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1日訊】編者按：2009年中國比亞迪總裁王傳福和台灣鴻海掌門人郭台銘，分別摘下兩岸首富的桂冠。兩人都是工作狂，兩人都以勤儉節約出名，兩人都很霸氣獨裁，兩人對事務都有獨特精準的判斷，兩人都採取「低成本獲取利潤」策略，2003年兩人因相近相惜準備聯手合作。然而郭台銘喜歡花大錢買最先進自動設備，王傳福喜歡土法上馬搞半自動化；郭台銘重視技術和知識產權，王傳福則是山寨大王，非專利拿來就用，有專利則想辦法繞開。
隨即而來的，比亞迪挖走鴻海員工、偷竊商業機密的索賠案，在官商相護、司法操作下，越演越烈。隨著比亞迪的蓬勃發展，台商想在大陸討個公道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原本計畫退休的郭台銘，由於比亞迪的官司未決而重返一線，啟動「十年掌舵」計畫，準備以台灣為總部，加速鴻海全球化佈局……
郭台銘 世界代工大王
文 ◎ 齊先予
誰能想到一個黑白電視機旋鈕竟能造就出一個國際性大企業呢？誰能把小小的連接器組合成一個擁有90萬員工的製造王國呢？誰能不靠自主產品僅替人代工每年就獲得一兆台幣的營業額呢？只有他一人做到了。
郭台銘喜歡把阿里山那顆參天神木比作鴻海，其實4000年前那顆種子也同樣說明，篤信命理的郭台銘從一開始就是棵大樹。祖籍山西、具有晉商特有的精細算計的他，1950年10月8日出生在台北縣一個貧苦人家。24歲那年借了7,500美元開始創業，60歲時就擁有了一個近五百億美元市值的經濟王國。
這個同時具有老虎和狐狸特質的中國男人，令西方白人驚訝不已。「不問訂購物量、不問每件獲利、不問交貨日期」，別人至少要四個月的時間，他從設計到批量生產只需一個多月。三十年下來，歐美日高科技產品都依賴他的生產，他開創了代工業的一片藍天。
有人說他敢用，能把人才用成將才；他敢給，一般經理級年收入十萬美金；他敢買，最先進的設備和技術，花多少他都要，他甚至買機器人用於生產線，晚上關著燈都能生產；他敢衝，衝關才能獲得大報酬；他敢罵，誰做錯了都得挨訓，半軍事化管理讓人害怕獨裁者；他敢養，經常送員工到海外受訓，培養了一大批為其所用的優秀人才。
但大陸人對他記憶最深的，莫過於那悲慘的十幾跳自殺了。目前富士康在大陸共有82萬員工，深圳的45萬員工相當於美國一個城市的人口，僅龍華產業區就有20萬人。他為「富士康市市民」們免費提供吃住，還有免費游泳池、高爾夫球場、有效醫療保障等，其員工待遇好過大陸平均水準。其實富士康的自殺率並不高於全國正常平均值，假如不是有人故意渲染，不是當局有意放行，那些悲劇是不可能引起那麼大轟動的。
「我非常沉痛，我五年（前）失去了糟糠之妻，後來又失去一手帶大的弟弟。兩個人都是我親手抱進棺材的，（我）對人生其實已經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除了痛惜，還是痛惜。除了道歉，還是道歉。」他多次鞠躬，極為動情。不久大陸員工每人獲得20％的工資提升，現有的兩班制將調整為三班，並限制訂單數量。此舉為大陸新一輪工潮點燃了引火。
他對病逝的結髮之妻情深意篤，再婚前還在她墳前哭訴。58歲時娶了小他24歲的舞美師曾馨瑩，因為她「身上聞不到錢的味道」，並決定捐出90％的財產做慈善。他信命，按照命理決定在2008年交班，不傳位給其兒女或老臣，而採用股份制、經理人的西方管理模式。
不過由於比亞迪的官司和金融風暴，他重返一線，啟動「十年掌舵」計畫，準備以台灣為總部，加速鴻海全球化佈局。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祝願他能明辨吉凶，給千萬年前的種子找到圓滿的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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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傳福 帶來夢想？
文 ◎ 齊先予
