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3日訊】中共的建立和早期活動
現在可以看到的歷史資料表明：中國共產黨政權完全不是中國歷史自然發展的產物，而是由外國人帶著外國的種子在中國土地上強行種植的結果，而且所用的底肥和追肥也是外國的。
在1918年3月俄共（布）七大會上，列寧說：「……從全世界歷史範圍來看，如果我國革命始終孤立無援，如果其他國家不發生革命運動，那麼毫無疑問，我 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是沒有希望的。」「我再說一遍，能把我們從所有這些困難中拯救出來的，是全歐洲的革命」。但在歐洲並沒有如他當初企盼的那樣，在他發動「十月革命」奪權以後，各國無產階級就會跟著發動革命；而且他在歐洲各國「引爆革命」的努力也毫無效果，所以列寧只好把目標轉向中國。他根本不顧中國的國情，不顧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利益，只是為了他那罪惡的目的，採用欺騙宣傳和直接派特務發展組織的卑鄙手段，一定要把中國拉向他一邊。
自從鴉片戰爭以後，特別是甲午戰爭以後，中國的進步人士都認為必須學習西方，無論是改良派、君主立憲派，還是革命派都承認這一點。日本就是學習西方成功的榜樣。中國革命人士在久經挫折後，終於在1912年建立了符合世界現代民主理念的中華民國。但到1919年中華民國還很脆弱，現代工業還只有一點點起步，無產階級人口遠不到千分之一，就是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國也根本不具備進行無產階級革命的起碼條件。可是列寧根本不顧這一切。
早在1919年，列寧的第三共產國際就派了很多人來中國傳播共產主義，李大釗接觸過的就有：布爾特曼、繆勒爾、 柏烈偉（又名鮑立威、布魯威、百祿威）、伊萬諾夫（伊文、伊法爾）、波波夫、波波塔夫、荷荷諾夫金（霍樂勤）等。他們還為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提供了《共產主義ABC》等很多馬克思主義讀物。1920年3月，有一個叫維京斯基（中文名吳廷康、魏琴、衛金）的率領一個俄共小組來華，先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釗，後去上海找到陳獨秀，組建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在上海還成立了「第三國際東亞書記處」。 1921年6月3日，為了中共建黨，「共產國際遠東局」和「赤色職工國際」指派了一個叫尼科爾斯基的23歲俄國青年，列寧派了曾經當過自己政治秘書的馬林（原名斯內夫列特，荷蘭籍）一起來華，7月23日在上海、其後在嘉興南湖主持召開了中共一大。參加會議的中國人只有13個，大多年輕，最小的19歲。毛澤東在1942年說過：「中國共產黨是在列寧的號召下組織起來的，是共產國際派人來幫助組織的，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就有國際代表到會。」
1922年7月16-23日在上海英租界召開了中共二大，出席會議的12人，其中包括維京斯基的翻譯——俄國籍華人楊明齋。會議通過了黨章、一個宣言和8個決議，其中一個是《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的決議案》。這個決議中，附有加入第三國際的條件21條。從此開始，中國共產黨就完全歸共產國際遠東局管，是它下面的一個支部，直到1943年6月共產國際解散為止。在這21條中有9個「凡是」。後來反映突出、使陳獨秀大為惱火的「兩個凡是」為：凡是馬克思主義的教條都要遵守，凡是共產國際的決議都必須執行。可以說，中共加入共產國際的這個「21條」的賣國性質並不亞於1915年袁世凱與日本簽訂的「21條」；不同的是：袁世凱是在日本武力威逼之下拖延了四個多月，才在日本發出最後通牒後不得已簽下條約 的，而中共純粹是「欣然接受」，毫無顧忌。
中共的三大、四大、五大都有共產國際的代表出席並作指示，中共六大更是秘密地在莫斯科召開。中共領導人的選定也主要是共產國際說了算。中共的方針政策、行動計劃、宣傳口號也都是共產國際定下的。中共的活動經費也主要來自共產國際。在中共三大會上陳獨秀曾說：「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
