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2日訊】人各有命，人的命運是外力改變不了的。按照宗教學說，生命是不滅的，只是存在的形式不同，過去世人的所作所為的報應，體現在今生今世的生命的整個過程中。過去所做的實事已經不可能改變了，因此，今生的命運也不可改變。今生的命運不可改變，但是，今生今世的生活環境卻可以應人心的善惡而改善或變得更惡劣。

王安石無疑是一個很正直的人，一心為君分憂，為民推行新政。在他變法之前的擔任地方官員期間的德行改變了地方百姓的人心，使人心向善而政清人和；德政所實施的為民措施，改變了當地的民生狀況，但是，從根本來講，王安石只是改變了當地人民的生活環境，應人心的向善的結果只是使當地百姓的生活質量有所提高而已，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當地人的命運。也正是這段擔任地方官員的政績，使王安石以後的變法決心更加的堅決。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原因，表面看是朝廷的保守勢力和地方官僚腐朽的結果，但是，這並不是問題的本質。本質問題是，王安石是想通過一些政治措施改變大宋的命運，而一個朝代的命運和一個人的命運一樣，其命運是不可改變的。只是，如果這個朝廷上下人心的改善會使其上下一體的生存環境有所改觀而已。

從根本上講，朝廷之所以亂、地方官僚之所以腐朽、百姓之所以苦就是這個朝代人的整體在承受自己的惡果而已，而這樣一個整體人群的因果報應的關係，豈能由一人之力而改變？王安石何德何能？個人強為的結果，無論用心善惡與否，只是使人心更亂，而人心更亂的結果就是使原本看似簡單的施政方案的實施過程和結果變得出乎人的意料而已，當這些結果反過來使變法行為更強制化的時候，強制行為導致的惡行的最終結果，就是使整個朝廷和地方官員及百姓的生存環境變得更加的惡劣，當這一切循環往復的報應體現出來的時候，就直接決定了王安石變法的最終結局。

商鞅，是王安石榜樣。不同的是商鞅的變法為的是王權，王安石的變法為的是國家，行為相似、目地不同；目地不同，變法結果同樣，只是這個變法的結果具體體現在王安石的身上的時候，結局沒那麼慘烈而已，這也是王安石一心為公的善報，這也是「法」家和「儒」家弟子行事的基點不同所決定的吧。

王安石曾經以《商鞅》為主題寫了一首詩，這首詩表明了王安石的品行的同時，詩中的一個「必」字充分的表明了王安石的變法決心，也預示了王安石變法的最終的結局：

商鞅
王安石

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罷相。次年復拜相。王安石復相後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於熙寧九年（1076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閒居江寧府。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不久，王安石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這樣一個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正直的人，最終無奈的退出了大宋的政治舞台抑鬱而終，給後人留下的是一個個的千古之謎和令人費解的因果關係。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啟示,以及這個歷史過程揭示的規律，同樣體現在古今中外的一切事物的運行之中，這其中包括任何國家。對當今的中國更有啟發。

任何國家都有盛極而衰的過程和歷史經歷。當一個朝代興起的時候，吐故納新的施政都比較順利。當這個朝代和國家處於盛極而衰走下坡路的時候，矛盾到一定的時候，靠行政就根本解決不了現實問題，無論是誰和施政綱領有多好，都會白搭，就像當今中共統治下的中國。

中共體制中不乏為國為民幹一番實事的人，但是最終都以失敗而告終，全世界的共產黨國家都一樣。前蘇聯好像是一個異數，其實，當時的改革派在生死存亡的關頭，是民眾和軍人稀里糊塗的解體了蘇共，否則，他們也是死無葬身之地！這也是定數。

當今的中國，無論是體制內的和體制外的愛國人士，你們一切的美好願望和雄才大略只能在解體中共之中和以後才能有施展的機會，否則，走的都是死胡同，無論你們的願望有多好，這就是善惡循環的天理決定的，誰都改變不了。所有的隔靴搔癢式的計劃和謀略都是笑話。

這也是這篇「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啟示」中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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