有人罵他是山寨大王，他卻說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走路」，非專利拿來就用，有專利則想辦法繞開。比亞迪有個強壯的「知識產權團隊」，如今連三洋、索尼、富士康等企業都沒有把他告贏過。…
在被股神巴菲特稱為「真正的明星」、被其搭檔芒格稱為「中國的愛迪生和美國通用汽車總裁韋爾奇的綜合體」之前，人們很少聽說他的名字，但知道他的人都驚嘆其超常的科技和管理能力，稱讚他不愧是比亞迪BYD（Build You Dreams）的創始人。
1966年2月15日生於安徽無為縣的他，中學時父母相繼去世，五位姊姊先後出嫁，妹妹送人寄養，只有哥哥休學賺錢養他，兄弟倆唯一的財產就是四間茅草房。苦難的日子讓他明白，沒有比腳更高的山，只要靈魂不屈，就一定能走出路來。
1987年中南工業大學冶金物理化學系畢業後，王傳福攻讀北京有色研究院研究生。26歲的他被提拔為研究院301室副主任，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處長，27歲被研究院派往深圳任比格電池公司總經理。商業嗅覺靈敏的他，一看大哥大手機售價兩萬多，於是辭掉國營工作，於1995年2月向表哥呂向陽借了250萬成立比亞迪科技有限公司，領著十多人在深圳一間舊車間裡揚帆起航。
有人罵他是山寨大王，他卻說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走路」，在他看來，「一種新產品的開發，實際上60％來自文獻，30％來自樣品，另外5％來自原材料等因素，自身的研究實際上也就占5％左右。」非專利拿來就用，有專利則想辦法繞開。比亞迪有個強壯的「知識產權團隊」，專門從事：「師夷長技以制夷」，如今連三洋、索尼、富士康等企業都沒有把他告贏過。
他最擅長把中國工程師的人海優勢發揮到極致。當別人花大錢購買設備時，他總是「土法上馬」，設計出廉價適用的各種半自動化設備。經過「拆解→學習→改造→創新」，他做到了以西方企業三分之一的價格銷售同等質量的產品，如國外賣10美金的鋰電池他只賣3美金。他鑽研技術，全球排名他也稱得上頂級電池專家。
有人說他在管理上獨斷專行，他說：「我的決策98％以上是正確的。」作為儒商，他一米七的個頭，圓潤的臉龐厚實的耳垂，具有中國人天生的福相。不過他曾對員工高舉著雙手說，「這就是我的靠山」。他認為企業家最關鍵的是要敢於冒險，從電池業、代工業到環保電動汽車，他的每次冒險都給這個世界帶來更多的驚喜。
儘管身價億萬，身穿普通夾克、喜歡和員工一起踢足球的他，2003年依然和家人住在一個兩室一廳的房子裡，身上唯一值錢的阿迪達斯運動錶，只是為了看清全球各分支機構的時間。當別人蜂擁而至在大陸建廠時，他卻把工廠建到了美國。
如今「電池大王」早已是「綠色汽車領軍人」，他曾當著巴菲特愛將索科爾的面，喝下其電池電解液。高科技、環保、創新、新能源等諸多關鍵詞，令股神一改投資傳統，非要買他25％的股票，但他只給出了10％。如果他能生產出更多高性價比的汽車，受益最多的當然還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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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的「比富大戰」
文 ◎ 王淨文
鴻海掌門人郭台銘至今後悔2003年他對王傳福發出的邀請。那年王傳福找鴻海合作電池殼，隨後陸續挖走鴻海四百多個幹部，偷走上萬份文件。昔日兩位電池大王，儘管2009年分別登上台灣和大陸的首富榜，但官司纏訟至今未決。…
2010年7月13日，香港高等法院的民事經濟庭再次開庭審理2007年10月台灣鴻海集團下屬五公司如富士康國際（HK 2038）控告比亞迪股份（HK 1211）下屬七公司挖走員工、偷竊商業機密一案，原告富士康向比亞迪索賠51億港元。這個被媒體稱為「富比之戰」或「比富大戰」的較量，吸引了全球華人的關注。