中國的共產黨人把中國的政治事務全權交給了共產國際和蘇俄。有人根據後來解密的蘇聯檔案統計：「僅在1923年到1927年的5年間，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中國革命問題就達110多次，作出了730多個決定。」 中國的政治事務怎麼能讓外國作決定呢？一個外國政府又怎麼敢公然把中國的國事當作它自己的內務一樣管理呢？就是英國對待它的殖民地也不至於這樣越俎代庖。這些中共人士也不是不知道在歷史上俄國是侵略中國最厲害的強盜。
從以上事實可見，共產黨不但一開始就裡通外國，而且完全是把國家主權、民族利益都拱手送給了蘇俄帝國，自己當了可惡的漢奸、內賊，成了列寧、斯大林扭轉中國發展方向的走狗。
1929年的「中東鐵路事件」，本是中華民國政府和改旗易幟後被任命為東北軍司令的張學良將軍決心收回由蘇俄控制的從滿洲里到綏芬河的國內鐵路主權的愛國之舉，本應受到中國國民的支持和擁護。可是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向中共發 出指示，要求中共「武裝保衛蘇聯」後，中共中央立即發表宣言，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進攻蘇聯」、「擁護蘇聯，打倒中國」的標語口號，在東北到處掛起斯大林的畫像。1929年9月，共產國際又向中共發來命令說：「誰忠誠地、真正地、堅定地、並且是毫無保留地武裝起來保衛蘇聯，誰才是革命者，才是國際主義者。」在這一事件中，劉少奇表現得十分賣力，他全力以赴發動和組織工人反對中國、支持蘇俄。由此一點看來，1980年5月17日對劉少奇的平反其實不平也可，因為他雖然不算共產黨的叛徒、內奸、工賊，卻完完全全、正正實實地充當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國的叛徒、內奸、工賊。
在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會上，共產國際安排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要打國民黨的旗幟，爭取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奪取國民黨的群眾，發展自己。當時的一把手陳獨秀不贊成這種做法也不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一次演講中說：「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政策必須像搾檸檬一樣，把它搾乾，然後丟掉。」這就是歷史上的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
1923年5月24日，共產國際給中共三大發出指示，要求把土地革命和農民問題放在首位；必須「沒收地主土地、沒收寺院土地並將其無償地分給農民」；「建立農民自治機構，並由此機構負責分配沒收的土地」。毛澤東正就是根據這些「上 級指示」不折不扣地開展革命運動的。他在廣州開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接著是大力發動農民運動，實行「一切權利歸農會」。到1926年6月，農民運動遍及17個省的200多個縣，農會會員915萬多人。殺了不少「土豪劣紳」，也殺了一些西方傳教士。「蔡和森的家鄉湘鄉縣是全國最激進的一個縣，傳教士被強令離開家裡，20多人被農民協會在『人民權力』的名義下槍斃了。」【 Dick Wilson：《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 P.82】。毛澤東於1927年2月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實際上就是他對共產國際的工作匯報。幾個月後在長沙發生「馬日事變」，運動倒過來又在湖南殺了一萬多共產黨員和跟著造反的農民。這樣一折騰就在中國農村人為地製造了「你死我活的階級仇恨」。
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黨員利用國民黨員的身份到處開展工人罷工、建立糾察隊，周恩來等還在上海組織和發動了3次武裝起義，時間分別是：1926.10.23；1927.2.21；1927.3.21。其中第三次武裝起義經過30個小時激戰後佔領了上海。實際上，中共開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的目的完全不是為了中國工人、農民的利益，而是和所進行的武裝起義一樣，僅僅是為了顛覆中華民國，建立蘇維埃政權。在工廠、農村進行運動的實質就是「運動工人」、「運動農民」，矇騙人們為共產黨的罪惡目標賣命。
