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7日訊】（希望之聲《仲維光評論》節目）聽眾朋友們大家好，這裡是海內海外名家談節目，我是德國的仲維光。我今天想和大家談的題目是關於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問題。
一．為什麼要談這個問題？
1. 因為現在我們又經歷了一個八月，在二零一零年八月的時候就使我想到一九六六年的八月，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的這個八月正可以說影響了我的一生。現在為什麼要來談文化大革命這個題目？我想跟大家說的是當初在文化大革命裡，我是做為一個十七、八歲的青年人跟著共產黨搞文化大革命，當時是積極的擁護共產黨，積極的在跟共產黨搞這個革命的時候，認為自己從事的是一個非常正義的事業，是一個非常值得從事的事業。
但是到六八年、六九年以後，突然發現身邊發生的很多事情和我追求與想像的不一樣，於是乎我慢慢的再去反省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就發現我是被騙了。
現在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那麼為什麼今天要來談這個問題呢？我就是想從我自己的經歷，從我們那一代人的經歷來跟大家談一下如此 「黑暗」，我們當初卻為什麼沒有能夠認清共產黨，跟著共產黨了。其二因為今天我們很多的年青人，很多在大陸生活的人還在重犯著當初我們的錯誤？我們這一代人在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犯的錯誤在中國最近半個世紀的歷史來說，並不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事件。
我們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在五零年左右，中國人跟著共產黨搞土改，現在看到在當時那個土改它是共產黨通過所謂階級鬥爭，一部份人要消滅另一部份人，一部份人對另一部份人剝奪。甚至可以說是共產黨掌握了國家機器以後對於農民、對於社會的一種普遍的掠奪。可是當時我們很多的中國的民眾在積極的跟著共產黨，他們以為自己能在這裡獲得一些利益，以為斗了別人，分了別人的財產自己能夠從中有所得，走向一個更好的未來。但是不久，或者幾十年以後他們就會發現他們害了別人也沒有給自己帶來好處。
這樣的例子在其後的三反、五反，尤其是五七年反右，在這一系列的運動中大家都體會到這樣的過程。大家當時都認為共產黨搞的是對的，或者以為整肅的是別人，和自己無關，盲目的跟著共產黨整肅另一批人。到文化大革命所發生的就更是一個極端典型的現象。
我為什麼來講這個呢？還因為這個現象在共產黨統治下從來也沒有改變過。到今天為止大家可以看到，八九年的時候共產黨出動軍隊、坦克鎮壓學生；九九年的時候共產黨開始殘酷鎮壓、迫害信仰法輪功的民眾；到了今天，共產黨在國內利用所謂搞奧運，所謂搞世博，對於維權人士、對於異議人士的進行殘酷迫害。這一系列的殘酷迫害從來也沒有停止過。但是就是在今天，有很多人在共產黨的迷惑下，在共產黨用所謂經濟問題優先，用所謂安定為優先，用所謂民族利益優先這些各種不同的口號、不同的幌子，依然使很多人在跟著他們搞。事實上，這些口號就像當年我們在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一樣，是共產黨利用反對資產階級特權、反對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些所謂口號來倒行逆施，來鞏固他們權力的殘暴的措施。
現在我講這個題目就希望大家能和我們一樣，不再走六六年六月那個錯誤的道路，能夠反省自己，能夠使自己的一生儘量的不被共產黨利用，不走彎曲的道路。
2．如何認識「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那麼今天為什麼要談這個問題呢？第二點就是除了我上面講的原因以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今天文化大革命已經和二次大戰一樣，成為人類歷史上一個約定俗成，一個大家都不否認的一個負面的案例。沒有人再敢於否定這點，所以我們就可以來從這個負面的案例來反省一下，來重新認清一下共產黨及共產黨社會的一些特點。
今天對於這個文化大革命來說，大家都認識到它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但是如何來看待這個判斷？如何來否定文化大革命？各個人的看法又不一樣。
對於一些所謂老幹部來說，對於鄧小平這些人來說，文化大革命之所以黑暗是因為整肅到了他們；但是對於廣大民眾來說，尤其對於那些比如說出身不好的或者其他人來說呢，文化大革命則是最殘酷的利用階級鬥爭迫害了那些民眾；另外一個對於中國的文化傳統來說大家也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對於中國社會的文化傳統、道德傳統進行了一次最徹底的破壞，從物質上，文化大革命對於以前存下來的書籍、以前存下來的文物等等等等,都是一個徹底殘酷的破壞，都是最大的一種毀滅；再有文化大革命對於一些青年人來說，又是因為他們失學，毀滅了他們的最美好的青春，甚至可以說改變了他們整個一生。總之文化大革命曾經有過很多的罪惡，曾經有過很多不同的讓人們感到不能容忍的罪惡。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黑暗在哪？對於不同的人來說又有不同的認識，因此我今天就來看一下如何來看待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一頁。這裡就涉及到不僅是文化大革命是怎麼發生的，而且涉及到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認識，究竟如何來看待這場文化大革命。