不過這次佔上風的不是富士康。今年初比亞迪提出反索償，指控富士康用恐嚇、栽贓、行賄等非法行為，干擾和損害比亞迪的商業活動，富士康則要求法院刪除反索償狀書中那些惡意中傷、毫無根據的段落。雙方各持己見，唇槍舌戰得非常激烈。法官在聽取雙方陳詞後，宣佈改日宣判。
從英雄相惜到同行冤家
鴻海掌門人郭台銘至今後悔2003年他對王傳福發出的邀請。「王傳福來找我，希望鴻海幫他做電池殼，我還帶他參觀富士康的工廠，結果他看到我們賺錢，就挖走我四百多個幹部，偷走上萬份文件。」大陸媒體這樣引述郭台銘的話。昔日的電池大王，如今早已不是吳下阿蒙了。2009年郭台銘以59億美元，王傳福以396億人民幣分別榮登當年台灣和大陸的首富榜。
當時在郭台銘的心裡，他還是很欣賞這位比自己小十五歲的大陸企業家。2003年1月，王不顧公司內外的強烈反對，毅然決定收購秦川汽車廠，以此開拓汽車業。郭當時就想與王共同控股秦川，被王拒絕。接下來的事就是郭台銘最不願看到的。參觀回來不久，比亞迪也開始大規模加工手機零配件，跟富士康做的基本一樣，於是英雄相惜成了同行冤家。
四流人才與尊重認同
在深圳龍華科技園一千五百多畝富士康舊廠房裡，每天身穿藍色工服的男工和紅色工服的女工，如藍紅交織的人海不停湧動。在保安戒備森嚴的廠區裡，先進的自動化流水線正日夜不停的為蘋果、摩托羅拉、惠普、索尼等世界著名企業，加工生產著各種高技術產品。
無論郭台銘在台灣如何重視人才，在大陸實行的卻是另一句名言：「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設備、一流客戶」。郭不太信任大陸人，他從台灣帶去四千多名中高級主管，並給他們相當於大陸五萬工人的豐厚報酬，相比之下，大陸科技人員的待遇就大打折扣。台灣主管可任意訓斥一個大陸人。在每週六天，每天十二小時的機械重複勞動下，不但「80後」的農民工倍感生活的乏味和疲憊，也令大陸中高級管理人員對富士康沒有太多感情上的認可。
然而在深圳的另一頭，座落在龍崗坪山的比亞迪卻呈現出另一派景象，整齊有致的廠房氣派非凡，附近的推土機傳出隆隆聲響。這家被郭台銘譏為「山寨」不如、靠盜竊技術起家的民營企業，正一步步走向興旺。與富士康等級森嚴的半軍事化管理不同的是，比亞迪的高管每天都和普通工人在同一個食堂吃簡單的飯菜，大家雖然工資不高，但人人感到受尊重，感到這就是自己的廠，於是故事發生了。
富士康狀告比亞迪
2006年富士康發現生產訂單大量減少，原來客戶都被比亞迪以稍低的報價給搶去了。特別是2005年，富士康大批大陸中高層幹部跳槽到比亞迪，帶去了很多商業機密。如原來在富士康擔任主管的柳相軍，負責編製工藝流程檔的司少青，2005年相繼跳槽，柳被任命為比亞迪IT產業群體主管兼海外商務部經理，司為系統管理辦公室主管。
離職前柳便將富士康內部財務資料發送給比亞迪，比亞迪組織人馬分析後，破解了富士康的商業機密，包括哪些產品賺錢，跟客戶的報價等細節。離職後，柳依然通過原來的同事不斷獲得富士康的商業機密。後來法院在柳相軍的電腦裡發現很多來自富士康的文件，還有比亞迪法務部的郵件通知，提醒他刪除相關交往的證據。司則在富泰宏工作期間就帶出數份重要文件，用於比亞迪同類文件的編制。
2006年6月，富士康的兩家子公司以盜取商業祕密為由，將比亞迪訴至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並索賠500萬。2007年10月，富士康在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訴訟，以相同的指控向比亞迪索賠650.7萬人民幣，後升為51億港幣。自此，「比富大戰」在市場上和法律上全面展開。
台商在大陸有理無處講
富士康方面指稱，從2003年開始，自己從事手機設計、製造等業務的多個部門的四百多名員工陸續跳槽到比亞迪，其中包括富士康花費幾十萬元派往歐洲培養的高級技術人才和高級管理人員。比亞迪甚至為此成立了挖角辦公室，挖走了富士康在日本的研發高級核心主管，並連帶了一項冶金提煉合成技術。
由於比亞迪有個上百人的「知識產權團隊」，專門負責處理這類盜竊機密或規避專利事項，他們號稱「對方100％不能贏」，加上王傳福是深圳市人大代表，對深圳中級人民法院法官的任免有重要的投票權，而且比亞迪是土生土長的深圳企業，深受深圳市委扶持，此案一直沒有進展。
