD RECORDS 2001，翻譯成中文就是《2001吉尼斯世界記錄大全》，在該書第185頁有這麼一段文字：MOST PEOPLE KILLED IN A FAMINE Between 1959 and 1961，approximately 40 million people died of starvation in China.譯成中文就是：餓死人最多的一次饑荒在1959年到1961年之間，在中國大約有4千萬人死於飢餓。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顯示，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三千八百萬人。廖蓋隆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有接觸機密資料的權力，他在《炎黃春秋》二零零零年第三期撰文說，大躍進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千萬人。
二零一零年五月七日，人民網邀請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研究會會長石仲泉做客強國論壇，以「客觀看待歷史與歷史人物」為題與網友進行在線交流。在談到六十年代的饑荒餓死3000多萬人的問題時，石仲泉如是說：「這是國家認準的，也是根據當時公佈每年人口情況的增減計算出來的。……我們領導也認可了，我可以負責任的講這個事。」原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如是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甚麼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田紀云：《回顧中國農村改革歷程》)劉少奇在大饑荒中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訴蘇聯大使契爾沃年科，已經有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四川省委下發的一份文件註釋表明，一九六零年底的四川人口總數是6,236萬，而國家統計局中國人口統計年鑑上一九五七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萬，死亡979.3萬。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李井泉依然執行毛的要求，因此加上這兩年的死亡人數，四川大約死亡1,250萬。
在死亡的人中，還有不少人是被活活打死的。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李立在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向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的報告中談到：光山縣槐店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秋災反瞞產鬥爭持續8個月之久，60、70天內粒米全無，造成人口大量死亡。被打的有3,528人，當場打死群眾558人，打後致死的636人，致殘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河南省信陽地委上報中央的報告中這樣說到各區縣打人和死人的情況：「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18,000人，現初步揭發已達80,000多人；新蔡縣原報告去冬今春死30,000多人，現在增加到近100,000人。信陽轄內的遂平縣碴岈山人民公社是全國第一個成立的人民公社，到1960年年底，死4,000多人，占總人口10%，有的隊死亡達30%左右。該地區在『反瞞產』中被打死者也很多。光山縣從縣委書記到公社幹部幾乎人人動手打人。縣委第一書記馬龍山帶頭將『右傾』的縣委書記張福洪活活打死。這個縣的另一個縣委書記劉文彩，在一個公社主持『反瞞產』時，一天內連續拷打40多個農民，有5人被活活打死。」中共向來是設法掩蓋罪惡，它還會去誇大自己的罪惡嗎？
深圳特區成立30週年之際，作家陳秉安前後歷時22年寫成的長篇報告文學《大逃港》公開出版。這部30多萬字的作品披露了一段幾乎被人遺忘的慘痛歷史——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有將近100萬名內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一九六二年的「五月大逃亡」，即有5萬多人外逃香港，以致廣東當局不得不從各地抽調萬餘名官兵阻擋遣返逃港人員。而逃港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貧窮和饑荒以及政治上的迫害。此外，在新疆，一九六二年也發生一次性6萬多人逃往蘇聯的事件。原因也是飢餓，為了不被餓死。
