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1月14日訊】 大雪紛飛之中，2011年的腳步已逼近我們，在每個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不要說房價，就是大米、食油、蔬菜、汽油的價格就足以讓我們對接下來的日子充滿不安，「這個世界會好嗎？」「最後一個儒家」梁漱溟的世紀之問已穿透黑暗的時光隧道，迄今仍沒有確切的答案。回望歷史，改變了王朝體制的辛亥革命馬上就是整整百年，這塊土地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依然生活在與百年前驚人相似的歷史困境中，曾苦苦地困擾過梁啟超、張謇、孫中山、袁世凱、宋教仁們的問題，今日仍苦苦地困擾著為這個民族的未來焦慮的人們。
在一百年的歷史尺度之下，這塊土地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至少百年前那種民族危機的壓力消失了，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自我防衛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整個世界政治生態的變遷，已經沒有哪個國家想佔有或瓜分中國的版圖，有的只是想瓜分這個巨大的市場，「拼經濟」不僅是東亞的現實，也是世界目前的處境，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正處在一個百年未遇的最有利時機，甚至是一百五十年來、更長的時間尺度以來最有利的時機，相對而言，此時的外部環境空前的安全，就連我們相鄰的百年宿敵日、俄兩國都不再覬覦我們的領土，更別說遙遠的歐美各國。從經濟發展上說，雖然1927年我們的財富總量就達到了世界第三，僅次於英國、美國（當時鄒韜奮主編的《生活週刊》披露過詳細數據），不過，那時的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國，工業化起步不久，工業化程度較低，雖然產生了許多重要的企業，尤其是紡織、麵粉等輕工業領域，在與外國企業的市場競爭中也站住了腳。相比之下，這三十年工商業的發展及帶來的變化，尤其在物質生活層面來看，恐怕超過了以往百年發展的速度，儘管付出了犧牲生態環境等沉重代價，但不得不承認，我們已逐漸擺脫長期的農業社會狀態，開始進入工商業和信息社會，在有形的物質、技術層面呈現出與世界高度接軌的態勢。這是百年前參與辛亥那一輪社會變革的先輩們想像不到的。1902年，梁啟超在政治幻想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中，只是設想過未來60年後的政治制度變化，立憲黨與革命黨的競爭，總統選舉與議會選舉等等，對於物質生活方面的巨大變化，這位農業文明孕育出來的一代驕子還缺乏那樣的想像力。
我們的巨大缺失也正是在這裡。梁啟超、宋教仁這些曾為自己的國家設計了不同藍圖、方案的先賢們，他們試圖為這個在王朝循環中打轉了幾千年的古老國家找到全新的制度，讓他們的同胞和後裔生活得更有尊嚴、更幸福、也更富足，一句話，更像個人樣。所以他們的努力主要圍繞著如何保障每個人國民活得更好這個角度出發的，個體的權利、自由始終是他們改良、革命的出發點，他們的立足點放在民權上面，民族共同體的集體命運是從屬於每一個中國人的個體尊嚴之下的，無論是梁啟超、嚴復等人長期努力引入的人類共同價值，還是宋教仁等人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具體嚐試，都可以看到這個軌跡。可惜，他們的理想都流產了。宋教仁1913年春天遭到暗殺，梁啟超在經歷許多的政治挫敗之後，1917年黯然離開權力舞台，轉向學術文化。百年中國有很多不同的歷史線索，在往後的時間洪流中，有的線索被展開了，有的來不及展開或沒有機會展開。我們看到的往往是那些被展開的線索。老大民族依然深陷於「成王敗寇」的古代觀念中，不論是非，只認成敗。即使歷史研究也往往與普通民眾一樣超越不了這一巨大的心理陷阱，這是一個民族集體潛意識的沉澱，幾千年來，一次又一次改朝換代都未能改變它。這是中國困境的深層因素。這個古老民族在成王敗寇的核心價值支配之下，現代文明當中那些最基本的價值很難成為主流價值。比如，林昭痛切肺腑地指出的，「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較為文明的形式去進行而不必定要訴諸流血呢？」這樣的觀念在我們的文化心理中就很難找到生根的土壤。
我對辛亥革命有個基本評價，這是一場有節制的有限革命，目標是有限的，主要是換制度，可以稱之為政治革命。幾個不同傾向的政治派系[袁世凱代表的北洋派、張謇和梁啟超等代表的立憲派、孫中山和章太炎等代表的革命派]都沒有絕對優勢，最後只能達成政治妥協，所以，民國是談出來的，不是打出來的。在這個歷史環節當中，我們還不能忽略最高決策者隆裕太后的作用，她在位不過三年、真正干政不過幾個月，但她對歷史的貢獻要遠大於掌權47年的慈禧太后，正是她，清朝才接受了和平退位的安排，儘管是被動的、無奈的，但能走出這一步的統治者還是值得肯定的。中國由帝國順利進入民國，這當中就有她的一念之間的選擇，這是極為重要的一步，而不是可有可無的。由此，弱勢的她在歷史中的作用卻主要是正面的，而強勢的慈禧卻主要是負面的。
