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31日訊】(大紀元記者林怡香港報道)香港中共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日前藉出席香港記者協會午餐會之機，提出媒體喉舌論，示意香港媒體配合中共政府。這番言論引起社會各界強烈不滿，資深傳媒人程翔指出，郝鐵川所言是為打壓新聞、言論自由堆砌理據，目的是維護中共的極權統治。

資深傳媒人程翔指出，郝鐵川引用很多英、美的例子，包括美國南北戰爭、海灣戰爭及「911」恐怖襲擊，論證國家有權在社會危機等特殊情況下控制輿論，要求媒體配合政府。他說，對於正常國家而言，這樣說還可以理解，但用在中共政權身上就不可以，「因為它在過去60年執政歷史中，我們看到大量的箝制新聞自由的事件，是發生在平常狀態下，就是說國家沒有遭遇到嚴重的威脅或者是外來的威脅或者是內部公共秩序的危機情況下，它都是盡量的箝制新聞自由，而且不僅是新聞自由，還有人民的言論自由，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會覺得郝鐵川的說法，只不過是用來為政府、政權、執政當局打壓新聞自由找出一些所謂的理論根據而已。」

正常狀態下仍打壓言論自由

而且，中聯辦跟香港記者協會中斷來往十多年，現在剛剛恢復接觸，第一次見面就提出這麼敏感的話題，程翔認為，作為新聞工作者，必須就其言論提出批判，「因為現在發生在大陸的大量箝制新聞言論自由，並不是在國家出現危機的情況，而是在平常狀態下，平常狀態它都要打壓，更何況真正出現緊急狀態。」像毒奶粉事件、鄧玉嬌事件等等，都是這樣的情況。

程翔指出，中共在2006年提出《突發事件應對法》草案時，第57條就是限制新聞自由的，當年在大陸就已經有很多法律學者提出批評，其中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中共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江平是中國法律界的權威，他曾就《突發事件應對法》限制新聞自由的部份提出三個觀點。

第一就是新聞自由是中共憲法規定言論出版的基本權利，「從過去的歷史來看，憲法賦予人民的自由都是落實不夠、限制過多，在這種情況下，再提出在特殊情況下限制新聞自由，這種做法江教授覺得根本就是多餘的。」

第二個觀點是，「即使在戰爭時期新聞發佈有其特殊性，但是戰爭時間新聞也不是隨便限制的，所有限制新聞的法律，它的立法原則都首先把維護言論出版自由、保障新聞權放在第一位。」程翔表示，江教授的話完全可以用來回應郝鐵川的言論。

第三個觀點是突發事件不同於戰爭，「一般性的突發事件中你都想控制新聞，如果真正發生戰爭的時候，你不是要把新聞控制死了嗎？」

程翔分析，中共抓記者就是硬壓力，郝鐵川這番話是軟壓力，「就是用一種和風細雨的辦法把它的思想告訴你，把它的底告訴你，就是在國家面臨緊急狀態下，我就要限制你的自由。我覺得就是這麼一種情況。」

暴政加劇民憤 內部危機深重

中共壓制新聞、言論自由的目的，最終就是要維護共產政權。程翔說：「我們見到中共現在的政權的確是面臨很大的威脅，就是因為它的政治體制不改革，它嚴重的貪污腐化、嚴重的階級對立，已經使它面臨老百姓越來越強烈的抗議。」他指出，去年中共內部維穩的費用高達1,540多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國防的開支，「那就說它顧及中國今天受到外來威脅的危險跟受到老百姓的威脅是同等的……它一個政權為甚麼會感受到自己的安全來自老百姓的威脅，等同來自國外的威脅呢？那就說明它這個內部對中共的反彈是非常大。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它要想盡辦法來限制老百姓的新聞自由。」

不過，中共建政以來，仍然有一些中國人辦的媒體，能夠在關鍵時刻秉持良知，表明正義立場。程翔指出，中共六四鎮壓時香港《文匯報》開天窗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這是中國新聞史上非常罕見的一個事件，它說明知識份子就憑他自己的良知，對國家的危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我覺得是非常正面的。」

他續說：「過去的歷史已經說明，執政黨做了很多違背人民的事情，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報紙就是應該有這個覺悟，有這個權利，對執政黨實行嚴厲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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