大饑荒後，召開了一個「七千人大會」。 會議期間，曾在家鄉親眼目睹嚴重災情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避重就輕有限度地說了部份實話：「我們原來以為，在農業和工業方面，這幾年都會有大躍進。……可是，現在不僅沒有進，反而退了許多」。「產生困難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天災的確不是那麼嚴重」。但是就是這麼幾句話，讓毛澤東惱恨在心。會議結束後，在整理自己的口頭報告時，良心未泯的劉少奇情緒激動的表示：「大躍進」錯誤嚴重，這次總結經驗是第一次。以後每年要回過頭來總結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後做到這個總結符合實際，真正接受經驗教訓，不再犯「大躍進」錯誤為止。
為餓死人的事，劉少奇在中南海毛澤東的游泳池曾與毛相爭，「歷史上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是要下『罪己詔』的」。在此之前，劉少奇已開始反思黨內的專制之風，後來在中共「八大」時根據彭德懷的提議，劉少奇第一個表態支持，取消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最早由王稼祥率先提出，他在延安時期推而廣之的提法。這一切都讓心胸狹窄睚眥必報的毛澤東懷恨在心。江青後來稱：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七千人大會的惡氣。也有極左的擁毛派，把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挾怨報復美化成路線鬥爭，而據劉少奇的兒子劉源著《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一書披露，毛澤東在就「四清」問題同劉少奇發生爭執後，曾一手拿黨章，一手拿憲法，到會場興師問罪。「一個不叫我開會（指鄧小平），一個不叫我講話（指劉少奇）。為甚麼剝奪黨章、憲法給我的權利？」中共元老薄一波和安子文還對劉源說過：在這以後，毛澤東對劉少奇說：「你有甚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
劉少奇出於正義與良知，對這場完全人為、不該發生的有史以來最慘絕人寰的人間悲劇的正視，為自己引來了殺身之禍，成了十年「文革」的肇因。毛澤東出於一己之私，一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終於為自己出了一口惡氣，把堂堂的國家主席拉下馬來，打入死牢，就此引發了空前絕後的十年浩劫。
關於三峽工程
三峽工程是中共最大的政績工程。圍繞三峽的紛爭一直不斷。三峽工程有五大主要問題：防洪、生態影響、地質災害、移民以及經費投入。三峽工程的主要作用是防洪，但外界卻不清楚三峽的防洪作用實際是有限的。作為主上派的中科院與工程院雙院士張光鬥，曾在一次與三峽管委會副主任郭樹言的談話中對三峽工程的防洪作用這樣談到，「三峽的防洪庫容問題可能你們知道了，沒有那麼大。這個研究是清華作的，錢副主席（錢正英）知道後，把長江水利委員會找來問，他們也承認了。這也可以解決，無非把水位降到135米，影響幾天航運。但這件事在社會上公開是不行的。」該談話後被整理成「張光斗同志關於三峽工程談話記錄」，報副總理、總理及全國人大委員長。原三峽總公司總經理陸佑楣在二零一零年三月答《瞭望》週刊記者問時也承認：「三峽工程防洪作用是有限的，只能控制上游來水，來減輕下游壓力。而且只能把荊江河段防洪能力提高到百年一遇，真要是一八七零年洪水再發生，它也不能完全保證免去下游的災害。」
關於生態影響。江河中任何一處築壩對流域生態的破壞和物種的滅絕，都是不可逆轉的。一九八七年，中國科學院專家組經詳細論證後提交的《長江三峽對生態環境影響的論證報告》基本結論是弊大於利。一九九二年召開《長江三峽水利樞紐環境影響報告書》預審會時，中科院專家曾就三峽水庫建設的利弊孰大孰小與長江委展開爭論。多年後，曾參與會議的長江委人士透露，當時長江委的意見是：如果沒有防洪功能，三峽工程弊大於利，有防洪功能就是利大於弊。三峽蓄水後，江水由動態變為靜態，水質已在惡化，這也是世界銀行不肯貸款的原因之一。
二零零三年十月《中國水運報》發表的《長江污染「上吐下瀉」如此怪圈亟須打破》一文中寫道：「三峽總公司樞紐管理部副主任馮飛鵬告訴筆者，今年以來，他們打撈漂浮到大壩前的垃圾就達50多萬立方米，花費800多萬元」。「大壩蓄水期間，垃圾越聚越多，形成了一道道積厚達一米多的板塊，板塊上不僅可以走人，放輛汽車也沉不下去。」「租用兩艘動力為2640馬力的拖輪清理垃圾，每月租金就達100多萬元。」為了治理壩前漂浮物，國家甚至需要專門規劃修建近200個垃圾處理廠。據《湖北日報》二零零三年十月十三日報導：「400億！2001年，新世紀最大的環保工程落戶三峽庫區……。」垃圾可以花錢打撈，花錢處理，魚類物種及其它生物物種的滅絕是花多少錢都買不來的。