二．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文革研究」問題概述：
第二點我就想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文革研究問題。也就是從前面所講的為什麼要談這個題目，進而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究竟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看法究竟有哪幾種。
1.這裡講的第一種方法就是我們今天大陸人常見的那些對文化大革命產生的各種反彈，這種方法我把它叫做意識形態的研究方法在不同方面的表現。
這裡我為什麼這麼提呢？是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共產黨的文化給共產黨社會對於文化問題、知識問題帶來一種典型的看法，一種典型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一種意識形態式的方法，就是我們今天大家通常說的假大空的方法。為什麼會如此呢？因為共產黨社會和共產黨它一切是為了政權，它在為了政權的時候，其它的一切工作、一切的東西都是一種為了這個政權的宣傳。所以在共產黨社會裏就帶來了它在文學上的主題先行，就帶來了它歷史學上的理論代實這一系列的現象。
在今天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上，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上也有這樣一個現象，也就是說在談論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很多人如果還是在共產黨這一套的語言、思想方法中，還是在這個鐵桶裡的話，那麼他對於共產黨社會的文化大革命問題的看法就可能只是觀點的不同，而在他所用的方法上還是一種意識形態式的方法。
在共產黨社會這種所謂「研究」方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應該說它是反映在很多方面。在最重要的一個方面我覺得大家可以看到中國現在的報刊、現在的知識界、在大學裡等等談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基本上都是採用的這種方法，也就是在概念、思想上都沒有變化，只不過是在觀點上有了變化。比如過去是跟著毛澤東搞文化大革命。現在是來批評文化大革命，但是所有的批評、擁護也好，基本上用的語言、方法是一樣的。
除了我上面講的這個普遍現象，這裡還有幾個比較典型的例子。第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大約二十年前嚴家其搞的一部《文革史》，這部《文革史》基本上用的是過去三、四十年來在中國主流媒體、主流知識界、主流社會用的那些語言和方法，來把整個文化大革命的資料彙編到一起。
第二類就是一些造反派、一些所謂文革中其它思想流派的人，他們搞的一些文革研究。例如如今在海外的劉國凱，以及其他如鄭義等人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這些人對文化大革命的闡述與看法，實際上觀點上和當初六六年是有了一些變化，但是在他們運用的語言上，在他們對於社會結構的分析方法上，也是我前面講的，還是一種意識形態式的方法。它不是一種學術的方法，不是一種跳出了這個社會的採用一種更開闊的思想方法的這種研究。我舉一個不太恰當的例子，好比大家都知道共產黨社會是一個封閉的社會，過去我們在共產黨社會裏生活就好像在井裡生活一樣，那麼我們過去在井裡看天我們大家都在歌頌解放區的天是晴朗的天。但是通過文化大革命變化以後呢，我們突然發現不是那麼回事了，這個時候我們在井裡看這個天的話和以前看的方法不一樣，我們知道了天不是那麼小，必須先跳出井來。但是如果你跳不出這個井的話，或者說你沒有衝動要跳出這個井，那麼你看這個天還是那一小片天，你無法從一個更開闊的框架來分析、瞭解到底你這個井外的天是什麼，又到底從井外看這個井是怎麼回事。
我前述的這幾種我認為基本上都是屬於沒有跳出共產黨社會加給我們的意識形態的框架，而對文化大革命產生一些看法。儘管這些看法不同，儘管他們之間，甚至與共產黨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有爭論，但是他們用的基本的方法和概念還是一樣的，就是還都是一種意識形態式的方法。它不是研究而是以意識形態對抗意識形態。
這裡還有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就是最近幾年裡突然又流行一種所謂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例如以葉維麗為代表的一批人，這些人儘管還曾經在美國留過學的人出來談文化革命的方法；再如在香港中文大學所編的一部所謂《文化大革命史》，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一部份。在這些所謂文化大革命史的談論中，同樣也還是一種典型的意識形態式的方法。這些對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和當今世界國際學界的看法，國際學界的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不同。
這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大家可以仔細去分析、研究這些個所謂文革研究使用的概念、方法。這些研究還是在共產黨社會過去給的框架裡。可以說這是一篇典型的博士論文題目：如果你去辨析這些概念和方法的話你就會發現，極權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式的方法和一般研究有哪些根本的區別。