由於在1927年共產國際代表羅易的失算，他為了爭取國民黨左派汪精衛而把斯大林的指示檔（「五月指示」）遞給汪看了，這才使得武漢國民政府識破了蘇俄讓共產黨員打進國民黨內從事共產主義革命的陰謀，知道了中共一直受到共產國際的直接指揮，從而發生了共產黨所說的「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和「寧漢合流」。此後有很多人認為蔣介石殺人太多、濫殺 無辜，在共產黨的極力渲染下，很多知識份子因此轉向「革命」。
1927年「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失敗後，共產黨沿著湘贛邊區山脈往南流竄。與一般落草為寇的土匪不同的是，中共有一個最厲害的武器——馬克思主義。他們持槍搶奪比較富裕的農民的財產分給窮人，實行「打土豪分田地」。並且告訴他們「革命道理」：你們之所以貧窮，就是因為富人剝削了你們，他們不勞動，專吃你們的，這很不合理，但現在的中華民國政府就是要維護這種不合理制度，所以只要你們跟著共產黨鬧革命，推翻這個政府，建立新中國，窮人就可以翻身得解放，做國家主人，以後還會進入共產主義美好社會。再窮再愚的人只要有強人多次當面讚揚，說他如何如何有道理，他就會越來越覺得自己有道理；說他如何如何偉大，他就會越來越覺得自己偉大。所以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是很有效果的，「中國工農紅軍」隊伍迅速發展壯大，在江西、福建的多山地區很快就出現了幾萬至十幾萬人（也有說是20萬、30萬）的軍隊。實際上紅軍就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土匪，無法無天，禍國殃民。在紅軍中還有共產國際的代表一直跟隨。
在1931年11月7日這個蘇聯國慶節日裡，在中華民國的江西省和福建省的邊界區，中共建起了一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這是一個有憲法、有軍隊、有政府、有首都的完整的蘇俄式國家，是第二個中國，首都就是瑞金，當時改名叫瑞京。很顯然：共產黨多年來在城市裡組織工人罷工、起義，在農村發動農民鬥地主，挑起階級鬥爭，其目的絕對不是為了改善中國工人農民的境況，而是僅僅為了要在中國顛覆中華民國，建立這個「蘇維埃」。
1934年10月被政府軍打敗以後，紅軍往西逃竄，共產國際代表李德（德國名字叫奧托-布勞恩）一直隨行。1935年10月到達陝北這個便於接受蘇俄援助的好地 方。中共把這一段歷史叫作「二萬五千里長征」，其目的說是為了「北上抗日」。
共產黨是一個世界性組織，它的目標是不可改變的，只要共產黨的組織沒有根除，它就會抓住機會發展壯大，並最終實現其目標；為了達到目標，他們會採取各種欺騙宣傳，利用間諜、特務等各種手段。在這些方面中共都佔了很大便宜，很多國軍將領和官員的政治秘書是地下共產黨員，國民黨中央總部和中統特務機關總部都有共產黨員，國軍的電報多被共軍截獲，軍事秘密都被中共掌握。而共 軍的電報一次也沒有被國軍截獲。
在艱苦的8年抗戰期間，中共一直沒有參與日軍的正面作戰，一直在保存實力、擴大根據地、爭取群眾和發展組織。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無祖國」；民族之間的戰爭，歸根到底也是階級鬥爭。中共後來在學校政治教學中說過：抗日戰爭在實質上就是日本統治階級勾結中國統治階級對中國人民和日本人民進行的階級鬥爭。所以共產黨的基本教義就決定了：它並不在乎什麼國家不國家、民族不民族，它只追求削弱國民黨，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俄國的「十月革命」也就是列寧利用了俄國在一戰末期疲弱不堪時趁機發動革命奪取政權的。
蔣介石是對共產主義最有研究、對共產黨認識最深透的人。他曾說過「共產主義統治中國之日，就是中華文化毀滅之時」。他看到了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兩條道路：一條是孫中山先生的中華民國道路，另一條是毛澤東代表的共產主義道路。所以他想在開展大規模抗日戰爭之前，先解決共產黨的問題，曾提出過「攘外必先安內」，提出過抗日戰爭中要實行「一個政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軍隊」。這本來是有其道理的，因為在孫中山的中華民國建國方略中就擬定建國分三步走，當時只到訓政時期，還沒有進入憲政時期，還不能像美國一樣實行那麼多自由和民主。