關於地質災害。據工程最初的設計，將在移民費用中拿出6億元，專門用於地質災害防治，但截至二零零六年的三期蓄水，地質災害治理經費已經上升到120億元。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峽水庫開始蓄水時，中國工程院院士、三峽庫區地質災害防治工作專家組組長劉廣潤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目前已查明在三峽庫區共有各類崩塌、滑坡體2490處。」這比先前的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關於崩塌滑坡問題結論報告所說的404處已經多了6倍。
而二零一零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重慶市副市長、市委移民工委書記譚棲偉透露，三峽庫區在生態保護和移民安置上，均存在重大問題，庫區隱患點已高達10,792處，這比可行性報告高出27倍！三峽水庫近90%在重慶境內，二零零九年中國科協年會在重慶召開時，有專家披露，上半年全國共發生地質災害一千八百多起，絕大部份發生在重慶境內，其中死亡人數和失蹤人數，重慶居全國首位。這不是三峽工程的原因又是甚麼？！
二零零八年、二零零九年的四川、重慶大旱，二零一零年的西南地區百年不遇的大旱，誰敢肯定與三峽工程對環境的改變沒有關係？同時，大壩建起後，實際上抬高了上游的洪水位，進一步加重了川江地區的水災威脅。另有一點，遠古時代長江並非滾滾向東流，而是向西流。隨著青藏高原的抬升，長江才轉而向東。長江在三峽地域之所以能夠衝破高山的阻擋，形成著名的大河峽谷地貌，就是因為這裡的岩層最為破碎、軟弱。三峽地域的這一地質特點，對於地學科學工作者來說，並非秘密，也非新發現，但是當權者就是不管不顧，執意要上。
三峽的移民問題。在說服人大代表通過決議時說是113萬人，但現在變成了400萬人，遠超幾倍。很多外遷移民因土地、生活習慣及其它社會問題無法融入遷入地，紛紛回流，導致不少社會問題發生，這個問題解決不好，就是社會不穩定因素。
關於三峽的經費投入，一直不清。一九八九年，金融專家本來已經算出三峽工程的總投資不會少於5900億，到一九九二年造勢迫人大通過時，說是570億。獲得通過之後，立刻長到750億，不過三年，又長到960億和1,200億。到了一九九七年，內部終於承認6千億元，與工程的反對派10年前的計算接近。到了21世紀，工程已經發電、有了收入之後，總投資變成了1,300億（有時候也說1,800億）；原先說的三峽工程三大項目：樞紐工程（大壩、電站、船閘等）、輸電和移民，變成兩項，輸變電給刨出去了。究竟需要花多少錢，可以說，是個無底洞，總也填不滿。僅是一個強化環境保護費投入，國務院已規劃安排了393億元資金用於三峽庫區水污染防治。這個數字相當於三峽工程總投資的五分之一。另外，重慶市也安排了98.2億元，用於水污染治理。這僅是地質災害治理，移民方面還將投入多少？誰也不知道。
長江委二零零八年一份《三峽水庫可持續綜合利用規劃研究報告》稱，在接下來的十年間，「後三峽」至少還要中央財政拿出近1千億。而實際上，二零一一年五月十八日國務院通過的《三峽後續工作規劃》涉及資金1,238億元。這個一人造孽，舉國買單的吸錢工程，在工程建設已告結束的情況下，仍然在徵收三峽工程建設基金。從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起，三峽基金變臉為「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繼續徵收，為期10年，其用途包括「解決三峽工程後續問題」。
有公民要求國家財政部公開三峽工程建設資金，遭到拒絕；要求法院判決財政部依法公佈，法院不予受理。有記者要求採訪國家財政部、三峽集團總公司等關於三峽建設資金情況，均遭拒絕。至今，三峽工程實現發電收入每年200多億元，但並不屬於中國百姓，也不屬於國務院。三峽工程所有的水輪發電機已經私有化，屬於長江水利股份有限公司。那些三峽主上派，相關部委、各級官員以及主要工程技術人員，持有這個股份公司的原始股。也就是說，解決問題靠全民，實現收入歸個人。這就是三峽工程的實質。三峽工程從開工起就一直攀附在社會肌體上詐取民膏，究竟何時完了，誰也不知道，可以說，大壩不倒共產黨不完就會一直吸下去。
以清華大學教授、水利專家黃萬里為代表的反對派，一直反對修建三峽大壩。黃萬里先生更是以其多年的江河治理經驗，死諫三峽工程不能上馬，認為是「禍國殃民的工程」，曾預言「若修成，終將被迫炸掉」。他曾六次上書最高當局，三次直接致信江澤民，要求中央決策層給他半個小時的時間，陳述為甚麼三峽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始終沒人理他。黃萬里曾於一九五七年，激烈反對在三門峽築壩，但沒有人聽。結果不到兩年，所有他預警的災難（潼關淤積、西安水患、移民災難）一一兌現。
整個三門峽工程造成的損失據估算不下百億（相當現在的一千億以上），還涉及到40多萬農民從渭河谷地被迫向寧夏缺水地區移民，其中15萬人來回遷移搬家多達十幾次，給他們造成了人生中難以想像的慘劇，連國務院派去視察的高官都為之落淚，說：「國家真對不起你們！」（《老照片》第15輯）。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對三峽工程進行論證，黃萬里教授沒有被邀請。二零零零年四月，黃萬里以89歲高齡且身處癌症晚期，致信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陳說治理黃河和長江的意見，也未見回音；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七日臨終時，還念叨：「三峽，三峽，千萬不能上。」
