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10月01日訊】南方都市報近日刊載了回顧中國1958年到1962年期間大饑荒的長篇紀實報導，通過當事人的口述，記錄了那場曾經餓死幾千萬人、甚至出現人吃人的慘絕人寰的災難。半個世紀後，那段歷史在中國大陸仍是少有人觸及的敏感話題。《炎黃春秋》雜誌的副主編表示，大饑荒歷史不能忘卻，中國要走出危機，必須改變制度。

學者新結論：4,500萬人死於非命

9月29日，香港大學歷史系教授馮客(Frank Dikotter)的新作《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中文版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正式推出。馮客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這場災難的真正規模一直鮮為人知，他希望這本書幫助華語世界的讀者瞭解這段歷史。

此前學者們根據1953年、1964年和1983年的三次人口普查數據得出的結論是，大躍進期間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大約在1500萬到3200萬人之間。

然而，馮客教授在書中說，根據公安部門同期整理的報告以及大躍進最後幾個月中共彙編的內部報告顯示，1958年到1962年期間，中國至少有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

他利用數年時間，在北京和河北、山東、甘肅、湖北、廣東等多個省份參閱了上千份官方檔案。

馮客教授在書中說，從中國近年公佈的官方文件來粗略推算，1958年到1962年期間，大約有6%到8%的非正常死亡者死於酷刑或直接處決。

自然災害？其實更是人禍

9月28日，南方都市報以兩個版面的篇幅發表了首席記者韓福東的長篇紀實報導《躍進過後是饑荒──川東三年「災害」紀實》。韓福東在四川東部達州市找到了幾位經歷過大饑荒年代的人，請他們講述目睹的歷史。

70多歲的朱全森老人當年是鄉里的一名教師，說起「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當地出現的幾十起人吃人的案例時，他頗感悲傷。朱全森後來參與了《達州市志》的編纂，主筆大躍進等政治運動。他對南都記者說，那場所謂的自然災害其實更是一場人禍。他說，1959年到1961年，當地連續三年旱災，但其實栽秧期間稻田里是有水的，在正常情況下根本餓不死人。

川東地區的村民對韓福東說，提到大饑荒就不得不說起大躍進。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通過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這一路線和後來的大躍進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大力推行，讓農民離開土地去大搞工業。這所謂的「三面紅旗」還剝奪了農民的自留地，虛報糧食產量的風氣也在全國風行。這一切都為後來的大饑荒埋下了伏筆。

大饑荒歷史不能忘卻

美國之音30日報導，1959年春大饑荒開始蔓延之際，18歲的楊繼繩是湖北省的一名鄉村教師。 4月裡的一天，他被兒時的夥伴從學校叫回家中，因為父親已經餓得不行了。楊繼繩回到家中，發現父親躺在床上，兩眼深陷無神、餓得皮包骨，而家裏一顆糧食也沒有了。三天後，父親與世長辭。

從90年代起，楊繼繩花了10餘年的時間，跑遍了中央和中國十幾個省的檔案館，走訪了大量的當事人，積累了近千萬字的資料。2008年，楊繼繩在香港出版了近百萬字的作品《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而這個題材即便在那場災難過去半個世紀後，在中國大陸也少有人碰觸。

楊繼繩說，父親的去世和記者的責任感鞭策他完成了這本書。他說，大饑荒是1949年以來中國最重大的事件之一。這樣一場國家、民族的重大災難必須要記錄下來， 讓後人不能忘卻這段歷史。

楊繼繩後來考入清華大學，畢業後在新華社當了35年記者。現在，他是政論歷史刊物—《炎黃春秋》雜誌的副主編。

集權制度是禍根

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表示，1958年底到1962年初全國氣候屬正常年景，而這期間中國各地共餓死了3600萬人，其中山東、湖南、四川、安徽、甘肅、青海等省份情況最為嚴重。

1961年，時任國家主席的劉少奇在湖南農村進行了為期44天的考察後說，大饑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要毛澤東公開檢討。楊繼繩則認為，大饑荒其實是「一分天災，九分人禍」。他對美國之音說，大饑荒的禍根是集權制度。

楊繼繩說：「最主要的(原因)是高度集權的制度，剝奪了老百姓創造財富、增加財富的權利，讓老百姓自己通過勞動來尋找食物的權利都沒有了。政治的權力控制著每一個人的大腦，控制著每一個人的腸胃。吃甚麼、吃多少，都是權力控制的。權力不給他就餓死。 」

否認大饑荒是對歷史的無知

《墓碑》出版後受到了以左派網站「烏有之鄉」為代表的一些人的口誅筆伐。他們質疑這本書的歷史真實性，認為餓死3600萬人的說法毫無根據。一些人甚至指出，楊繼繩的父親並不是餓死的，而是患病死亡。

楊繼繩說，批評他的這些人很多都沒有看過他的書。他說，不少年輕人對今天的社會不公感到不滿，以為過去比現在好。要是說毛澤東不好，他們就不高興。楊繼繩說，其實這種想法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

在《墓碑》的前言中，楊繼繩寫道，寫這樣一本書，除了是為父親和3600萬因飢餓而死去的中國人立碑外，也是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下一個墓碑。他對美國之音說，在當今中國發展的階段，幾年之內餓死幾千萬人的事應該很難再發生，不過在高度集權政治統治下的中國，出現其它災難，乃至意想不到的災難卻是難以避免的。

楊繼繩說，中國當年面臨的很多問題，社會不公平也跟這個制度有關係，要走出危機、緩和矛盾，必須從制度上進行改變。

（責任編輯：孫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