2.儘管如此，在大陸及海外中國人中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我認為還是有一些新的衝動、努力和成果。這也就是說試圖跳出這個井的框架，這個井是封閉的，有一些學者在力圖做這些工作。在平行於第一種，有第二種人在海、內外學者正努力試圖另外一種嚐試，並且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一些成果，我認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一種具體的對於文化革命的資料、史實的研究。這樣一種具體的研究首先它就跳脫了過去意識形態式的，只是從自己的看法和自己的觀念上來提出不同意見的（那種），而那種看法和概念實際上用的還是共產黨那套語言。第二種研究最重要的不同就是他們走向了歷史的事實，開始把文化大革命曾經出現的事情、出現的問題一個一個的整理，力圖給重新研究文化大革命提供一個更開闊的眼界，提供一些更紮實的資料基礎。
在這裡有代表性的，我認為，可以數在美國的王友琴，她出版了一本《文革受難者》。這本《文革受難者》就是通過大量的調查，整理了很多第一手的資料，來揭示文化大革命所發生的一些事情。還有宋永毅等人，他們則整理了大量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資料。
另外就是在大陸有一個學者叫楊健，他通過蒐集、整理大量的文化大革命中關於一些青年們在思想、文化、文學上追求的資料，出版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這樣的一些書；
第三類就是王榮芬女士。她由於自己在文革中以死來反對毛澤東搞文革，後來被判處無期徒刑。在坐了監獄十三年以後被放了出來。放了出來以後，王榮芬女士又來到了德國，取得了社會學博士，然後她一直在從事關於社會學的德國學者美國問題的研究。因此王榮芬在她的工作裡，既從自己的親身經歷，出於一種良知來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個事情進行了一些辯駁或者一些揭示。另外在她敘述的方法裡也用了一些新的方法，也跳出了那個社會的一些框架；
在這裡我特別要提到的是王友琴女士的工作，王友琴女士的工作做的雖然是一些最原始的材料的工作，歷史事實的工作，但是王友琴女士在這些研究工作裡她又很敏感的在思想、在眼界上突破了在大陸所加給的框架。因此王友琴的工作使我看到她所使用的語言、概念等方面，都是跳出原來那種意識形態式的。
其次是宋永毅先生的工作。他對於資料工作付出的艱苦勞動當然值得推崇，但是他在這個過程中，我認為他的研究方法也有了變化。以上對於中國學者兩類研究，我的看法和我的介紹當然非常不全面。還有很多人,例如丁抒等人的工作都值得評述，這裡我只取了幾個典型。
3. 我來介紹一下國外學者的研究。國外學者的研究我覺得在大陸翻譯的以美國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麥克法考爾的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著述和為代表。這位麥克法考爾教授他過去是個左派，後來他（從左派）對於共產黨、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些問題有所覺悟，因此開始來研究這些問題。由於麥克‧法考爾他在西方社會生活，他做過記者，他也受過西方社會一般社會的那種正常訓練和教育，因此他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首先不是意識形態式的。但是其次由於他自己曾經有過的這種左派經歷，所以他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敘事的思想使得麥克法考爾還沒有跳出來他自己的框架。例如他對那些材料的安排，他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毛澤東和劉少奇兩個人的意見分歧，他又把他們的意見分歧具體化了，到底是誰要怎麼搞，誰要怎麼怎麼樣。實際上麥克‧法考爾的這些看法在很大成分還是沿用他過去一些左派思想。
實際上我剛才講的中國的意識形態式的那種研究方法從哪來的呢？是從西方來的，是從西方左派整體的那些對於社會的分析的方法中把它擴大化、極端化，就成了共產黨社會的意識形態化，就成了中國共產黨社會的那種意識形態式的研究。因此敘事方式上，在他的思想的角度上，這兩本文革史還有很強的所謂左派思想烙印。但是左派思想是可以討論的，變成意識形態，以及使用意識形態式的方法，在研究領域則不僅必須避免，而且要拒斥。
4.在跟大家介紹的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的時候，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我覺得在這裡非常有代表性的是是在九六、九七年法國出版的共產主義黑皮書為代表的一批知識份子。這批知識份子他們有的人曾經是毛分子，後來反叛出來了。因此對於共產黨社會的運動，對共產黨社會各種所謂的這些群眾運動或者其它的整個發展變化對群眾的、對民眾迫害的這些現象的研究，超出了他原來的框架，甚至對那些框架做了一些深刻的反省。
在這類研究中，除了我剛才講的毛分子那些徹底反叛的以外，與此平行的還有西方的自由主義學者，他們對於共產黨問題，對於共產黨社會的問題，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甚至可以說過去從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來所做的研究，實際上和剛才我說的黑皮書為代表的那類學者的研究他們基本上是會合在一起的。