一九九二年四月三日工程決議案提交全國人大表決時，只發給人大代表支持上馬的宣傳材料，不發論證過程中的不同意見；施工工期長達20年，工程投資卻按靜態計算，不考慮銀行貸款利率、通貨膨脹和歸還期等因素，這在世界大工程中獨一無二。特別是動態投資比靜態投資大出好幾倍，讓代表審議時，卻不將這個數字一併公佈。實際是哄騙代表不負責任的投糊塗票。不少瞭解內情明白真相的代表知道，三峽工程純粹是江澤民好大喜功、圖謀青史留名的形象工程。一個業務問題不讓專家決定，卻讓不懂水利的人大代表表決，這分明是中共在找替罪羊，為自己留一手，要嫁禍於人大代表，為自己的非法行為謀一件合法外衣，因而不願被利用。
表決之前，台灣歸來的農業和環境專家、人大常委黃順興依程序登記，要求大會發言，卻一直「排不上」。四月三日表決當天，無論怎麼舉手，主持大會的萬里就是不叫他。忍無可忍之際，他從位子上站起來，準備讀出對三峽工程的意見，突然全場擴音系統遭關閉。黃順興憤而退席以示抗議，並在人民大會堂外召開記者會，對全國人大的這一做法表示正式抗議。在此之前，一九九二年三月份的七屆人大五次會議上，黃順興曾對《三峽議案》的完全不符合民主程序大聲抗議。同年九月，中共在全面壓制反對意見之後，強行付諸表決。本次人大會議，黃順興根據議事規則，提出臨時動議，要求將《三峽議案》作為重大議案重新考慮。黃順興的提案以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但是會議主席完全不理睬這一合法的投票結果，拒絕給黃順興發言權。最後2,633人投票，僅有1,767票贊成，有177票明確反對，664票棄權，另有25人沒有按表決器，勉強通過，是全國人大有史以來所有通過的議案中得票率最低的一個。致使贊成的人當中，不排除許多人是盲目投票。
按原三峽總公司總經理陸佑楣在二零一零年三月十一日接受《瞭望》週刊記者採訪時的說法，「贊成的人多，不可否認有人對工程本身並不太瞭解，單純出於對黨和國家的信任，抱著只要是黨中央、國務院的主張就擁護的想法」。真正反對的肯定遠遠不止上述數字。真正的三峽工程根本就是一個通不過的項目。
三峽工程人大會議上被通過，有江澤民的直接功勞。江澤民坐上總書記的位子才20多天，就急乎乎的外出考察，第一個地點就是三峽壩址。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三峽工程問題。會議擔心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三峽工程時，可能會出現贊成票不足半數的局面。江澤民表示，他將親自到「兩會」的黨員領導幹部會議上，就三峽工程進行動員。實際就是干預「兩會」。三月十八日，在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會議期間，江澤民親自召集「兩會」黨員負責幹部大會，針對三峽工程講了兩個多小時。告訴委員和代表們，黨中央和他都對三峽工程投了贊成票，要求「兩會」黨員代表、以及委員，同黨中央在思想、行動上保持高度一致，支持三峽工程。三峽工程歷經兩次論證，均遭反建人士質疑，如論證領導小組成員12人，全部是主張上馬的水電部副部長和總工程師，明顯是「自我論證」；審查人員又幾乎是論證的原班人馬，顯然是「自我審查」。重新論證時請了20位特邀顧問和412位專家，但就是不讓黃萬里參加。為甚麼容不下一個黃萬里？為甚麼不敢給他半個小時？反對意見那麼高，不明情況那麼多，14個專項論證報告，有5個報告專家組不簽字，超過三分之一，還能強行上馬，全世界也只有無法無天的中共才能幹得出來，也只有天不怕、地不怕，不負責任的中共才敢幹。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樞紐工程大壩主體完工。已耗資上千億元，號稱打破一百多項吉尼斯世界記錄，舉行慶祝儀式時，卻只有建設單位和相關方面的專家代表出席，連大壩所在地湖北省的負責人都沒有參加，中共高層更是無一到場，當年搖旗吶喊的頭面人物也無一露臉。整個儀式僅有8分鐘就草草收場，連敲鑼放鞭算起來花費不過幾百元！一個世界級的大項目的場面，連一個小縣城的招商引資項目都趕不上。吹了那麼長時間，這麼一個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大事怎麼反倒不吹了呢？在牽扯到個人身名利益的時候，共產黨人是從來不糊塗的。誰都不想去承擔歷史責任，誰都不願做歷史的罪人。
在大學念水利的胡錦濤主政後一次也沒去過三峽工程的工地。在大學念地質的溫家寶上任時，按理應同時接任三峽建設委員會主任，卻在兩個多月後才就任此職，更是早早於二零零八年就把三峽建設委員會主任一職交給了副總理李克強。而且任職以來，溫家寶只去過三峽庫區兩次，兩次主要是關注移民問題。二零零三年六月三峽水庫開始蓄水，問題逐漸呈現後，中共高層更是只有副總理曾培炎一人去過三峽工程，參加三峽水庫船閘通航的慶典，而曾培炎三峽之行雖然擔的是三峽建設委員會副主任職責，而實際不過是出於與江澤民的個人關係，使三峽工程不至於過於冷場過於難看而已。
