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6日訊】（大紀元記者葉淑貞編譯報導）湯普森路透社（Thomson Reuters）全球資深編輯富莉蘭德（Chrystia Freeland）近日在《華盛頓郵報》撰文《中國經濟模式非美國答案》，呼籲美國不要對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錯誤的結論，而且強調這絕對不是美國應該學習的經濟模式。

富莉蘭德指出，當未來史家回溯2010年夏季時，他們最可能聚焦的事件是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中國經濟上的富有，卻可能帶來國家資本主義的動搖。而且，唯有開放的社會能夠創造出驅動技術創新的革命。因此，中國經濟模式不是解決美國經濟的答案。

中國及印度的崛起代表著幾千萬個窮人變的富有，加入全球經濟的行列。這兩個國家的每人國內生產毛額基本上從1820年到1950年之間是停滯的。然後從1950年到1973年增加了68%，最後又從1978年到2002年之間，大幅提昇了245%。但是，我們要小心，不要從中國的發展得出錯誤的結論，其中最危險的結論是：極權國家運作良好。

目前有許多美國民眾，無論是右派或是左派，在概念上他們懷疑政府效能的同時，也似乎覺得援用中國的經濟模式特別誘人。相比之下，還有許多人，尤其是美國企業界和政界菁英，公開讚揚中國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的效能。的確如此，如同斯蒂芬．哈爾波(Stefan Halper)、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等人已經注意到的一種流行思潮，那就是尤其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建議名為「北京共識」的中國經濟模式，可以取代美國的模式。

但是，這種觀念是完全錯誤的。中央計畫的經濟善於把社會從貧窮的農業轉變成為工業社會，尤其是當需要完成這種轉變的技術已經到處被發明之後。記得在1930年代，40年代，甚至是50年代，蘇聯模式看起來似乎可行，但是最後證明中央計畫的經濟仍然是不可行的。

到目前為止，雖然中國的崛起已經把一個難以置信之窮苦的農村經濟大部分工業化了，但即使到今天，中國3,600美元的人均GDP，也只約略與薩爾瓦多（Salvador）和阿爾巴尼亞（Albania）持平而已。我們尚未看到是否中央經營的中國，將能夠採取下一個步驟，並在尖端的技術和資金創新上與其他國家競爭。

當南韓在1980年代經濟上歷經與中國同樣的轉型，卻同樣轉變成為一個更民主形式的政府及更自由的資本主義形式。當中國變得更富有之後，國家資本主之所以可能動搖的理由之一是如果不讓人民變成為實際公民，就可能難以允許人民變成為消費者。中國在未來10年之大經濟的挑戰將是讓國內市場成長。那將表示給予中國人更大的花錢能力。當中國人變得更中產階級化，他們可能也更有政治力量。這是國家資本主義的第一個限制。

而國家資本主義的第二個限制是創新。美國的政治經濟有許多缺點，諸如倒塌的基礎設施及一個空心的中產階級。但是，美國人有一個很大的優點，那是其他國家無法取代的：當涉及到創新，而把創新轉變成為人們想要的東西，這些方面美國人是難以擊敗的。這是蘋果、谷歌、臉書誕生的國度。這些是發明驅動的技術革命，且唯有一個開放的社會能夠創造出這些來。

事實上，中國是教訓威脅的對象。這個威脅是中央集權，專制國家的科技發展帶來的革命。其中有一個歷史家努力解決卻難以處理的大問題，就是為什麼中國在14世紀就已經在工業革命的邊緣，然後看起來好像放棄激進的技術變革，把創新讓給歐洲。對於那幾個世紀的停滯一個有利的解釋與我們所提出之中國目前的動態是相同的，中央集權獨裁國家。

就好像經濟史家莫凱爾(Joel Mokyr)所寫的「缺乏政治上的競爭不表示技術進步不會發生，但它代表一個決策制訂者能夠以致命打擊的方式處理它。」同時在混亂，分裂，低效率的歐洲，當一個領導者決定去壓制其創新者，他們所做的不會超過把經濟重心的中心從一個地區轉變成另一個地區。而一個獨裁者在自我修正上卻不是如此巨大。

美國不應該對中國的崛起疏忽大意。至少它代表著美國的公司、美國的政治人物及美國人，需要適應從全球唯一超級強權的角色到多極(multi-polar)世界的嚴峻任務。當他們指向一些國家基礎設施的計畫，並詢問為何美國人的平均所得超過中國人12倍以上，卻不能一起實現這樣宏偉的設施，就這一點上中國的狂熱仰慕者或許是對的。

但是對於中國，美國只可遠觀，無須模仿它。獨裁者有時容易被讚揚，特別是在遙遠地區的獨裁者。自由市場及自由的社會永遠看起來令人厭煩的，且無效率的，尤其是近距離的看。但是，當談到現代世界的發明及在其邊緣上的生活，到目前為止，最好的模型仍然是民主的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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