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4日訊】批評是文明社會的基本屬性之一，是人類不斷改變自身境遇的一種努力。批評就是承認人的有限性，承認體制的不完善和社會的不完美，呈現了人性當中自我省察、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趨向。在一個完全封閉的前現代社會，君權神授，一切都是權力確定的，一切都由一個權威說了算，容不得任何不同的聲音，當然也就沒有正常批評的存身之地，有之，也是魏徵式的內部諫諍，而不是來自外部的獨立批評。在中國，公共性的批評是伴隨著近代媒體的誕生和發展而逐漸普及的，它一方面承接古老的文人清議傳統，一方面又吸收了來自西方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精神。一旦擁有報紙、刊物這些公共媒體，批評的範圍就得到大大的拓展，影響社會的能力也大大地提高了。借助新型的載體，批評直接訴諸公眾的正常理性和良知，由公眾自己來做判斷。

魯迅與張季鸞，不同的批評模式

雖然，晚清到民國，在不同的階段，不同的權勢集團對言論自由的壓制一直存在，有些人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但批評空間始終沒有中斷過，由此產生了魯迅與張季鸞所代表的不同批評模式。

自「五四」時代到1936年在上海租界去世，魯迅在二十年間發表了大量雜文，展開他的社會批評和文化批評，對中國社會的種種陰暗、不公、不義現象都進行了尖銳的批評，也與許多不同的知識分子群體和個人進行筆戰，以其文學天才和洞察社會的眼睛，嬉笑怒罵，冷嘲熱諷，開創了一種獨有的文體，成為那個時代獨樹一幟、不可替代的一個批評樣式，受到許多青年的追捧和模仿，乃至他身後，雜文在中國保持了長期的繁榮，產生了幾代雜文家，鄧拓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燕山夜話》和「三家村」雜文，就是那個非常特殊的年代難能可貴的批評，具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雜文往往採取隱晦曲折的手法，魯迅就說過，「類似小草在石頭下彎曲的生長」。

與文學出發的魯迅不同，畢生從事新聞業的張季鸞，在生命的最後十五年（1926—1941）通過民間報紙《大公報》發表的社評，對這塊土地上發生的許許多多重大事情，對許多公眾人物都做過批評，創造了百年言論史上的一個批評典範。包括最後視他為「國士」、對他極為尊重的蔣介石也曾是他的批評對象。雖然他自稱那些在報紙上發表的文字，早晨還有人讀，下午就可以包花生米了。但正是那些日復一日的批評文字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讀者，也贏得了各方的敬意。

魯迅和張季鸞，奠定了批評中的雜文傳統和時評傳統。在整個言論史上，我們還可以概括出由其他人（比如梁啟超、邵飄萍、鄒韜奮、儲安平等人所代表的傳統）。他們的不同表達方式，都豐富了批評的傳統，共同營造了20世紀前半葉千姿百態的批評空間。今天看來，時評傳統無疑更為可貴（魯迅的傳統另有他不可替代的價值在），也是我們更為陌生一些的批評模式，包括胡適、傅斯年在內的許多知識分子，大致上都屬於這個傳統，他們成為《大公報》「星期論文」的撰稿人不是偶然的。他們珍視批評的權利，而不濫用這一權利。對於和他們不同的觀點，他們不妥協，但是他們總是堅持以理性的方式，一而再地正面表達自己的看法。對自己棲身的土地，他們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眷戀，對權力卻始終如一地保持警惕和批評，所謂「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但他們批評的出發點常常是建設性的，是為了改善、改進，而不是為了打倒什麼，取代什麼。胡適反覆告誡以真姓名說負責任的話，和張季鸞他們基於無私、無我而確立的《大公報》社評不署名的原則，表面看上去似乎不同，骨子裡卻是相通的。

批評的獨立性、開放性、超越性

概而言之，由他們創造的批評傳統具有下面這些相似的特點。首先是獨立性，如果失去了獨立性，站在某個特殊利益集團的一面，為某種特定的利益說話，這樣的批評就是不健康的。可以說，相對的獨立性是保持正常的公共批評的前提。只要是獨立的批評，坦蕩無私的批評，哪怕是錯了，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張季鸞、胡適他們在那個時代的批評之所以獲得讀者的認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們站在民間的獨立立場，是以無黨無偏之身關心公共事務，發表自己的見解。

其次是批評的開放性。批評當然不是一言九鼎、一錘定音，不是絕對正確，句句是真理，更不是一句頂一萬句，批評在更多的時候只是一家之言，批評本身必須接受而且要經得起批評，被批評對象和其他人都可以闡明各自的理由，表達各自的看法，然後由公眾作出評判。相反，不允許批評，先驗地確定某種觀點是天然正確的，是真理的化身，人們只能無條件接受，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批評有不準確的地方，我們仍然要為批評的權利辯護，換句話說，沒有人、沒有一種力量具有批評的豁免權。

第三，批評要具有超越性，不能誹謗，不能進行人身攻擊，不僅要避免狹隘的個人恩怨，同時要避免因為不同價值立場而做出簡單的評判，更不能濫用批評的權利，借批評來謀取利益。林白水是一位著名報人，曾經主辦過《社會日報》等報紙，1926年因言獲罪，遭軍閥張宗昌槍決，成為言論史上的烈士，他的死固然可以證明那個時代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是不可靠的，但另一方面，與他同時代、有不同傾向的報業同行對他利用手中媒體向官僚、政客要價、勒索的行為也有看法，龔德柏回憶錄甚至認為軍閥殺他恰好成就了他的美名。本來與他合作辦報的胡政之，認為他這樣做早晚要出事，與他分道揚鑣。同是1926年殉難的邵飄萍自辦《京報》時的一些做法，包括收過一些軍閥的錢，以及與馮玉祥的關係太密切、捲入郭松齡倒奉事件等，也頗招人非議。在肯定邵飄萍、林白水為新聞自由殉身的同時，其實我們也不必避諱他們的缺陷，最明顯的就是他們的超越性不夠。批評的本意是改善，要有基本的底線，立足於事實，更要超越於現實的利益之上，缺乏超越性的批評很可能會走樣乃至變質。