「在深圳打不贏官司，我們不得不選擇香港，就像到賭城去，他一面跟你賭，一邊自己做莊。」郭台銘對此十分委屈。2007年6月和10月，富士康兩次在香港對比亞迪提起訴訟，當時正值比亞迪把手機業務分拆出來在香港上市，訴訟案令比亞迪的上市不得不推遲了半年，王傳福公開指責富士康「故意搗亂」，兩家結怨更深。
2007年12月，受最高法院的委託，北京九州世初知識產權鑒定中心給出了七千多頁、三十三卷，大約五十多公斤的第一批鑒定報告，證實在比亞迪移動硬盤中有116份富士康檔，其中68份檔屬非公開資訊，涉及富士康的商業機密。
大陸司法如兒戲
2008年3月14日，富士康迎來轉機，深圳公安機關在調查取證後發現，案子可能涉及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責任，於是富士康撤銷民事訴訟轉為刑事訴訟。3月20日，比亞迪執行董事兼副總裁夏佐全被拘留。24日、31日，司少青和柳相軍先後被判處一年零四個月和四年有期徒刑。
不過更大的轉折出現在四天後。比亞迪突然公告說，夏佐全在拘留後的第四天因證據不足被釋放，而司少青和柳相軍在定罪前已與公司解除勞動關係，屬於個人犯罪，與比亞迪無關。同年12月3日，比亞迪反將一軍，稱公安機關已撤銷針對比亞迪的調查，北京九州世初知識產權司法鑒定中心常務副主任趙軍及另外兩名負責人涉嫌毀滅、偽造證據和收受賄賂，被公安機關逮捕。此外，比亞迪前員工張朝正涉嫌接受富士康方面的賄賂，為其非法竊取保密文件，被公安機關逮捕。
從那以後，富士康越來越被動，隨著香港一國兩制的褪色，加上比亞迪的蓬勃發展，台商想在大陸討個公道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小了。
早生幾年王傳福就是郭台銘
中國人歷來講究和氣生財，不要內耗兩敗俱傷。美國的思科曾起訴大陸的華為侵犯其知識產權，案件終以和解告終。相信不久的將來，「富比案」也能化干戈為玉帛，以大公司的擔當，共同開創良好的商業秩序。如果拋開兩家公司的糾紛，郭台銘和王傳福完全可以成為至交，因為兩人相似之處太多了，王傳福早生十幾年或許也成為郭台銘。
兩人都是工作狂，王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以上，郭曾為節省時間每天只去兩次廁所；兩人都以勤儉節約出名，兩人都很霸氣獨裁，郭標榜自己是「獨裁為公」的領導者。儘管與郭的形神俱厲相比，王的外表要溫和綿軟得多，但王也規定集團下所有事業部的總經理直接向他彙報，大事只依賴他一個人的大腦。
兩人對事務都有獨特精準的判斷。王投入鉅資進入汽車業時，曾遭遇基金「洗倉」事件，一天之內比亞迪股票跌幅超過21％，但如今比亞迪汽車五年保持100％的高增長，2009年銷量已超過44.8萬台；郭在繼模具業務之後進入第二大核心業務——機殼生產時，也曾不被看好，但如今鴻海已佔領全球機殼業務的一多半多。
兩人都採取「低成本獲取利潤」策略，這可謂中國代工業的本質，但兩人也有所不同。郭有個著名的「全球成本競爭」理論，即「社會成本+國家成本+公司營銷成本」的競爭，從1988年鴻海立足深圳，到如今向大陸內地遷移，郭仍想走低成本的老路，不過跳樓案之後又多了個「人倫成本」。
王對此似乎不以為然，他不像富士康那樣要求出差員工把每張發票的細節填得清清楚楚，他也不像郭台銘那樣問員工「你們尿尿黃不黃啊？」若回答不，就加大音量說「你們工作還要努力」，王看重從大處著手降低成本，對細節並不太計較。
郭台銘喜歡花大錢買最先進的自動設備，而王傳福喜歡土法上馬搞半自動化。憑藉廉價的熟練工人和他們手上幾元錢的夾具，比亞迪生產出了比索尼、三洋便宜15％的手機電池，比富士康低20％成本的手機。「光是設備，我們的成本就比他們節省40％。」王對此頗感自豪，並將這種模式延續至汽車業。
