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對話揭黑記者王克勤

——新聞之道的核心，是把人當人

笑蜀

更新 2010-09-05 11:08 PM 人氣 8

【大紀元9月5日訊】笑蜀：你可能是中國調查記者中年齡最大的一個。而且是最有激情，幹勁最足的一個調查記者。很多調查記者干幾年就審丑疲勞了，幹不下去了。你是一個特例，奧妙在哪？

王克勤：我想先跟你談一個人，陳光誠。他是山東的一個盲人，但他心中充滿光明。靠著心中的光明指引，他不畏艱險，救困扶危，他做的很多事超出了常人的能力範圍，等於是在行天地之道。他是我的榜樣，也是我前行的動力。

笑蜀：我覺得在某種程度上你也做到那種境界了。我看過你的一些言論，你做新聞不僅僅是為了職責，你是把新聞當做信仰。

王克勤：這有幾個層面的信仰。有人問我，一個人掉進水裡，你是先救人還是先拍照？我說我的選擇很簡單，先救人。他說，你不是記者嗎？我說對不起，我首先是人，然後我在這個社會努力成為公民，然後我可以選擇記者這個職業。無論記者還是別的任何職業，其職業規範都必須從屬於人類的基本常識和人類的普世價值。

笑蜀：中國新聞界還沒有建立起一個完整的職業標準，你理解的職業標準是你自己制定的。你的職業標準就是根據你剛才所說的價值體系？或者打個比方吧，實際上幾乎你的每篇報導，都是首先要救出那個落水的受害者。

王克勤：是的，我是按照這個邏輯做的。

笑蜀：不是為了報導而報導。

王克勤：對。說到為了報導而報導，我可以舉出很多案例，像2004年吉林一家媒體報導農民工從樓上摔下，摔死了，它的標題叫《昨夜上演高空飛物》。同年9月，江蘇一家媒體報導農運車從一個騎自行車的人頭部軋過去，軋死了，它的標題叫做《騎車人中頭彩：慘死》。可見他們對生命的態度何其冷酷。假定遇難者是他的父親母親，他會把標題做成《我爹昨夜上演高空飛物》、《我娘昨天騎車中頭彩：慘死》嗎？

但這樣的案例不止出現在地方媒體上。2004年9月6號，某電視台在播報俄羅斯人質事件時，竟然要中國觀眾競猜，結局將會槍殺多少孩子，猜中的人發短信可以得獎。請問，如果在屠刀下掙扎的是你的孩子，你還會讓觀眾競猜你的孩子會不會被殺死，猜中的人有獎？這不是一個畜牲化的問題，「虎毒不食子」，這是徹底的人性異化。

所以，我經常跟大家討論這個問題，做新聞到底是為了什麼？初級的目標就是傳遞信息，中級的目標是報告真相。但新聞還有一個終極的守望、終極的目標，那是什麼？就是守護個人權利。

這方面最值得解剖的案例，大致發生在2007年，在四川東部出現疑似豬流感之後，香港一家電視台到事發地採訪，這可稱之為「盡職盡責」吧。但接下來他們做的事就讓人瞠目結舌了，他們居然鼓勵當地農民把掩埋在地下3米的，具有傳染性的瘟豬挖出來拍攝。這片子在香港的收視率很高，會給這些記者帶來很大收益。但它起碼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它背離了新聞的終極價值，其行為本身已經造成了對他人生命可能的傷害。什麼是人類社會？人類社會就是人的社會，人們的政治、經濟、文化、商業所有的形態，均應該從屬於人，這個人並不是政治化的人民大眾、公眾，就是每個個體生命，無論是在大廈裡辦公的白領麗人，在街上流浪的乞討者，都是人。那麼，我們所有的社會活動都應該從屬於讓每個個體的生命更安全，更健康，更自由，更幸福，這是人類的一個終極價值，所有新聞的終極出發點。這家電視台的記者把掩埋在3米以下的瘟豬挖出來，已經構成了對他人生命的傷害和威脅，不僅僅是一兩個人生命的安全。

第二個問題，他們的行為充斥著歧視。我們許多記者包括香港記者，都有這個問題，不是故意歧視，而是潛意識裡就有歧視的念頭。記者對普通人的歧視，城裡人對鄉下人的歧視，香港人對內地人的歧視，歧視無處不在。我在一家很大的媒體上讀到過如此文字，一個農民工被高壓電打死，它怎麼描述呢？像只烤鴨一樣。農民工等於烤鴨，它就在這個描述中把歧視傳播給了更多讀者，很多的讀者通過閱讀，無意識中被歧視所同化。