在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蔣介石政府能不能戰勝共產黨，還不一定；也就是說中國究竟會走西方的民主政治道路，還是走共產主義道路，還不一定。主要的影響因素就是蘇聯和美國的態度。蘇聯是中共的後台老闆，始終全力支持中共，特別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後，蘇軍完全控制了東北，肆無忌憚地支持中共對付國軍，把繳獲的日軍武器都給了中共；而且蘇聯與中共之間很多交易是秘密進行的，外界不得而知。而美國與蔣介石國民政府的關係卻是另一回事。美國的總統、國務卿和多數來華官員都對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的特殊性質沒有深刻認識，只把共產黨看作一般政黨，他們總以美國的民主標準看待中國問題，對毛澤東關於民主、自由、人權、憲政的花言巧語和《新華日報》的宣傳都信以為真，很有好感；對當時國民政府的腐敗和主要伴隨戰亂而來的混亂落後現象很反感，很厭惡。所以多數美方官員主張將武器和物資援助延安，而不想給國民政府。抗戰勝利後在中共堅持不交出軍隊和解放區地盤的情況下，美國強求國民黨和共產黨組成聯合政府，蔣介石不答應就被說成是獨裁、專制。以至於在1946年7月29日至1948年11月這一戰爭的關鍵時段，美國政府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實行了全面的武器禁運【（美）布賴恩-克羅澤，《蔣介石傳》，P239】。美國政府的這些作為在客觀效果上正好配合了蘇聯，一起將中國的發展方向從中華民國的民主道路改變到了蘇聯的共產主義方向，促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有香港學者根據前蘇聯的解密檔案資料研究得出：蘇軍把繳獲的日軍武器裝備全部交給中共以外，還用火車從蘇聯運送過幾次（好像是3次）武器給中共。在國共戰爭中，中共的槍炮數量大約是國軍的4倍，而且共軍的三八槍、七九搶比起美國過去給國軍的卡賓槍更適合陣地戰。
共軍取勝還與他們善用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和開展農村土改有很大關係。他們對農民大力宣傳「革命道理」，用暴力支持貧農殘酷鬥爭地主（從1946年開始的北方農村土改中，一年多時間內就「消滅了」25萬地主、富農），沒收地主的土地、房屋和生活用品分給貧農，建立起貧農對地主的殘酷專政，這樣，整個農村就變成了共產黨的控制區，還能夠為戰爭提供兵源和軍糧。那些鬥爭地主手上沾了血的人是共產黨的最可靠戰士。
由於中共歷來對歷史歪曲宣傳、極力渲染，國人大多相信毛澤東英明偉大、用兵如神，相信是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依歷史規律必然地戰勝了腐朽的資本主義制度。很多學者認為國民黨政府的失敗就是因為腐敗、由於殺人太多，也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當年馬克思主義席捲全球，所向披靡，可見西方民主制度面對馬克思主義的強大宣傳攻勢和陰謀活動，缺乏有效的應對機制，也可以說是缺乏對付 馬克思主義這種邪教的機制。
中共掌權以後
中共奪得政權以後，過去為了推翻國民政府而說的那些關於民主、自由、人權、選舉、憲政的漂亮話再也不說了，從此他們的言論和行動就完全反映其本質了，可謂原形畢露。就像過去在江西、福建當土匪那樣，打下並佔領了一個村子以後，這個村的一切生殺大權就全在他們的手裡了，隨便怎麼做都行。在真實的毛澤東眼裡，人民本來就是沒有任何權利的，他們的權利只能靠主宰者賜給：過去靠皇帝給，現在就全由他掌握，人民的財產權、吃飯權、說話權、思想權、選舉權等等都由他說了算。中共奪取政權以後，緊接著就是沒完沒了的政治運動：鎮反、 土改、肅反、土改複查、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統購統銷、農業互助組、初級農業合作社、高級農業合作社、反右、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躍進、反右傾、大煉 鋼鐵、社教、教育革命、反修、文化大革命、破舊立新、援越抗美、一打三反、反擊右傾翻案風、批林批孔、打倒四人幫等等。在這些運動中，多半是以批判鬥爭開路，弄得人心惶惶，人各自危，階級鬥爭越來越激烈，整個國家變成了一部「人們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面對中共的倒行逆施，「人民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政治運動和階級鬥爭