郭台銘也很重視技術和知識產權，鴻海一度是台灣擁有知識產權最多的企業。但與王比起來，郭似乎缺少一門看家本領，而且開始走下坡路。目前富士康也朝房地產、汽車和電池領域挺進，但王傳福正處於蓬勃發展期，如今他的鐵電池已將電動車的百公里能耗降為5元人民幣，他還計畫在三、五年內設計出汽車太陽能電池，「如果成功了，真的是把『水變成油』了！」顯然，王傳福很適合這個造夢的年代，然而，不少人也提醒說造夢不能罔顧商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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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中國的「紅色家族」
文 ◎ 何清漣
每年，中國都有一個胡潤富豪榜出籠，而美國《財富》雜誌中文版，也要為中國的巨富大賈們排排座次。不過，這些排行都是根據上市公司的資料進行，那些真正潛在深水中的巨鱷，外人很少知道他們的真實面目。今年三月份，澳大利亞一座價值超過兩億澳元的豪宅，被一位中國人以現金買入私人名下。這類新聞，或許才讓外界對這些深水鱷略有察覺。本期封面故事談兩岸首富，但華人中的真正首富是誰，恐怕沒人知道。只不過，擁有見不得光的巨額財富，缺乏內心安全感，行起事來，比浮在面上的富豪當然就更為怪異。
中國的《人民論壇》（《人民日報》旗下成員）2010年第四期發表了由一組文章構成的「中國新富家族」，透露一條重要消息：「有關機構在2009年發佈了中國3,000家族財富榜總榜單，3,000個家族財富總值16,963億，平均財富5.654億。進入總榜單的一萬個家族，財富總值21,057億，平均財富值2億元。」
官媒首次承認「紅色家族」為新富豪主體
該文對中國富豪群體的劃分並無新意，但在排序上卻大有講究，按照該文的序列，中國的富豪家族，主要有三大來源：
其一為草根崛起。最典型的是浙商和廣東商人。其二為體制內起步，以商人終結，或者本身亦官亦商，頭頂紅帽。最典型的為蘇南商人。這種商人家族的熱點是，其創始人最開始在體制內謀得執掌一家企業的機會，後來通過改制，成為股份制企業的實際掌控人。其三為紅色家族。這種類型的商人家族，擁有深厚的政治與資本，故起步高，容易獲得社會資源。這些紅色商業家族，多從事一些需要審批的貿易、基礎產業、能源等產業。房地產行業亦多為紅色家族鍾情的領域。
這組文章有兩點值得肯定之處。
第一點就是該文終於以官方報導的形式正式承認中國富豪家族當中，「紅色家族」成為主要一員（雖然未點明誰是紅色家族的成員）。但該文為了淡化富豪群體的政商結合特點，有意將「紅色家族」排在最後。如果是按照致富時間先後排序，上述排序大抵成立。但如果按照財富總量及致富的速度排序，則應該倒過來。對中國自九十年代以來的經濟發展稍有瞭解，就明白自九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財富尋寶圖上的主要寶藏就是房地產、礦產能源、金融以及需要政府頒發特許經營權的壟斷領域，而這些領域恰好就是由紅色家族壟斷的。儘管如此，這條消息還是很有價值。因為在這之前，中國人雖然大都知道「高幹子弟」在致富之路上捷足先登，但對這個群體的登龍術都處於耳語狀態，沒有媒體敢指出這一點。
2001年11月24日，《證券市場週刊》曾刊發一篇「神祕的華能國際」，直指國有企業華能國際已經成為李鵬的家族企業，其夫人朱琳（時任華能國際電力發展公司董事長）、兒子李小鵬等人如何利用特權促使華能在美國、香港、中國大陸三地上市，總資本擴張至60億元。該文發表後，作者馬海林為武警部隊軍官，立刻被捕，至今下落不明。而該週刊的主編王波明雖然是中共元老王炳南之子，也不得不做數次檢討以求過關。從絕不承認「紅色家族」的存在到如今的半開門地承認，總算是有了一點小小的「進步」。
第二點則是公佈了「您對新富家族群體形象的總體評價如何？」的調查，其中針對「影響新富家族群體形象的因素主要有哪些？」的提問，調查結果顯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別為：「搞官商權錢交易」（占總百分比75.56％）、「沒有擔當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占總百分比52.32％）、「富裕群體為富不仁」（占總百分比42.5％）。該文承認：「由此可見，官商交織最影響群體形象。」