批評語言

同為報人出身的陳佈雷在悼念老友張季鸞時，推許他「眼光四射，論旨周匝，從不作漫罵之文，亦無敷衍之作」。由張季鸞所開創的老《大公報》批評傳統，是中國迄今為止最為健全的批評範式，並由此形成了獨特的批評語言，其特點不同於早期梁啟超那種筆鋒常帶感情的汪洋恣肆，不同於陳獨秀那種斷不容對手有商量討論之餘地的霸氣，更不同於魯迅冷峻深刻的嘲諷筆法，而接近於胡適那種淺白、溫和、得寸進寸的文風。不謾罵，不冷嘲，不譏諷，而是以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的態度，堂堂正正、直截了當地直面問題。

對於這種批評語言的特色，張季鸞做過一個很好的概括，他曾對繼他之後主持《大公報》筆政的王芸生說過寫評論的秘訣，就是「以鋒利之筆寫忠厚之文；以鈍拙之筆寫尖銳之文」。在受到張季鸞直接影響的王芸生、徐鑄成、許君遠等人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批評語言的某些影子。

我以為，張季鸞式的批評語言，更多地強調善意、誠意，儘可能地避免情緒化和狹隘的偏見，防止幽暗心理、仇恨意識毒化正常的公共批評。這樣的批評哪怕最尖銳，被批評者也容易傾聽，儘管不一定接受。我們固然需要鋒利之筆、尖銳之文，我們更需要忠厚之文和鈍拙之筆。老實說，難得的並不是鋒利和尖銳，而是忠厚和鈍拙。

一種充滿善意、誠意和負責任的批評語言，可以鑄造出一種健康的批評風氣，最大限度地體現批評重塑社會的可能性。民間報紙《大公報》成為引領當年輿論導向的重要媒體，其影響遠在國民黨的《中央日報》之上，蔣介石自稱每天先翻《大公報》，張季鸞的評論是必讀的，在他手裡成熟的批評語言和穩健的批評風格，無疑拓寬了那個時代的批評空間。

語言確乎是有力量的。捷克「天鵝絨革命」之前，哈維爾獲得德國書商協會所頒發的和平獎，他在題為《說文解字》的書面演說詞中強調語言是萬物之始，語言是一個奇蹟，因為它我們才成為人類。語言具有改變歷史的力量，語言能在黑暗的王國中，發揮光芒的力量。同樣地，語言也能成為奪命的利箭，或陷阱、圈套。一個社會，什麼樣的語言方式成為主流的語言，在很大程度上規定了這個社會的氣質和向度。同樣，有什麼樣的批評語言，基本上也決定了這個時代的批評狀態。無須諱言，我們眼下的批評狀態存在著很大的問題，一種可以成為時代標竿的批評語言也尚未形成，這不是證明我們批評空間太大了，而恰恰證明批評空間的不足，批評還沒有成為我們每日的生命，媒體的批評空間非常有限，一個健全的批評空間還有待媒體、公民和社會各個階層去共同拓展。

重建批評之道

魯迅曾說自己不喜歡做皇帝，原因之一，做了皇帝，只能聽見一片「Yes」聲，再也聽不見有人說「No」了，很沒意思。（大意如此）

「讓人說話，天塌不下來」，就是要允許批評，包括自下而上的批評在內。這一點，就連實際上容不得批評的斯大林也明白，他曾說過，對自下而上的批評，只要有百分之五的正確性，就應當歡迎；如果要求批評者百分之百正確，那就沒有自下而上的批評了！

任何對於批評的壓制，無論來自哪一種力量，都是無法接受的。最近在一位老先生的文章中看到，1953年，一位曾為共產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幹部，因為壓制一位專科學生的批評，被中共中央發現，給了他留黨察看和撤銷部長職務的處分，並立即通報全國，宣佈「壓制批評的人是黨的死敵」。

一個處處壓制批評，乃至完全不允許批評的社會是不正常的，也是可怕、可悲和可憐的，那裡最終將剩下一種聲音，到處是對強者、對權勢的讚美、膜拜和諂媚，100%的同意，沒有不同的意見，排除了任何批評的可能性。這樣的社會不再有生活的多樣性和豐富性，同時也將失去生機和進步的動力。

批評是衡量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之一，在一個正常的社會裡，批評構成了我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說，無批評，即無文明。一個有利於批評的環境，或者說一個健康的批評空間，首先有賴於制度的建設，不僅以法律來確立包括公民、媒體在內的批評權利，而且保障這個權利不打折扣地在現實中實施，使自下而上的批評也能暢通無阻。在這樣的環境中，社會才有可能逐漸培育起一種良性的批評風氣，人們在行使批評權利的時候，都能做到不偏，不濫，堅持一種負責任的心態。批評是權利，也是責任。這是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恪守的。

上個世紀前半葉，張季鸞們建立的批評之道，不僅為新聞從業者，也為所有公民提供了出色的榜樣，可惜這個傳統曾經斷裂，在相當漫長的歲月裡，我們熟悉的要麼是「批評與自我批評」，要麼是「文革」式的大批判，那都不是真正的批評，無助於一個批評空間的建立。重建陽光下的批評之道，就是回歸張季鸞的傳統，回到他一生致力的那種批評語言，而不是雜文式的嘲諷。

2010年8月18日天目山下

──原載《南風窗》「批評的權利」專題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