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0月21日訊】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爆發，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的失業率居高不下；而導致高失業率的一個重要原因則是大量美國公司把工作機會出口到了例如中國這樣的擁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國家。

只要有經濟全球化，上述情況的發生似乎就是不可避免的。撇開對全球化的種種爭議不談，問題是，三十年前，中國窮，勞動力自然很低廉；為什麼在經濟持續高速發展三十年來，中國仍然能保持勞動力低廉這一優勢？

中國不是已經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了嗎？中國不是舉辦了史上最豪華的奧運和世博了嗎？中國的很多地方的硬體設備不是已經勝過歐美了嗎？中國官員們的富裕程度不是早就讓西方的官員們瞠目結舌了嗎？按說，隨著經濟的發展，水漲船高，勞工的報酬和待遇自然也會相應地上升，為什麼偏偏中國的勞工依然還是那麼廉價？或者說，為什麼中國勞工的收入增長得那麼慢，遠遠趕不上GDP的增長？

原因很簡單：中國政府的刻意打壓。中國政府一直在有意識地壓制勞工生活水準的提升，以保持廉價勞動力這一優勢。

這可不是異議人士的惡意誹謗，這是連體制內肯講兩句實話的人也承認的。不久前，《中國稅務》雜誌社社長、《改造我們的文化史觀》一書的作者張木生，在接受《共識網》主編周志興採訪時就明確談到這一點。

張木生說，在改革之初，中國沒資金，沒技術，由於窮，購買力低，也沒有市場，唯一的優勢就是勞動力便宜，只有走出口加工這條路，大進大出，兩頭在外，這樣就把經濟搞上去了。但是，張木生說：「你在國內一開始你就不敢提高勞動者的待遇，今天可以說這個問題，那時候你沒條件說這個問題，不敢提高勞動者的報酬」。「如果你從一開始就從低端開始接軌，解決民生問題，社保問題，勞動待遇問題，勞動保護問題從這方面接軌，你還有優勢嗎？」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早就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的驚人競爭力來自於低人權優勢。在中國，人民被剝奪了言論、集會、結社的權利。勞工不准組建自己的工會，很難展開有效的集體行動，只得忍受政府與資方的無情盤剝。在中國，廣大勞工還受到政策性的歧視，尤其是農民工。眾所周知，今日中國勞工的主力就是所謂農民工，即來自農村的打工者。儘管他們早就離開了農村，脫離了農業勞動，進入城鎮打工，但是由於「新中國」特有的城鄉戶口二元制，他們卻無法獲得城鎮居民的身份，從而無法獲得城鎮居民應有的福利和其他社會保障。

我不認為福利是權利，但福利和權利卻是緊密相關的。在中國，低人權導致低福利。中國有著世界上最奇特的福利制度。一般國家的福利制度都是劫富濟貧，中國的福利制度卻是劫貧濟富。在中國，收入高者福利也高，收入低者福利也低。在中國，窮人沒錢看不起病，富人卻享受公費醫療。特別是官員，中國的公共衛生開支，80%都用在官員、主要是高級官員身上；還有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費旅遊以及以超低價格出售給官員的住房，如此等等。

正如秦暉所說：「除了低工資、低福利的傳統優勢外，中國更以低人權的優勢人為壓低人力、土地、資金和非再生資源的價格，以不許討價還價、限制乃至取消許多交易權利的辦法‘降低交易成本’，以壓抑參與、漠視思想、信仰和公正、刺激物欲來促使人的能量集中於海市蜃樓式的單純求富衝動，從而顯示出無論自由市場國家還是福利國家都罕見的驚人競爭力，也使得無論採用漸進的還是休克療法的民主轉軌國家都瞠乎其後。」

批評中國是「野蠻資本主義」固然不錯，但其實還只說到了問題的一半。問題的另一半是，中國也曾經是野蠻的社會主義或野蠻的共產主義。中國政府曾經以最野蠻的方式消滅資本主義，如今又以最野蠻的方式實行資本主義。中國政府先是以革命的名義，憑藉血腥的暴力，把所有平民的私產變成所謂全民的公產；然後又以改革的名義，倚仗專制的鐵腕，把屬於全體人民的公產變成官員自己的私產。兩件相反的罪惡居然讓同一個政權在幾十年的時間裡全做了——這樣的政權該是何等地野蠻！這樣野蠻的政權的崛起該是何等地危險！

佔領華爾街運動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今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當人們為如何克服這一危機而爭執不休時，不少人也想到了中國，想到所謂中國模式以及它和世界的相互關係。是時候了，再不想就晚了。

──轉自《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