這篇文章的詳細內容，讀者有興趣可以自己上網查看。我這裡想談的是這組文章涉及到卻語焉不詳的部分，即富豪中的「紅色家族」——中國稱之為「高幹子弟」是如何成為先富起來中的翹楚。
躲在財富神話幕後的高幹子弟
高幹子弟下海經商始自改革開放之初，那時候的手段主要是利用價格雙軌制批條子，利用特權經商，包括倒賣緊俏物質的批文如汽車指標、鋼材指標之類。在九十年代以前，「國有土地」未進入買賣流程，能夠依靠圈地發財者甚少。就我在深圳所聞，八十年代中國正興起所謂「建設企業文化」之風，宣傳包裝是企業文化的一項主要內容，其中一些高官子弟（比如某位副總理之子）還辦過廣告公司，找人拉廣告（類似於遼寧省副省長慕綏新女兒的手段），幫企業出宣傳畫冊，或者是深圳市名優企業介紹，或者是某行業著名企業介紹。這些公司大都是些皮包公司，在寫字樓裡租幾個房間做辦公室，招募一些人跑業務。一般情況下，業務人員亮出公司老闆名頭，企業大都不計較那廣告與畫冊是否真有宣傳效果，立馬掏錢。我有一位熟人在一家外資印刷公司任總經理，因擁有先進的彩印技術，專門承攬這類印刷生意，我聽他談過哪些人在他公司做過業務。八十年代末，這些特殊人物出面做的宣傳畫冊的價格一般是5萬元一張彩頁，內容是一張公司圖片配上文字介紹，排場一些的公司做個連頁。那時高幹子弟積累財富的神話，大約是一紙批文倒出了上百萬元，一本畫冊撈了幾十萬或者更多，壟斷某行業的廣告費用一年達幾百萬之類。
但到了九十年代初期以後，積累財富的神話內容變了，期貨（期貨交易所的席位含金量高）、股市（股票上市需要審批，能讓企業通過審批就意味印鈔票）、土地就成了這個群體上下其手的競逐財富之地。撈錢的數目自然也就躍升至千萬元級。一些消息靈通人士常會告訴我，某座樓盤是某中央領導的兒子，某塊地被某要人的女兒強行要走之類。
那時坊間流傳的高幹子弟致富神話很多，1989年北京學運起因之一是反腐敗，目標是鄧樸方的康華公司做「官倒」。但唯一可做佐證的文字資料是以中紀委或國務院等中央部辦名義下發的禁止幹部子女配偶經商的檔（屬於重疊發文，每年都有），中國國內沒有哪家媒體敢染指這類話題。而境外有公信力的媒體對此有關的報導，國內基本見不到。香港雜誌上的一些零星介紹，以及那本《中共太子黨》，就成了大陸人人爭相閱讀並傳播的祕聞。但鮮有研究者徵引其中資料，我相信大多數研究者是不敢——這裡的「不敢」，主要是擔心資料不確，是風聞，引用後會引起法律訴訟，一身爬滿螞蟻。所以高幹子弟依靠父輩蔭庇發財致富的故事，永遠躲在中國財富神話的幕後。
這是第二代領導人與第三代領導人前期的情況，因為那一段時期，或是沒有互聯網，或是互聯網初起，國人的英語閱讀能力亦有限，因此有關這兩代領導人及與他們同代的「紅色家族」故事極少被曝光。但等到第四代領導人登上中國政治舞台之時，人類已經進入網路時代，資訊傳播遠沒有前互聯網時代那般好控制，再加上這一代「紅色家族」積累財富手段的國際化，封得住國人的嘴卻捆不住外媒記者的筆，「紅色家族」的故事漸漸浮出水面並清晰起來。
網路掀掉了中國財富舞台上的幕布
網上一份中共太子黨名單流傳已有多年，時常更新。我未查核過全部人員，但其中第三、四代領導人子女的任職情況倒是完全與國內媒體報導相符，剔除掉從政從軍者，大概最有名的幾位紅色財閥是這幾位：
江綿恆（江澤民之子），上海網通董事長。該公司承攬了中國大陸沿海15個省市鋪設光纖及開辦網路電話的服務，其勢力直逼中國電信業霸王「中國電信」。據〈生而為錢的中共太子黨〉（China:
To the money born，《金融時報》3月29日）報導，現在，江綿恆控制了上海聯合投資有限公司，這是一個在營運上類似於私募公司的政府投資公司。
李小鵬（李鵬之子），華能國際集團董事長、總經理兼中國國家電力公司副總經理，亞洲電王。李小琳（李鵬之女），中國電力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