在建國後隨即開始的鎮反運動中，中共根據蘇聯的經驗計劃要殺掉全國人口的千分之一以鎮服人心。在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1954年一月的報告中說，總共逮捕了262萬人， 其中判刑勞改129萬 人，管制120萬 人，處決了71.2萬 人，處決人數佔全國總人口的千分之1.31。有人估計，鎮反運動中實際處決的人數在100萬到200萬之間，甚至更多。如果按150萬人計算，是全國人口的千分之2.78。
在土改中中共任意沒收地主的田地、房屋和生活用品分給貧農，並且發動貧農對地主進行殘酷鬥爭，鬥死了很多人。鬥爭手段的殘忍程度絕不亞於中共宣傳的重慶渣滓洞和白公館，還有很多更殘酷、更卑鄙的鬥法。不同的是：在重慶受刑的是要顛覆中華民國的犯罪份子；而土改中被鬥死的卻是被劃為地主、其實是並無罪惡的農民，這幾百萬被冤枉鬥爭和鬥死的地主至今還算罪人，沒有人敢為他們說半句公道話，甚至現在的計算機遊戲中就有「鬥地主」的遊戲。很多地主家庭早已絕代。
在北方1946-1948年的土改中就有嚴重的暴力事件，劉少奇在1950年對蘇聯駐華大使說，在這一年多的土改中「被消滅的地主、富農，還有一部份中農，約有25萬人」。在南方土改中不知道鬥死了多少人。有一種最殘酷、最卑鄙無恥的鬥地主方法我想在此說出來，這種方法叫作「拉美國胡琴」，就是讓地主家的女人跨開胯站到中間，一根繩索穿過胯下，兩個男人各持一頭來回拉扯。我知道當時有個約20歲的閨女就受過這種酷刑，在另外兩個地方也聽說有這種鬥地主方法。土改中鬥地主的那些執行酷刑的人多半原來就是二流子或流氓，這樣的人到處都可以找出很多，只要有共產黨撐腰，他們什麼壞事都幹得出來。聽說在邵陽地區有一個土改中用貓放到地主家女人褲襠裡亂抓的人後來當了縣長。
據我所知，在南方農村，1949年以前階級分化並不嚴重，貧富差別並不大，我知道的都在合理範圍以內，農村社會也相當和諧。在合理的公平競爭的法制環境下，即使是平分財產以後，過了幾十年就必然會有貧富差別。一定程度的差別是合理的，更是必要的。從我看到的和聽到的看，南方的地主田地都不多，有的家庭人均還不足2畝（合0.329英畝），多數地主不及毛澤東家富裕。因為土改劃地主是有政策指標比例的，如5%，8%，沒有很富的就拿較富的湊數。我知道的 地主和富農都很勤勞、很節儉，一般沒有什麼壞名聲。所以我認為，過去的地主和富農95%以上都是優秀農民。我問過很多人，他們也都同意我的說法。在我家住的一個大屋裡，1950年土改中劃出2家富農、2家佃中農、2家中農，我確切知道的是，那2家富農家的生活跟其他4家一樣，有一家甚至還差一些，這家富農可能就是因為老人家過去當甲長時抓過偷谷的小偷，這小偷的丈夫後來正是貧協骨幹。
在共軍於1949年底進入「和平解放」的湖南以後，還沒有開展「土改」之前，有些地方的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游擊隊和他們發動的貧協骨幹就在每家每戶的穀倉上貼封條，過了幾 天就「擔餘糧」，有一戶6口人的佃農家庭就擔去22擔谷（約合1,210kg)。面對這種十足的土匪行徑，可憐的農民無可奈何，都不敢吭聲，更不敢據理力爭。因此造成1950年春夏極其嚴重的饑荒，以野草充飢，多數人外出討米。從現在看到的一些當時的地下黨員離休後寫出的 文章看，他們那時對農村「殷實戶」擔谷是為了「迎接解放軍」和「支援前線」。
在統購統銷運動中，中共根據自己隨意制定的政策強制收購農民的糧食，不顧農民死活，使很多農民挨餓。在反右運動中，毛澤東把大批知識份子打成右派，挨整30年，家庭子女跟著倒霉。在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期間更是把每個人的全部權利都剝奪了，強制農民搬到他們指定的房屋擠住在一起，吃著由食堂發給的一份越來越差的食物，聽由隊長每天訓話和安排勞動，稍有不服的輕則不准吃飯， 重則批判鬥爭，打人是常事，這些農民當時的處境就和勞改犯一樣。關於這些做法，共產黨自然毫不懷疑其正當性，因為「江山」是他們打下來的，農民吃飯的權利是他們賜給的，一天不讓你吃飯，只不過僅僅是這一天停止賜給你吃飯的權利罷了；你還應該好好感謝黨才對，因為即使是這一天黨也並沒有收回賜給你的生命權。