其三，香港這位記者的行為違法。依照傳染病防治法規定，人為造成傳染源二次傳染傳播的將追究刑責。遺憾的是，我們整個的法制進程還在逐步完善之中，很多官員法制觀念淡漠。如果我是當地官員，我將依法追究這兩個記者的刑責，把他們送上法庭。緊接著出現一個悖論，一方面中國記者在採訪、報導時面臨沒有法律保障的尷尬；另一方面，中國記者又在整個社會空間裡，跟很多人一樣處在一個無法無天的境地，這就是法制的悖論，一個非常怪異的現象。

包括像2008年的汶川地震，雖然在傳播新聞信息方面顯然起到了積極作用，這是重大進步，但依然存在著很多反人道、反人性的現象。某電視台的記者在現場採訪，廢墟裡發現了一個老大娘和一個老大爺，施工人員快速救助，不巧把攝像機擋了，記者說你先讓一讓行不行？我先拍。這時有個預制板馬上就會掉下來，危及廢墟中的大爺大娘的生命。救援人員說我們救人要緊，但記者說，你別搬掉那個預制板，給我5分鐘，我拍完就行。但也許只要1秒鐘，那兩個災民就徹底沒了。

笑蜀：對生命價值的輕慢，這不只是新聞界的問題，而是整個民族的問題。

王克勤：是的，所以我一直講我先是人，然後是一個公民，再是一個記者。新聞僅僅是我的一個職業選擇，我完全可以選擇別的，去做律師，做檢察官，做法官。但無論我選擇什麼職業，都必須首先從屬於人的基本常識。人家常說我做太多不屬於記者範疇的事，說我越軌了。我說對不起，我在報導中嚴格按照新聞專業主義的定律，按照記者的職業規範去做。但是做完之後，我作為公民，還可以給我面對的弱者爭取更多的權利，這時我就必須要採取公民行動。這就是我這些年跟其他記者不太相同的一點。

我的這種行為是我的基本價值觀注定的。作為一個人，我看到別人痛苦我也會跟著痛苦，要自己不痛苦就要去行動。什麼叫人性？就是當別人痛苦的時候，你看到了，你的內心有痛感。如果你沒有，說明你的人性已經沒有了。而如果別人受難時你反而有快感，說明你的人性已經異化了。紅衛兵當年在打走資派的時候是有成就感的；基地的黑寡婦在襲擊無辜者的時候是有成就感的。這些人的血管裡流的不再是流血，甚至不再是動物的血，它們已經淪為機器。

笑蜀：這就超出報導的技術範疇了，而屬於道的層面。

王克勤：這可以稱作新聞之道，比新聞之術更重要。為什麼？從技術層面，任何人經過訓練都可以做到，並且都可以做得很專業。但是新聞之道要能做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關於新聞之道，最核心的是三句話：

第一：把人當人。我接觸來自底層的普通老百姓，他們經常會說這樣的話：只願政府把我們當人看。聽了我真難受。如果整個社會體系不把人當人看，崇尚的只是權力，就很難說我們的社會是一個人本社會。

第二：將心比心。我們在採訪的時候，見到老大爺向我們求助時，我們不妨換位思考，假定我是老大爺求助你這個記者，那麼我希望記者對我是怎樣的態度，能不能平等對待。當然出於職業規範你要保持跟他的距離，包括對他陳述的情況要質疑和警惕，但同時能不能在態度上對他保持應有的尊重？這兩個立場並不矛盾。

第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個大家都懂，就不展開了。

笑蜀：這既是做人，職業素養也在其中。

王克勤：對。概括起來無非六個字：說人話，做人事。

笑蜀：回過頭來再討論剛開始的問題，揭黑報導差不多20年，你為什麼能堅持下來？並且我們也看到，你的很多努力並沒有引起重大變化，可以說往往讓人失望，但你仍然在堅持。

王克勤：我覺得要有基本的判斷。第一個基本判斷是：只要我們努力了，還是會有所改變和影響。有這樣一句話，叫做：「不努力永遠不會改變，努力了不一定會改變，但不努力就永遠不會改變」。

笑蜀：努力了就有改變的可能，這理論上好懂，但事實呢？

王克勤：就拿我這20年的職業生涯來講，我當年二十郎當就做了甘肅回收市場黑幕的報導，馬上引爆全省範圍的回收市場整治。十年後的蘭州股市黑幕報導，也引爆了全國性的股市整治，蘭州有150多人被捕。然後是北京出租車壟斷黑幕報導，不僅引爆了整個出租車市場的整治，而且啟蒙了出租車行業從業者，強化了他們的維權意識，促成了一系列維權活動。

我後期的很多調查，包括性愛滋病調查，山西疫苗黑幕調查，就公共輿論的影響力來講，重視程度也是前所未有。固然到現在為止，對明顯的違法問題，並沒有司法追究，甚至也沒有相關的行政問責，很多人說這是新聞的悲哀。但我覺得不能這麼說。在當下中國，如果我們不能追求一米一米的跳躍式的進步，我們就努力實現一厘米一厘米的進步，能進步一點是一點。以疫苗報導為例，它已經對全中國的公共衛生工作者起到了警示作用。我掌握的大量信息顯示，他們對疫苗管理的態度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但最重要的還是對全民的啟蒙作用，它已經提醒了全中國所有的家長，要對公權力保持警惕，要冷靜地看待現階段的社會問題，而不是盲從和盲信。