朱雲來（朱鎔基之子），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長。朱雲來在威斯康辛大學獲得氣象學博士，在紐約的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工作了一段時間後，於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回到中國，精心安排了對中金公司實質上的收購，這是一家合資公司，摩根斯坦利持有大約34％的股份。朱燕來（朱鎔基之女），中國銀行（香港）發展規劃部總經理。
當今最高領導人胡錦濤的兒子胡海峰經商一事，則從BBC一些報導中可見雪泥鴻爪：2006年12月12日，胡錦濤兒子任董事長的「威視股份」有限公司（Nuctech Co.）贏得民航總局的液態物品檢測儀器的鉅額合約，合約範圍將包括全國所有機場。不過，中國民航總局強調，雖然「威視」是有「背景」，但他們是基於「威視」儀器的技術表現來決定合約歸屬，絕不會「以人民的生命安全來開玩笑」。三年以後即2009年7月，威視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因與納米比亞政府簽署的一份價值3,400萬英鎊（約3.8億元人民幣）的合同而受到該國反貪委員會的調查。胡海峰與納米比亞因此也成為中宣部在中國大陸要過濾的網路敏感辭彙。胡海峰的最新職務是以清華副祕書長頭銜專任浙江清華長三角研究院院長，正廳級別。
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創辦的私募基金業者新天域資本公司（New Horizon
Capital），主要從事私募基金。2010年1月25日路透社披露新天域準備募集10億美元的私募基金，投資準備上市的大陸企業以後，神祕的新天域公司浮出水面。路透社消息指出，這將是新天域資本公司於2007年成立以來所募集的第三筆基金，而且是規模最大的基金。儘管1月26日的中國的《21世紀經濟報導》針對路透社這則消息進行了跟進，報導中引述新天域公司發言人稱，路透社的「報導是有問題的」。但3月29日英國《金融時報》的文章將這些太子黨稱之為中國金融行業的「紅小兵」。該文披露：新天域資本是私募基金當中最有影響力和最成功的一家。這家公司管理的資金達數十億美元，其穩定的投資者包括德意志銀行、摩根大通、瑞士銀行，以及新加坡的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該文作者認為新天域公司「有著中國最值錢的資產。這就是溫雲松（Winston Wen），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Kellogg）商學院的MBA，為人低調，長相酷肖其父、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溫家寶。」該記者通過業內人士瞭解到，「太子黨在中國本土興起的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行業裡佔據著主導地位，通過重組國家資產和為私有公司提供融資獲取暴利。」
這位記者得到了不少業內人士透露的內幕消息。該報導披露：北京政壇內部人士認為，有兩個人為這野心勃勃的一代開路，培育出了金錢和權力的緊密結合的現代化前景，這兩個人就是江綿恆與朱雲來。「這兩位確實給了大家這樣一種印象：紅色家庭治理國家為的是自己的利益。他們的行為給年輕的一代太子黨開了綠燈，刺激他們將金條裝滿自己的口袋，而不管這會給黨或領導層的形像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一些分析人士和業內人士預測到可能會出現這樣的情形，那些權貴家族的子孫們會利用私募股權投資基金行業來分享經濟利益，犧牲者不但是外國投資者，也包括和中國的革命政權建立者有著血脈關係的「老一輩」太子黨。
該篇報導還列舉了一些如今在私募股權基金領域名聲顯赫的太子黨：李瑞環的兩個兒子李振智（George Li）與李振福（Jeffrey Li），李長春之女李彤（Li Tong）、吳邦國的女婿Wilson Feng，中宣部部長劉雲山的兒子劉樂飛。
