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個知名的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強烈抨擊他所謂的「商業體系」，這個體系的主要架構者就是沃波爾。

亞當．斯密於一七七六年出版《國富論》這本巨著時，正值英國商業體系的高峰。他認為透過保護、補貼和授與壟斷權等手段牽制競爭者的作法，並不利英國經濟的發展。

亞當．斯密了解沃波爾的政策終將過時，屆時英國很多產業會遭到徹底摧毀，來不及趕上國外更為優越的競爭對手。但是英國產業一旦變得具有國際競爭力，就不再那麼需要被保護，過度保護甚至還會對生產力造成反效果。

誠如亞當．斯密觀察到的心得，當產業不再需要保護時，還繼續給予保護，可能會讓他們流於自滿而效率不彰。因此，這時候採取自由貿易政策，對於英國愈來愈有利。

不過，亞當．斯密有些超過他的時代。他的主張要等整整一個世代過去之後，才能真正發揮影響力，也就是說，《國富論》一書發行八十四年之後，英國才變成真正的自由貿易國家。

到了一八一五年拿破崙戰爭接近尾聲時──亦即《國富論》一書發行四十年之後──除了少數幾個領域是由比利時和瑞士等國家擁有頂尖技術之外，英國製造商的效率穩坐全球之冠。

英國製造商這時候察覺到自由貿易其實對他們有利的事實，也開始積極鼓吹（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很樂意視情勢所需限制貿易。就像當紡織機械出口可能會幫助外國的競爭者時，棉花製造商所採取的作法一般）。

尤其是，製造商鼓吹取消穀物法，它限制了國家進口廉價穀物的能力，而廉價食物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因為這可以降低工資和提高利潤。

經濟學家、政治家和股票市場玩家──大衛．李嘉圖，也是反穀物法陣營的重要助力。李嘉圖提出相對優勢理論，現在仍然是自由貿易理論的核心。在李嘉圖之前，一般人認為，當一個國家唯有在能以低於其貿易夥伴的成本製造某種產品時，對外貿易才有其道理可言。

李嘉圖對於社會這個常理觀察，提出精闢的逆向思維；他認為，即使一個國家能比另一個國家以更便宜的成本生產，兩國之間的貿易仍然是合乎常理的。雖然這個國家任何產品的生產效率都高於另一個國家，專精比其貿易夥伴更具成本優勢的領域還是有其收穫。

相反地，即便一個國家任何產品的生產都沒有超越貿易夥伴的成本優勢，如果專門生產成本劣勢最低的產品，還是可從貿易中得利。根據這個理論，李嘉圖為十九世紀自由貿易的支持者，提供一個簡單但有力的工具，來證明自由貿易對每一個國家都有利。

李嘉圖的理論絕對是正確的──在他狹隘的範疇之內。他的理論正確指出，國家如果坦然接受目前的技術水平，專門從事本身相對較為擅長的事情會比較有利。沒有人可以反駁這一點。

當一個國家希望要求更先進的技術，以便能做更多其他國家所不能做的困難事情時──也就是說，當國家想要發展經濟時──李嘉圖的理論就失敗了。吸收新科技需要時間與經驗，所以技術落後的生產者在學習期間，需要一段時間的保護，以免受到國際競爭壓力的摧殘。

這樣的保護代價是昂貴的，因為國家需要放棄進口比較好、比較便宜的產品的機會。無論如何，想要發展先進產業，這是必須要付出的代價。李嘉圖理論的適用對象是那些接受現狀的人，而非亟思改變之士。

一八四六年，當英國撤銷穀物法，以及廢除許多製成品的關稅時，這個國家的貿易政策出現了重大的變化。現在的自由貿易經濟學家喜歡把穀物法的撤銷，描繪成是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智慧，終於戰勝剛愎自用的重商主義者的勝利。

當代頂尖的自由貿易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的賈格迪什．巴格沃蒂稱此為「歷史性的轉變」。

無論如何，很多熟悉這段期間的歷史學家指出，穀物法反對人士主要希望降低食物價格。它同時也是一種「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行為，意圖「以擴大農產品和基本材料的市場，遏阻歐洲大陸邁向工業化」。

英國加強開放國內農業市場，想要藉此誘使競爭對手回歸農業。的確，反穀物法運動的領導人理查德．科布登表明，沒有了穀物法：「美國和德國絕對不會出現工廠體系，至少肯定不會那麼興盛，透過鼓勵賞金，英國工匠提供高價位食物給這些國家低價供給的製造商的做法，也幾乎可以肯定工廠系統，這些已經發生的事實，不會在這兩個國家、法國、比利時和瑞士出現。」

以同樣的精神，一八四○年，反穀物法聯盟的關鍵成員──貿易局的約翰．寶靈，明確的建議德國關稅同盟的會員國專門種植小麥和販售小麥，來購買英國的製成品，並且，直到一八六○年才廢止關稅。

換句話說，就如同卓越的經濟歷史學家保羅．貝羅奇所言，英國只有在需要科技超越那些「處身在高且長期關稅壁壘之後」的競爭者時，才會實施自由貿易。這也難怪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會談到「踢掉梯子」的理論了。@(待續)

摘編自 《富國的糖衣：揭穿自由貿易的真相》 博雅書屋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