無論孫中山有多少缺點，他提出的「三民主義」還是富有概括性的，不要把民族主義狹隘地解釋為排滿的大漢族主義，民國創立之初就在提倡五族共和，以五色旗為國旗，將滿、蒙、藏、回這幾個主要的民族都涵蓋進來了，到1945年抗戰勝利、中國成為世界四強、聯合國的創始國，這一步可以說已完成。民生主義在台灣早就解決了，在大陸最近的三十年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決，改革開放迄今最大的成果就是在民生層面，當然也伴隨著大面積的、深入骨髓的腐敗。今天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就是民權主義，宋教仁、梁啟超他們追求的主要目標是民權主義，袁世凱正是在這個問題上跌倒，回到了帝制的老路上，孫中山也未能在這個問題上獲得進展，反而有許多值得深思的教訓，包括「黨在國上」、建立黨軍，所謂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台灣民主化進程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在這方面的成功突破。反觀辛亥以來百年的成敗得失，歷史給予我們最大的遺產，就是在這一輪重新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轉型過程中，我們能避免走彎路，儘量少付一些沉重的社會代價，以節制的、漸進的卻是堅定的方式走出一條新的道路，抵達民權主義的彼岸，建立起一個新的制度，一個能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權利、讓每個中國人都活得有尊嚴的制度。這是百年來這個民族最大的一個題目，也是一百多年沒有做完的一張考卷，今天能交給後人、交給世界、交給歷史怎樣的一份答卷，不僅取決於掌握著權力資源、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支配權的那些人，也不僅取決於各個領域有影響的那些人，同樣取決於無權無勢、無可奈何地被日常生活壓彎了腰的普通人，因為正是數億這樣的人構成了這個國家的基本土壤，他們的態度、心理、願望、要求、聲音和行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決定未來的走向，決定這個民族的命運。我從來不認為，普通人是可有無的，每個人都是在場者，每個人都是不可忽略的，也許隆裕太后的態度、袁世凱的野心與謀略、孫中山、黃興他們的勇氣和行動遠比一個普通人重要，也有影響得多，但是離開了海沙般的普通中國人內心的所思所想、他們對生活的追求，甚麼樣的歷史人物也注定無所作為。概而言之，正是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共同塑造著一個新的時代，而不是某些人可以單獨完成這個過程。
2011年，距離辛亥革命一百年，百年前的問題沒有離開我們，我們仍陷在百年前的困境中難以自拔，在民族主義、民生主義之後，民權主義是我們最緊迫的也幾乎是最主要的目標，民權，多麼美好的詞彙，這也是人之為人的根本前提。未來的這一年，也許不會有甚麼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因為強制拆遷、征地、司法不公、勞資糾紛等問題引發的官民矛盾、勞資矛盾將繼續以更劇烈的方式演變，全國各個角落的個案、群體事件將會層不不窮，權力與權利的衝突與日俱增，官場腐敗一如既往，上層權爭暗鬥會繼續發酵，行政和司法權力對公民的蔑視和侵害也不會收斂，普通公民對權力的不信任感會持續加深，權力公信力的雪崩過程不會停下來。與此同時，掌握了財富的特權階層從官員家屬到暴發戶移民海外的進程會大大加快，普通公民與掌握權錢的特殊階層之間的矛盾在這一年不僅不會得到緩解，而且會加深，社會的鴻溝將越來越寬，許多矛盾的積累已像山一樣壓在這個民族的頭上，整個民族除了少數特殊利益集團之外，幾乎都在等待改變，中國需要改變，這是這個時代最大的呼聲。不久前，一位1985年出生的女孩在林希翎追思會上說出這句話時泣不成聲，她的哭聲打動了全場，感動了許多八十幾歲的五七一代老人。變，也要變，不變，也要變，堅持不變的人也知道，腳下的地在變，這個社會在變，時代在變，人心在變，變是不可抗拒的。2011年，中國已在轉變的路上，在轉變的過程當中，只不過萬眾矚目、期待的一夜突變還沒有到來而已。今天，我們需要擔心的不是變還是不變，變是確定的，我們早已處在變的過程中，需要擔心的只是變的方向不要偏離歷史的正確軌道，往民權主義的方向變，這是百年辛亥未竟的使命，保障每個人作為個體的權利、自由與尊嚴，高於民族共同體的任何其他訴求，個體無尊嚴，就是民族無體面，個體無自由，即使國家再怎麼強盛也與我們每個人無關。說到底，民權主義的內容也很簡單，無非是限制權力，保護權利。這一步的實現當然不可能天上掉下來，除了靠我們每個人，別無其他依靠。
2010年12月18日
──原載《商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