上述這些太子黨是否進了〈中國新富家族〉一文裡所提到的一萬名亦或是一萬名中的前3,000名巨富之內，人民論壇的文章沒有披露。但他們的特點完全符合〈中國新富家族〉一文所描述的「紅色家族」新富豪的特徵。我記得當年朱鎔基總理曾向媒體表達過一個願望，希望人們將來評價他的時候，承認他是個「清官」就很知足了。現在看來，由於「紅色家族」構成新富豪主體這一事實，這個願望實現的難度越來越大。
「紅色家族」成為富豪主體的中國特色
「紅色家族」的存在是否合理？這得要看用何種價值觀看待這問題。
太子黨們依仗父輩獲得了成功，這一事實鐵板釘釘無可否認。對此，公眾認為他們的成功是依靠裙帶關係，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受益者。對這種評價，太子黨們感到很委屈，他們認為自己成了「反向歧視的受害者」，無論他們怎樣優秀或是努力工作，公眾都認定他們的成功純粹是依靠裙帶關係。為此，榮登中國電力界「一姐」寶座前中國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居然藉助黨的喉舌媒體宣稱，對她來說，「能力之外的資本等於零」，她完全是靠個人的才能與努力才獲得如此卓越的成就。（《環球人物》2009年第16期封面故事）
無論中國還是西方社會，「銜著銀匙出身的人」注定了其人生起跑線與別人不一樣，比如他們可以獲得很好的教育，比平民子弟見多識廣，可以有家世背景帶來的社會關係，無論經商從政都比較容易獲得機會，如此等等。但西方社會因為經歷過「從身份到契約的進步運動」——即文藝復興以來幾百年間的社會變遷，早已形成強調機會均等的文化價值觀。財產傳承上通過遺產稅調節，使富裕者後代不能再依靠食利而生活；在獲取公共職務與掌管公共資源的機會時，不管出身於哪一名門的世家子弟，都得尊重程序（程序正義），與其他階層的人站在同一平台上競爭，比如有家世優勢的小布希要當總統，必須經歷過程完全公開的競選，必須說服選民自覺投票。那總統職位絕非他的父親老布希可以隔代指定並私相授受。
但奉行權力至上的亞洲價值觀的國家則很不相同。在亞洲，那些民主化程度越低的國家，太子黨們在政治與經濟上的擴張就越沒有邊界，擠占公共資源的過程與方式也越不透明。比如印尼的蘇加諾家族，還有當年的菲律賓馬科斯家族都是如此。即使是中國一度奉為楷模的新加坡，李光耀家族繼承權力與財富也是不爭的事實，但比之當年的印尼與菲律賓，太子黨的張狂稍微收斂一些。在民主化程度最高的亞洲國家日本，其政治雖然具有家族傳承這一特點，但權力的獲得也必須通過競選這一公開的政治過程。只有在中國，民眾既無法知曉這些太子黨的權力如何獲得，更不知道他們開辦公司是通過什麼方式獲得特許經營權。比如私募基金在中國，絕對不對民營資本開放。如果有誰從民間募集資金，肯定被政府認為擾亂金融秩序，難免牢獄之災。當年河北省大午集團董事長孫大午，就是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名被判有期徒刑三年——說白了，中國人從來沒有美國人那般眼福，根本看不到太子黨與人競賽，只能隔霧看花般地看到太子黨們拿到「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巨大獎牌」——鉅額財富。
正因為機會不均等，過程不透明，所以美國兩位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Ramond Fisman與加州伯克利學院經濟學教授Edward Miguel將他們稱之為「經濟匪徒」。這兩位學者專門研究當今世界的獨裁國家裡發生的那些有關腐敗、暴力、貧窮和獨裁的故事，並用經濟學的方法為獨裁國家的太子黨們擁有的政治背景作市場「估價」。這些故事被作者寫成一本書，書名就叫做《經濟匪徒》（Economic Gangsters）。其中一些內容涉及中國太子黨，有能力與興趣的人完全可以將這本書譯成中文，讓國內同胞們一睹為快。◇
本文轉自【新紀元週刊】186期「封面故事」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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