毛澤東不愧是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對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是運用得最嫻熟的。在他的統治下，地富反壞右等階級敵人的罪惡隨著時間的延長而越來越重，階級敵人的隊伍越來越大。原來是「四類分子」、「五類分子」，後來發展到「黑五類」、「黑九類」、「21種人」，實際上大部份人都可以與階級敵人拉上關係，每一個人都隨時可能被劃作階級敵人。土改過了十多二十年，還說地主富農「他們人還在，心不死」，對敵鬥爭也越來越殘酷。在文革中的「一打三反」運動中，在一些農村，讓一些四類分子自己掛著黑牌子、敲著銅鑼遊壟，要自己喊「我是* * * 」、「我不是人」、「我是牛鬼蛇神」。本來以前是由「革命群眾」壓著壞分子遊的，由於20年來，壞分子早已馴服了，革命群眾也懶得走了，所以運動一來就讓他們自己掛牌天天去遊。黑五類分子還要每個月或每週去公社或大隊匯報思想和接受訓話。
1970年的「一打三反」是聲勢最大、氣氛最緊張的一場運動。很多「階級敵人」20年來每次運動都要挨鬥，毫無人類應有的起碼尊嚴，估計這次更難過關，紛紛選擇自殺。在運動開始還不到10天，* * 縣就自殺了73人。這時運動工作隊開會，隊長作報告說：「同志們！現在階級鬥爭出現了新動向！現在階級敵人改變了向我們進攻的手段——他們現在是以自殺的手段向我們無產階級進攻！！」 （我相信希特勒絕對不會有這樣殘忍），於是規定每次抓到人都要搜身，要解掉褲帶，並嚴加看守。
在文革中的1967-1968年間，在湖南道縣的貧下中農對所有的地富反壞右家庭實行全家殺絕，父母殺死以後，隊上打電話或寫信告訴其在外工作或讀書的子女回來，然後在路上設卡抓了就殺，有很多是活埋的。我的一個同事說他有2個同學出身地主家庭，那個女的長得很好，都被活埋了；他那裡原來有10多戶地主富農，全都殺光了。生產隊長宣佈「生產隊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據當時在長沙的報導，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殺了5萬人，很多死屍丟入湘江，以致幾百公里以外的衡陽市也有很多人看見從市中間穿過的湘江水面漂流的屍體。一個湖南大學的家庭出身為地主的學生回道縣探家也被殺了。同樣的事情聽說在廣西省也發生過。
有報導說文革期間在廣西發生過人吃人的事，我相信是真的。記得報導說，最早是在南寧的一個大學，一個造反派組織將鬥死的「階級敵人」劈開，取其心肝煮熟給大家吃，該組織的一個女學生頭頭帶頭吃了，以表明階級立場站得穩、顯示對階級敵人有深仇大恨（這樣做的人可能是顯示自己最先進，亦可能是本身有政治上的「弱點」怕別人整她）。後來迅速擴展到農村，生產隊將「階級敵人」鬥爭後，像殺豬一樣殺了煮熟大家分著吃，全部的肉都吃光了。書作者下去暗訪時，那些吃過人肉的農民如實說來，並不以此為醜。說是中央派員下去調查過，處理了。但現在仍然封鎖資料，說明共產黨總還是有點「怕醜」。書作者現在可能還在美國，只要美國議會肯幫助，美國政府拿出勇氣來干涉一下「中國內政」，不怕中共以經濟手段報復，就不難能讓這段歷史公之於世。
其實中共大可不必那麼「怕醜」，這些現象也可以說並不是中共的醜，更不應該是中國人民的醜，而是那個德國人馬克思創造的階級鬥爭理論產生的社會效果。故也可以說：在中國文革中出現的人吃人這種最激烈的階級鬥爭現象是丟了馬克 思的醜，丟了德國人的醜。貧富人口之間本來不存在必須鬥爭的道理，有史以來，窮人、富人一般都能和諧相處。但共產黨實行的暴力土改在農村造成了「你死我活的階級矛盾」，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的不斷激盪 之下，階級仇恨越來越強烈，「階級鬥爭」越來越尖銳，過了十多二十年，當馬克思的理論和當時的實際運動發生共振的時候，「全家殺絕」和「人吃人」的現象就自然出現了。這些階級鬥爭的理論 也不是毛澤東自己創造的，而是馬克思教唆的結果。就好像紅色高棉害死幾百萬人，不能光算波爾布特的錯，而是他的老師毛澤東、他的教授馬克思教唆的結果。
孔孟之道提倡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基督教讓人懺悔自己、容忍別 人、強調感恩；佛教提倡以慈悲為懷；民主國家力求機會均等、扶貧助弱，所以能夠有效化解矛盾，促進和諧。而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用於中國實踐，就是一味強調和激化矛盾，挑起人們互鬥；就是無限放大或捏造地主、資本家、反革命等階級敵人的「罪狀」，再唆使所謂「革命階級」對他們的罪行實行「零容忍」的鬥爭，越殘酷越好，不殘酷就有自身危險，這樣自然就會導致上述駭人聽聞的殘殺，極端情況就是人吃人。
記得在2003年時，中國為建高速鐵路要引進技術，究竟是從日本還是從德國引進發生爭議：日本技術雖然好，但日本鬼子當年侵略中國殺害了很多中國人，仇恨實在難消，真不想從日本引進。其實是這些人是不明白：幾百萬日本鬼子所殺害的中國人全部加起來也遠遠不及一個德國鬼子——馬克思所害死的中國人多！
