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29日訊】(新紀元周刊第182期) 修改的政改方案已經於6月在香港社會的爭議聲中通過,圍繞著事件的迷團,隨著民主黨於7月8日發表的報告而漸露端倪,促成民主黨與中共政權的談判背後牽涉到梁愛詩以及傳媒人士,媒體角色遭質疑。
6月25日,2012政改方案在香港立法會經過三天的辯論後,獲得大多數議員通過。投支持票的民主黨於7月8日發表了長達四十五頁的《政改六人工作小組報告》,公開了該黨與中共政權就政改對話會談的過程和內容,當中提到《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做為中間人角色,於今年2月12日主動來電,雙方約定在2 月17日會面。
捲入政治談判 角色令人生疑
7月9日,梁愛詩發表聲明澄清雙方的首次接觸,並非報告所指的2月,而是去年12月底一個由「友好安排」的飯局,席間民主黨主動提出欲與北京當局對話。民主黨隨後回應指確有其事。回應內容中,張文光更透露當天的午餐聚會是經報界友人、《明報》總編緝張健波和《明報》執行總編輯馮成章安排的。
張健波亦於同日在電台節目上證實,去年11、12月,曾安排十個飯局,邀請不同黨派、學者及社會人士會晤,瞭解他們對政改方案的看法,當中一次是宴請梁愛詩、何俊仁及張文光。
事件曝光後,《明報》作為大眾傳媒的角色遭到質疑,有電子媒體質疑張健波是否在製造新聞,張健波回應說,《明報》並未有報導過與飯局有關的新聞,並表示,十次的飯局,是要聽各方對政改方案的不同看法,完全沒有問題。而飯局衍生出來的事情,即非他們安排飯局的人可以控制到的。
民主黨社區主任周偉東說,張健波絕對不是以傳媒人的身份來邀約飯局的:「明眼人都看到,民主黨很多人,要收料也不用找到最高層。另外,梁愛詩也是身份不低的,用不著放兩方在一起。」
周偉東質疑,一般傳媒不會捲入到那麼內幕的政治談判:「作為傳媒,《明報》在港一直有點聲望,當然已經變了,很奇怪,就算是傳媒的老總,如黎智英(《蘋果日報》老闆)會捲入泛民的事件當中,這些會覺得是順理成章,那是因為他一直都很明顯的支持民主的立場,是這樣一個定位。但《明報》總編,不是《明報》大老闆,梁愛詩身份也不低,又約到民主黨高層,選何俊仁、張文光也不是隨便選的。」
獨立辦報起家
《明報》主要讀者群是中產階級、專業人士、經理和企業的決策人,通常有較高的收入和教育程度,因此很多發表政見的廣告,都在《明報》刊登。同時香港的學校常把《明報》列為強制的報紙訂購。
《明報》於1959年始創之際,只是一份走偏鋒的小報,利用一些小市民感興趣的話題,簡而清的馬評,再配上其武俠小說去吸引讀者。
《明報》其媒體的影響力建立於60年代,中國大陸政局動盪時。1963年10月,外交部長陳毅在北京對日本記者團發表「核褲論」,聲明「不管中國有多窮,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當時報紙老闆查良鏞立即在《明報》發表題為《要褲子不要核子》社評,反對在貧窮情況下製造原子彈。此論一出引起軒然大波。香港《大公報》、《文匯報》、《新晚報》、《香港商報》、《晶報》等左派報章猛烈圍攻《明報》,《明報》發表《我們關於褲核問題的十點立場》社評,甚至不惜以全部版面闡述對「核褲論」自始至終堅持反對的立場。最後因新華社主管廖承志批評左派報章在論戰中的表現,左派報章停止論戰。
1964年10月底,《明報》刊登影片《血手印》宣傳廣告中,有一些較為血腥的驚嚇性詞句,而《明報》則漏印「廣告」二字,因而被誤為新聞報導。《大公報》藉此指責《明報》發表「妖言和妖術」言論,更重提「核褲論」舊事,與其他左派報章再次圍攻《明報》。新華社則指查良鏞的反核言論是「反共反華,親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場」。
