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0月04日訊】楊兆龍（1904—1979），中國著名法學家，曾被荷蘭海牙國際法學院評選為世界範圍內50位傑出法學家之一。他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和東吳大學，後赴美留學，獲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楊兆龍不僅通曉英、法、德、意等八國外語，而且對大陸、英美兩大法系均有精深造詣，曾任中華民國推事、律師、憲法起草委員會和資源委員會專員、代理最高檢察長等職。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法學界的精英，卻因錯誤地選擇了在中共建政後留在大陸，而備受折磨，最後淒慘離世。

1904年11月8日，楊兆龍出生在江蘇金壇東崗村。6歲時入私塾讀書，接受傳統教育。1922年，楊兆龍成為燕京大學哲學系新生，後在東吳大學學習法科，1927年畢業。在東吳大學他總共修了四十多門課，每一門成績都在九十分以上，要知道所有課程都是英文授課。

從東吳大學畢業後，楊兆龍取得了律師職業資格證書，但外地人在上海從業畢竟不是件容易的事。1928年3月，他受聘為「上海持志大學教務長兼教授」。一年後，又接受上海法政大學以及東吳法律學院聘書，教授《證據法概論》、《商法概論》、《海商法》等課程。其時楊兆龍不過26歲。

在此期間，楊兆龍還擔任了上海租界臨時法院推事，專辦華洋訴訟，並受委託撰寫《上海租界臨時法院成立後辦理涉外事件之報告》。因其不畏權勢，秉公執法，在上海小有名氣。不過，做了不長時間，楊兆龍就因判決經常和陪審的外國領事發生衝突，而被辭退。之後，楊兆龍轉作律師、在司法行政部不擔任外事科長等。

1934年，楊兆龍與新婚妻子赴美深造。他在1935年至1937年發表了大量介紹美國司法狀況的文章，包括美國的法院體系、法院內部的體系、法院的組織變革等，涉及範圍相當廣。

在取得哈佛的博士學位後，楊兆龍以研究員的身份赴德國柏林大學法學院學習。在留學德國期間，楊兆龍曾赴法國、義大利遊學，並在法國加入比較法學會。1936年秋天回國，受聘為「司法行政部法制專員」，並利用業餘時間寫了不少時評。其後，還擔任最高國防委員會專門委員，負責研究國防相關的經濟立法和戰爭立法方面的問題；擔任經濟部農木局法制顧問等。

抗戰期間，楊兆龍在重慶同時任中央大學、浙江大學、東吳法學院、朝陽法學院教授，先後講授海商法、比較法、比較民法、比較刑法、訴訟法、行政法、法理學、法哲學等課程。1945年4月，受邀擔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司長，以便及時準備戰後面臨的懲辦戰犯等問題。6月，聯合國制憲會議在美國召開，通過了《聯合國憲章》，而中文翻譯就是主要由楊兆龍負責的。據悉，楊兆龍翻譯的《聯合國憲章》至今仍是中文規範譯本。

日本投降後，楊兆龍隨國民政府返回南京，成立戰犯罪證調查室。當時，楊兆龍擔任主任，倪征日奧擔任副主任。楊、倪組織七百餘名工作人員，共搜集了日寇侵華罪行材料三十餘萬件。這些證據經各地司法行政機關初步審核後，由楊兆龍最後審定，部分呈送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其餘送交中國戰犯審判委員會審查。這些證據對於保證中國代表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種做法也得到了聯合國戰罪委員會負責人的贊同。

1948年底，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鄭烈辭職。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有意請楊兆龍出任此職，但楊兆龍對此亦婉言推辭。身為中共地下黨員的楊兆龍的妻妹沙軼迅速將此消息報告給中共，中共指示其勸說楊兆龍接受任命，並以此為契機營救在押的中共黨員。在中共做出承諾後，楊兆龍同意出任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長。在其努力下，包括中共黨員在內的萬餘名政治犯被釋放。

國民政府撤離大陸時，楊兆龍選擇了留下。在晚年談及促使其留下不走的原因時，他對女兒說：「關鍵是你媽媽思想非常‘左’傾，她早盼著共產黨了。她認為我們家如果跟蔣走，等於自取滅亡。如果去國外，實與當白俄無異。只有留下來才會有前途。此外，你姨媽的勸說和白沙代表組織的保證也起了作用。」

豈料，這樣的選擇對楊兆龍來說，就是災難的開始。中共佔領上海後，楊兆龍將最高法院檢察署的全部檔案，移交給上海市軍管會。之後，舉家遷到南京，受聘為中央大學（後改名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後轉任東吳法學院院長兼教授。

1952年，中共開展了針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楊兆龍也被號召「交心」。在無事可交代的情況下，他說出了一點王孝和被殺一事，所幸過關。院系調整後，楊兆龍賦閑在家一年多。1953年秋被調至復旦大學外語系教俄語。1955年肅反運動中，楊兆龍被懷疑為「國民黨潛伏特務」，並成立專案組進行審查，最後作「內專物件」處理。

1957年初，在中共的誘使下，楊兆龍在「鳴放」期間表達了對肅反中所受的委屈感到遺憾。不久，反右運動開始，他被打成「右派」。1958年2月，其三個子女均在反右「補課」中被錯劃成右派。是年4月，楊兆龍被取消教授職務及工資待遇，每月只發給生活費35元，並限其遷居，強迫勞動，以致咯血住院。1959年復旦法律系與華政合併成立上海社會科學院，楊兆龍改由該院管轄。

六十年代初，楊兆龍再次遭遇不測，命運陷入最低谷。因幫助一名學生和次子去國外留學，而在1963年9月，被上海市公安局以「現行反革命罪」逮捕。他被逮捕後，上海市一位領導人在一次政協會議上放風：「楊兆龍寫信給聯合國要求聯合國出兵干涉中國內政，因此被捕。」楊兆龍特赦出獄後，女兒曾問父親：「可有此事？」其父答曰：「若真有此事，我還能活著出來嗎？」

楊兆龍入獄後，其家仍被當作特嫌據點受到監控。其女婿被懷疑為潛伏特務而被開除公職，押送至新疆服苦役。其妻沙溯因被撤銷教職、降薪三級、令其去圖書館工作。當年退休在家。

1966年文革爆發後，沙溯因不堪紅衛兵的百般淩辱，自縊身亡。也許，此時她才後悔當時力勸其夫留在大陸是一件多麼錯誤的事情。因紅衛兵抄家，楊、沙兩家兩代積蓄的家產被全部查封，大量未刊的文稿、講義等被縱火焚燒、毀於一旦。其女無處棲身，不得已遷居夫家浙江海寧。而楊兆龍在被關押了8年後，終以「歷史反革命及叛國投敵罪」判處無期徒刑。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首次訪華，總統的法律顧問應氏曾向周恩來總理當面詢問楊兆龍教授的情況。1975年，中共特赦，楊兆龍出獄。出獄後的他業已無家可歸，只好赴浙江海甯與女兒同住。

1977年10月，楊兆龍突發腦血栓，致右肢癱瘓並失語。1979年4月1日上午11時，他突發腦溢血，當即昏迷，並于下午6時離世，享年75歲。1980年，中共才最終給出了一個說法：撤銷原判，宣告無罪，恢復名譽，發還家產。

可歎的是，類似楊兆龍這樣被中共殘害的知識份子，不是一例、兩例，而是成百成千成萬例。這樣充滿了血腥的政權的畫皮早就應該被撕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