德國人在1999年居然把馬克思評為德國歷史上最傑出人物的第二名，好氣人！這是不是因為馬克思害死的不是德國人而是東方人，所以他們不在乎；而希特勒害死的是西方人才算罪人？歷史應該揭示真相！
經濟方面
中共宣傳說：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就是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可事實不是這樣。
土地改革並沒有增加農業產量。因為過去的自耕農、佃農、富農和種地的地主都很勤勞，又有技術，地種得很好。土改後，有些分到地的貧僱農民不會種，有的本來就懶惰，種不好。為此中共號召成立農業互助組，作用也不大。1956年毛澤東就開始學習蘇聯搞農業集體化，成立初級農業合作社，第二年就要進入高級農業合作社，第三年，即1958年就大搞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大煉鋼鐵。農民一年比一年辛苦，一年比一年不自由，一年到頭，從早到晚，辛辛苦苦，可是地裡產量不增反減，上繳越來越多，導致大饑荒，餓死了5,000萬人以上。
幾十年來，中共一直宣傳說導致大饑荒是由於兩個原因：一是連續3年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自然災害，二是蘇聯逼債。這種荒誕的欺騙宣傳居然就能騙住可憐的中國老百姓，至今大約還有90%的人仍然相信。我當時就想：在中國歷史上，公共食堂辦了3年，第一年說是歷史上最大的自然災害，第二年又說比去年更大，第三年更更大，哪會這麼巧？荀子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自然規律怎麼會因為公共食堂而改變呢？顯然中共是在騙人。
現在根據中央氣象台的資料分析，從全國範圍看，公共食堂那幾年可算是風調雨順的3年，根本沒有大的自然災害。
根據現在已經解密的蘇聯和中國檔案資料看，也不存在「蘇聯逼債」的問題。據網文資料說：當赫魯曉夫得知中國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慘劇後，馬上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立即援助中國50萬噸食糖、300萬噸糧食。當赫魯曉夫興沖沖地讓蘇聯駐華大使向周恩來溝通，準備協商援助事宜時，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但毛一口回絕，說：「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餓死也不要赫禿子的一粒糧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氣的。我們不但不要蘇聯的援助，而且還要把欠蘇聯的債還清」。事後，毛對其保健醫生李志綏、秘書田家英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中國有幾億人口，餓死幾千萬人啥算大不了的事呀！讓婦女敞開生孩子，死的幾千萬人，過幾年又補回來啦！我們憑啥吃赫魯曉夫的嗟來之食？」
導致大饑荒的根本原因不是天災，而是人禍。我認為原因就是毛澤東一手搞起來的5個東西同時出現：「人民公社 ＋ 公共食堂 ＋ 大躍進＋ 大煉鋼鐵 ＋ 出口糧食增加」。因為：
a/ 當時在農業上沒有新技術，沒有化肥，沒有新品種，沒有電，也沒有機器，全靠農民認真負責苦幹。可是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都不能調動農民積極性和責任心，只是在幹部的嚴厲脅迫下不得已幹活，加上瞎指揮盛行，所以糧食很難增產。
b/ 大煉鋼鐵、修公路、修水利調去很多勞力，影響農業。特別是1958年秋收季節缺乏勞力影響收割，有些糧食沒有收回。
c/ 公共食堂是造成大饑荒的重要原因，因為中國耕地面積少，糧食本來就不能敞開肚皮吃。建食堂前家境好的忙時多吃，閒時少吃，精打細算；家境差的只好省著吃。進食堂後，大家一樣吃，幹部多吃。寅吃卯糧，吃完了就只好挨餓。再者，在南方，一般農戶都自己養豬、養雞、養魚、種油料作物，能提供蛋白質和脂肪。進食堂後全沒了，蔬菜也不多。
d/ 大躍進上了很多項目，增加很多非農業人口，勢必增加糧食徵購。由於官僚作風，可能增加的徵購量遠大於這些人在農村時的糧食定量。
e/ 中共出口大量糧食，一要換取外匯以購買製造原子彈的裝備和材料，二是支援世界革命。這也可能是個重要原因。