經過這些事件後,《明報》因為在論戰中表現獨立報格、堅守立場,贏得較高聲譽。
股東易主 效忠中共
1991年《明報》企業上市,查良鏞任董事長並簽訂三年服務合約,與於品海達成協議,由智才技術性收購《明報》企業。1993年,查良鏞曾對香港總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進行筆戰,同年兩會期間赴北京訪問,並獲江澤民接見。同年4月宣佈辭去《明報》企業董事局主席職務,改任名譽主席,更將《明報》集團售予於品海,宣佈全面退休。
資深時事評論員林保華說,《明報》「最左」的時候就是於品海做老闆的時候。1994年查良鏞全面退出《明報》,由于氏出任該集團主席。1996年1月1 日,《明報》發表一篇題為「辦一份中國人的報紙」的元旦社論,強調以中國人的態度、精神和以中國的理念來辦好報紙,讓《明報》能作為香港一份以中國人身份出現的報紙。
結果該社論引起香港社會激烈爭論,對香港的「中國人」身份提出質疑。該社論為《明報》主筆曹景行(現為鳳凰衛視資訊台副台長兼評論員)執筆,再由於品海作潤飾、修改。
林保華在其專欄文章〈看中共太子黨欺壓旺旺蔡〉中指出,社論是於品海向中共表忠心的舉動:「他還沒有讓北京放心,因此在他人生出現挫折時,中共落井下石,某中共太子黨還拒還數億欠債,屬下的媒體王國只能分拆低價轉手給其他愛國商人。(最近他又東山再起入主多維新聞網。)」
至於今次事件為什麼選擇《明報》作中間人?林保華分析說,從《明報》的報導立場來講,最少共產黨擔憂的壞事情:「現在《明報》報導中國的負面消息,也比以前報導少。……《明報》是早早把報導台灣消息放到中國消息的版,而那個中國是插了五星旗的,我前幾年就看到了。」
放棄公信 縱容報導失真
東東心思社社長謝冠東在獨立媒體發表文章〈回應明報張健波的高鐵錯誤理據〉,指2010年1月6日,張健波運用其總編權力:「罕有地以『明報記者張健波』為署名,於頭版加插力撐高鐵的新聞內容,並於社評力撐高鐵。……可是張總的理據錯誤連篇,標題亦具強烈誤導成分,我們深表失望,……」
網誌(blog)光明影事張貼了一位香港市民於2004年「致《明報》總編輯張健波的抗議信」,指自己在「城市論壇」現場拍攝,遭一群在場人士(俗稱維園阿伯)的恐嚇及暴力對待。投訴的市民不滿《明報》對事件的報導手法:「事件被你們的記者創作為一場『因政見不合的小衝突』,本人對於你們的失實報導極為失望及憤怒。你們作為一間極有影響力的報社,自誇『公信第一』,如今卻縱容失實的『創作』,如何取信於香港市民??」
中共控制 傳媒失真根源
面對現時香港的媒體生態,資深媒體人、中國事務評論員李子慨嘆道,現在香港的媒體基本上全亂了:「真實性、權威性、準確性、教育性這幾個方面都已經拋棄了,大家都走上實惠,能拜金為原則,能夠撈錢,賣出報紙就行了!對社會所發出的是什麼樣的訊息,這一點已經把傳媒的責任忘了。」
李子又認為,這種媒體現象其實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造消息、偷消息、假消息、只要賣錢就行,就和現在的假貨一樣,他們和三聚氰氨奶粉效果是一樣的,起到的毒害作用很大,失去了媒體道德。」
「都市那些日子」網誌上,在文章〈傳媒與田雞粥〉一開始,網主童工回憶回歸前,「曾與某相當資深新聞工作者A談及香港未來。A說,在中共直接控制下,香港原有的特色能撐多久,視乎三個因素:香港司法能否繼續保持獨立;民主派、反對派可否繼續合法存在;香港新聞工作者可否保持獨立和批判性,敢於批判政府及中共。」
文章接著說:「A又說,轉變和控制,不會忽然出現,而是用『溫水煮蛙』手法,逐小逐小改變,當有一天,某些原本以往無法接受、甚至會被批判的事情,忽然被人視為理所當然,那麼,正是在溫水中的青蛙,被『煮熟』的時候。」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