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1年01月10日訊】他是一位教師，從小學老師做起，逐步做到小學校長，然後成為香港教師協會的的領導人，關心同仁的生活待遇，讓大家共享相關的福利。每次會客，皆在他的辦公室裡，這間小屋就是教師協會及其便利商店樓房的一角。

但是華叔又不僅僅是一個社團的領導人，他懷有更加高蹈的理念和信仰。據說早年他也是香港左翼運動的積極份子。同時又是一位堅定的愛國者。他跟大量寓居香港的殖民地斗筲平民不同，心中澎湃著中華民族的情懷。從七十年代開始，他就在香港奔走呼號，要讓香港的學校以中文作為教學語言。這件事情許多外國人不清楚，大多數中國人也不太知其詳細。但是所有跟香港同胞打過交道的中國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是確定的：香港同胞十之八九的普通話實在不大好。有時候，遇到老年人，簡直就是完全的「雞同鴨講」。為甚麼會這樣？就是因為從1840年香港被英國殖民當局佔領，當地的人民始終保持了純粹的粵方言，疏離了官方語言。朝廷要求官宦操用藍青官話，辛亥革命、五四運動提倡國語和白話文，兩岸分治則分別推行普通話和國語，只有港英（以及澳葡）殖民當局故意不予理會，讓人民在語言和情感上遠離中央行政和中原文化。可是在80、90年代起草香港特區基本法的時段，中國當局竟沒有堅持以中文（普通話）為香港行政區各級學校的一般教學語言（第136 條）。實際上是一種違憲的賣國行為。由于于法無據，所以至今港人青少年在學校依然不一定能學會普通話。華叔長期爭取的就是爭取在香港實現以國語為法定教學語言。華叔以身作則，開口就能說普通話。從這裡，我們可以深切地體會到華叔拳拳的愛國之心，看到他鍥而不捨的執著。1985年他成為香港立法局議員，並成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從此，他不僅在教育領域、社會領域，而且在政治領域為香港和中國的前途奮力拚搏。華叔在1989年北京六四慘案發生後，立刻奮起怒斥鄧小平、李鵬、楊尚昆集團槍殺學生和市民的殘暴罪行，成為香港支聯會最堅定的領導人。任何耀眼的政治頭銜或優渥物質待遇不能動搖他的意志，任何不准回鄉的禁令和法院指控的罪名不能迫使他放棄原則。他日益年邁而患病，可是依然堅持走上香港街頭帶領遊行示威，參加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燭光晚會。他的嗓音成了港人民主的聲音，他的身影成為港人自由的象徵。支聯會成為海內外民主運動經久不滅的一顆啟明星。

他的堅毅和執著當然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可是我覺得我們更加應該注意反思華叔的高貴精神。他的高貴精神在於，由於他成長於遠離中國內地政治影響的香港，在精神領域很少沾染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文化和幫派惡習。華叔曾經拒絕過許多中共的威脅利誘，曾經營救過許多逃亡朋友，但是華叔從不居功自傲，從不做親痛仇快的事情，更沒有動輒指斥他人是「特務叛徒」的言行。

我曾經兩次拜望過華叔。他未必記得我這個難得到港的海外晚輩，而他給我的印象卻是難忘的。華叔完全沒有領袖的裝腔作勢，坐在我們面前，就是一位慈祥的老教師。語音懇款，平易近人。當我向他匯報歐洲的議會和不少黨派支持我們舉辦支持中國民主化的大型會議的時候，他欣慰地樂觀其成，同時也不忘提醒，主要還是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只有自己站穩了腳跟，才能贏得外界的支持，才能推動中國的民主。我回想起來，覺得他的一生就是這樣思考，這樣行事的。從小學校長到協會會長，從教學語言到立法議員，從主權回歸到民主運動。

如今，華叔已經乘鶴西去。我翹首西望，猛然覺得白鶴亮翅，清白耀眼。對比之下，我覺得我們來自中國大陸的同胞，都多少沾染了中共的黨風匪氣，江湖惡俗，有的人或發得一點小財，或就任社團小職，就不知不覺地露出一些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那種土匪腔和流氓相來，忘記了自己應該學習的民主作風和誠信精神。當我靜默緬懷華叔的時候，我想到，讓國人洗滌心靈的污垢，跟結束全面專制的極權統治將是同樣艱鉅的任務，精神枷鎖甚至更加無形而沉重。我們每個人都要從我做起！司徒華先生千古！

——轉自《新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