毛澤東1957年11月訪蘇時許下15年趕超英國的諾言，1958年鋼鐵產量要比上年增長一倍，即達到 1,070萬噸。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全黨全民為生產1070萬噸鋼而奮鬥》的決議。毛聽了陳雲提出的「發動群眾搞土爐子」的建議，先是在全國各個大學、機關、院所建煉鐵爐，甚至連毛的警衛員們也在中南海建起了小高爐。眼看還不夠，毛又發動全國的農民也參與進來，到處建鐵廠，很多農民、中學生都進場，最小的初一學生（可能還有高小生）用手搓煤球。我自己也參加了，是到約八里路遠的「礦山」挑「鐵礦」，一天挑四次，腳都腫了，飯也吃不飽。我看到的兩台高爐是當地農民用紅磚砌的，不知道裡面是否砌了耐火磚。沒有電當然就不能用鼓風機，是用木製風箱代替，每颱風箱由四個壯年農民分立兩邊，喊著號子來回推拿。當時聽說廠裡有幾千人，負責的是一個農民副鄉長，我認識，他只讀過2年老書。
那時還批判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提出的煉鐵要用「大洋群」的觀點，而要堅持大搞「小土群」。
有資料說當時每個省都有數百萬人參與，最多時全國有9,000萬人煉鋼。到年底說是生產了1,108萬噸鋼，後來據說其中有308萬噸是不能用的廢鋼，實際情況肯定還要差得多。毛大概不知道鋼和鐵的差別：高爐練出來的算是生鐵，還要經過煉鋼爐氧化去碳後才算鋼。到後來毛只是說他原來並不知道煉鐵還要用焦炭。沒有焦炭就發動農民砍樹燒炭，但一般農民並不會燒製木炭，亂砍了很多樹。鐵礦石肯定也沒有幾家品位達標的，也沒有礦石破碎設備。鐵礦石的品位必須很高才行，那時候大概只要是比重大的黑石頭就算，根本不可能化驗。現在我國還從澳大利亞和巴西大量進口鐵礦石，都是高品位礦石再經選礦富集的。
實際上，煉鐵原料中還必須有石灰石，其中的氧化鈣與鐵礦石中的氧化硅結合生成低熔點的爐渣硅酸鈣。可惜毛澤東的技術高參陳雲可能缺少了這一點點知識，而毛又「不願下問」隨便哪一個煉鐵工人或技術員；同時由於反右鬥爭中把敢於說話的人都整下去了，形成了毛澤東的「一言堂」，所以也不可能有人膽敢主動去告訴毛，所以大多數的小土爐連鐵渣都練不出來。
為了完成煉鋼任務，就發動群眾收廢鐵入爐，將農民進入公共食堂後 家裡留下來的鐵質大鍋、菜鍋、飯鍋、夾火鉗、櫃門上的鐵質合頁等等都收去了。但在小土爐裡，投入的是鐵，出來的應該是渣，而不是鐵，更不是鋼，甚至連鐵也沒有燒融。
據測算，在全民大煉鋼鐵運動中造成經濟損失達200多億元，而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的全部工業投資也不過250億元。
大躍進期間全國上馬了很多工廠，但多數是頭腦發熱，根本沒有作可行性研究就盲目上馬，誰敢提出異議就遭批判，因此後患很多，以致後來很多年都沒有再建新廠。
大躍進期間盛刮五風：共產風（又叫一平二調風）、強迫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風。幹部多吃多佔，地富子弟等政治地位低的人和老實人只好多挨餓、多幹活，當時可見一些人帶著「專生隊」（專門在地裡幹生產的隊員）的紅袖章在地裡幹活。
毛澤東制定的那時期國家發展總路線是「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是一句狂熱的口號。在毛的堅持下，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被說為「三面紅旗」，在很長時間內都是不容懷疑的聖物，以致在第一座南京長江大橋的橋頭堡上至今還高聳著「三面紅旗」巨塑；那些年內，對每一個人的政治評語中都要寫明對「三面紅旗」的認識。
1962年開始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很快就見成效，到1966年上半年人民生活達到最好水平，但隨即毛澤東又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一直折騰到1976年毛澤東死去。直到1978年中國的國民經濟還是「處在崩潰的邊緣」【人民日報語】。從1949年底至1978年這30年是中國歷史上最糟糕、最黑暗的年代，比抗日戰爭時期還差得多，被中共鬥死、槍斃、害死的人超過1,000萬，在農村餓死了5,000萬人以上。沒有餓死的也經常處在挨餓狀態，我自己就是餓得很厲害的；而且在這期間人際關係很緊張，人各自危，互相防備，活得很累，同時勞動量又最大，最不自由。@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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