二零一零年七月，僅相當於二十年一遇的洪水通過三峽大壩，中共上下著實捏了一把汗。為以防萬一，準備退路，喉舌又開始在輿論上造勢，「不能把希望都寄托在三峽大壩上」的聲音開始頻頻見諸於媒體。而早在二零零三年六月一日，新華社就豪氣干雲，發出題為《三峽大壩固若金湯，可以抵擋萬年一遇洪水》的稿件。之後，二零零七年五月八日，新華社發出題為《三峽大壩二零一零年起可防千年一遇洪水》稿件。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新華網發出《三峽大壩可抵禦百年一遇特大洪水》稿件。直到二零一零年七月二十日，央視網發稿稱，「三峽蓄洪能力有限，勿把希望全寄托在大壩上。」從萬年、千年、百年，到「能力有限」，三峽大壩的防洪作用就這麼沒了。不難看出，喉舌新華社聲音的日漸式微與一直以來吹噓的大壩的巨大防洪作用之間自相矛盾。究竟是喉舌新華社在忽悠欺騙百姓，還是三峽大壩實際的防洪作用有限，兩者必居其一。
這還不算，二零一一年春，長江中下游地區大旱，三峽工程卻出現洪季開閘、旱季蓄水，加劇自然災變的逆調節。對此，下游省份怨言頗多。江西省甚至上書中央，認為乾旱跟三峽大壩有著直接的關係，並提出要修建鄱陽湖大壩，以減抵三峽大壩的不良影響。
李鵬卸任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寫關於三峽問題的回憶錄《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該書於二零零三年六月出版。在該書的前言中，他專門拿出一部份向讀者介紹寫書的意圖。他特別提到，「在這裡，我特別懷念孫中山先生、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是他們提出了建設三峽的設想，並主持了初期計劃的制定與實施。我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對建設三峽工程作出了重大決策。江澤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後，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峽壩址。
1989年以後，所有關於三峽工程的重大決策，都是由江澤民同志主持制定的，他對三峽工程的建設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1998年朱鎔基總理繼我之後任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主任以來，對三峽二期工程及移民工作的順利進行發揮了重要作用。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鄒家華、吳邦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還有黨和國家的其他領導同志，對三峽工程建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讀後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三峽工程的設想是孫中山、毛澤東和周恩來；決策是鄧小平；決定是江澤民；實施是朱鎔基。他幹甚麼去了？找不到。說他在推卸責任應該不為過吧？不出事可以說是在表示謙虛，萬一出了事，足可以拿出來擋一擋。寫書本是為了立傳，但必要時也可以立此為據。所以說，說共產黨是為了人民是糊塗至極！
六十年來，從「為人民服務」到「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哪個不是在玩文字遊戲？哪個是真正為了人民？又有哪個是真正為百姓做事呢？中共中央的辦公地中南海照壁上就是「為人民服務」，中共中央的機關刊物名字就叫《求是》，它的所謂的思想路線就是「實事求是」，但中共甚麼時候「實事求是」過？三峽工程中共強姦民意，強行通過，但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院三峽工程階段性評估專家組組長沈國舫仍宣稱：「在所有大工程裡面，三峽工程經過最民主的決策過程，是決策民主化的一個典範。」中共的群眾路線是「一切為了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去」。
但中共甚麼時候為人民群眾著想過，甚麼時候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首位？各地頻發的礦難死人，全球第一，是管不了，還是根本就不管？深圳的富士康公司半年內職工頻頻跳樓自殺，直到多達11名才開始裝裝樣子，做做調查。共產黨漠視百姓生命到此等地步！中國百姓在中共眼裡不過是奴工、牲口、數字而已。所以說，中共的一切都是為了維護其專制的獨裁統治，它的經濟發展也好，其它發展也好，根本目的都是為了這一點。認識不到這一點，就不是一般的可悲了。
二零一一年十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