這樣一些學者他們對於共產黨社會的研究，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因為語言問題，研究者不懂中文因此當然無法直接的專門研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很多是間接的涉及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例如在黑皮書裡就是間接談到中國各種運動所造成的惡果。另外還有在其他的學者中，把共產黨、共產黨社會做為研究對象的這些學者的著作裡，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常常是做為其中的一章出現的。而在這些學者裡，他們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我覺得有很多的借鑒作用。
這裡除了你看那些一般的關於共產黨社會馬克思主義這種批判、分析的書中，做為一章的文化大革命的分析，另外還有幾個非常值得借鑒的，類似的研究案例，那就是對在蘇聯二十年代後期進行的文化革命的一些研究。由於蘇聯的一些學者他們和西方的聯繫更加密切，因為語言關係，所以實際上在我講的第四類西方學者對於共產黨社會，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中，有一部份對蘇聯文化革命研究的書，非常具體的細緻。這些書很值得我們中國學者對於中國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時候來做為參考。在這樣一類自由學者裡，他們對於共產黨社會的研究，他們實際上是把中國的文化革命做為整個共產主義運動、共產黨社會發展的一部份，從共性來看它的特性、特殊的地方。
這裡除了黑皮書，關於蘇聯二十年代文化革命的書外，我還想特別要要提到是德國的奎南（Gerd Koenen），他曾經是德國六八年的左派，毛分子，後來改變了看法，研究寫作了很多關於左派思想，以及共產黨社會的文化問題的書籍。對我們來說非常值得一看的是《偉大的頌歌》，記述了二十世紀那些藝術家、作家、知識份子們對於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的領袖崇拜、個人神話。
5. 在涉及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非常根本性的問題的研究中，又牽扯到第五個，就是社會文化思想史家的一些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看法。在這類學者裡我覺得比較重要提出的是德國的邁爾教授（Hans Maier），德國邁爾教授，曾經任巴伐利亞文化部長，他是弗格林的學生。他一直在從事極權主義與宗教文化研究。他在九六年的時候在慕尼黑主持了一個系列研究，就是極權主義和政治化宗教。在這樣的題目裡實際上就涉及了在二次大戰以前開始的，在二次大戰以後一直不斷發展的對於為什麼世界上當代會產生極權主義這樣一種社會文化研究。而在這種文化研究裡他就把宗教文化和其它社會文化結合起來。
德國這位社會學家他自己因為不懂中文，沒有直接的研究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但是他從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現象裡，從希特勒在德國崛起的現象裡進行對比，他就發現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和希特勒的崛起在很多的地方是一樣的。例如毛澤東的毛語錄編纂的形式以及裡邊的語言基本上都是和西方社會產生的希特勒極權主義這些東西是類似的。而且他講了這個毛語錄的語言和編纂的方式和使用的方式，基本上都和基督教文化的一種政治化是類似的。另外耐爾教授還提到在八一八在天安門廣場檢閱，那些檢閱的方式以及歌曲這些東西也都是和基督教的那些形式是類似的，因此他認為整個的中國文化大革命很類似於基督教的政治化、世俗化這樣一種產物，也就是一種沒有神的宗教。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近代化，基督教世俗化的產物。第五類社會文化思想史家的研究也可以使我們中國研究文化大革命的人可以從一個更開闊的角度來研究文化大革命。
這裡我介紹的這五類研究，從後面四類我們都可以看到和第一類我前面講的意識形態式的研究的區別，這四類學者和第一類的區別就可以使我們看到我們應該怎麼樣去看文化大革命，怎麼樣去研究文化大革命。
這個比較應該使我們看到，中國學者在中國社會時下還延續六六年到六八年乃至其後一直到今天統治中國的那套思想方法、那套概念，也就是說還在那個井中看那個井上的天，看那個井中間的牆壁是怎麼回事。我們必須要跳出來，重新從世界的範圍，從一個更普遍的人類的思想、文化範圍，實際上也可以說重新回到四九年以前那種中國傳統社會，傳統的那種沒有割裂的、不封閉的那些思想方法，文化傳統中來討論文化大革命。你可以有你看法的不同，但是你的思想方法一定要從共產黨強加給你的那種教條、專斷的，宣傳式的假大空的方法裡跳出來。這裡就是我談的第三方面，在我談了對文化大革命研究的幾種方法以後要談的，就是我自己對於文化革命的看法。
由於我自己曾經親自參加過文化大革命，也由於我之所以走上今天這個道路，走到今天，就是文化大革命教育了我，使我開始反省文化大革命，來導致我今天選擇了我這個專業，這個思想方法。因此在我整個二十年、三十年的工作裡，實際上也是幾乎整個半生都是在從思想方法上、知識框架上準備來重新清理過去的思想方法，重新來清理過去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也就是說一直在準備怎麼來更好的認識文化大革命。@
──原載《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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