笑蜀：這就是說，報導有兩個作用，第一個作用是直接的，馬上就有結果。另一個是間接的，直接的目的不能達到，沒關係，畢竟它可以改變人心，這個作用是一個更大的作用，是我們最應該追求的。為什麼很多年輕的調查記者容易沮喪，容易有挫折感，可能他們缺乏像你說的這種長遠的、中長期的眼光，只想直接、馬上改變。

王克勤：但這往往不現實。

笑蜀：這是記者對自己能力的過度想像，對媒體力量過度的想像。更多地不能怪現實太無奈，只能怪自己沒讀懂中國和中國的媒體。

王克勤：對，他們對中國社會的判斷力確實還有待提高。大概在十年前，我對整個輿論監督能起的作用就有一些思考，當時的思考和現在的思考變化不大。我認為輿論監督有以下三個層面的作用：

第一從微觀上講，輿論監督往往都是捍衛具體的公民權利，對特定的受害者諸如被強制拆遷的業主，被辭退的老師，直接起到一個司法救助或行政救助的作用。

第二從中觀上講，我們的努力可能影響某地乃至中央的公共政策，不僅使報導中的當事人受益，更重要的是對整個國家的制度建構起到點滴的改變作用。

第三從宏觀上講。我們每天的報導大多是真相的呈現，只要不斷把真相告之於眾，就有累加效應，就能起到讓公眾更清晰地認識中國社會，完成對公眾的啟蒙。這個作用是一個漸漸的，常常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這個作用往往是最大的。

笑蜀：最根本的一點在於，我們現在的社會問題，看起來是體制問題，但說白了還是人心的問題。最需要改變的是人心，所以無論是我們的報導還是評論，都要著眼這個更長遠的目標。而這就第一需要耐心，堅韌。第二，這種耐心和堅韌需要有一種力量，一種力量的源泉。這種源泉只能來自於信仰。這是從事任何職業所需要的第一元素。我2007年寫過一個評論，叫做《重申權利，更須重建信仰》就是這個意思。沒有這樣的基本信仰托底，權利對於你來說也用不好，也守不住。

王克勤：我覺得很多同仁過得很痛苦，就是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其實我個人也經歷過這個過程。必須經過，才能進入這樣的境界。進入這個境界之後，個人性格上並沒有出現異常，平和做人，但經常會做出一些比較銳利的、有力度的調查作品。

以激情之心關注，用冷靜之筆記錄，這是我長期總結出來的一個比較精華的東西。做一個真正的記者應該要有激情。這要分兩個層面來說，第一我們是人。

笑蜀：是人就會有痛感，會憤怒，會焦灼。

王克勤：對。好多人問你為什麼一直苦苦堅持，我說實在話，主要是因為我的內心可能太柔軟，我看到別人求助的眼神會很痛苦，會感到折磨。要讓自己的痛苦少一點，讓自己能夠恢復到正常狀態，那麼我就得行動，在職業範圍內給他們一些幫助，換得內心的寧靜和寬慰。這是激情的第一個層面。

第二個層面，我是記者。從職業層面講，你就應該容易被那些事情打動，它們對你會產生強烈的刺激感，讓你坐不住，停不下來。所以作為記者更需要有激情。如果你對所有的受難和痛苦都冷漠，你就不配當記者。

笑蜀：這裡有一個問題。調查記者這個行業可能是個雙刃劍，自己報導的那些內容，那些形形色色的悲劇和苦難本身，可能對記者自己的人格、自己的心態，也會構成細微然而是持續的傷害。

王克勤：我曾經也這樣，但時間久了我就要慢慢跳出來。

笑蜀：自我療傷？

王克勤：對，自我療傷法，自我調整。我面對的煎熬很多了，但最大的煎熬，還是面對的眾多苦主求助的眼光，然而種種原因你不能報導，愛莫能助。

笑蜀：能報導是偶然的，不能報導是必然的。

王克勤：是。這真給人很大的壓力，有時都讓人喘不過氣來。我收到很多來信罵我冷酷無情，我們這麼悲慘的事情怎麼就毫不關心？還有人罵我嫌貧愛富，你丫只找重大題材，咱家低保的題材你為什麼不做？

笑蜀：但是也沒有辦法，正如前面講到的，對記者的能量、媒體的能量不能高估。我們不是救世主，不可能包打天下。只要自己確實盡了最大努力，就可以問心無愧了，也不能對自己求全責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