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0日訊】一俟官僚系統成為國家治理機器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就在政治領袖和民眾之外發展出了自己獨立的利益。考諸中外，這一點幾成鐵律，無需多言。由此，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將官僚集團看成一個在給定條件下趨向於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在中國，由於缺乏最基本的制衡機制，官僚集團幾乎成為國家治理的唯一手段，對社會的影響至深至遠。這一傳統，並沒有因為現代化而稍有改變。這樣，壟斷了全部治理資源的中國官僚集團不僅作為中國改革的一個重要的初始條件，也作為中國改革中最為能動的因素，自始至終對中國的改革路徑發揮著決定性的影響。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官僚系統一直就是整個改革過程中唯一具有集體行動能力的強勢集團，其態度和行動一直在暗中規制著中國的改革進程。

在整個改革中，中國官僚集團的經濟人理性中隱藏著三種主要的利害計算，或者說三種主要的行為動力。它們分別是：官僚個人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迎合上級的政治要求或者說政治利益的極大化;以及最大化擴張地方或部門的財政能力。用更通俗的話來說，就是陞官、發財、擴充地盤。

中國官僚利益集團已經成功的建立並鞏固了這樣一種體制：權力即金錢、「位置」即金錢，財富已經成為權力等價物並允許自由流通。他們可以同時在兩條戰線上作戰，可以同時政治和經濟上實現利益最大化。一句話，他們是這個體制任何經濟增長理所當然的剩餘索取者。這一點，在新世紀的開端被公開化和合法化了。在這個時候，大多數人開始恍然大悟：中國不再有什麼體制內和體制外，一切都在權力的控制之下，並成為這個體制的奴僕。中國官僚集團利益極大化表現得越來越膨脹、越來越公開的時代，但多少有些奇特的是，這也是這個集團受到監督與制約越來越少的時代。中國官僚體系，已然是一個被濫用的工具，中國現有政治體制對此已經完全無能為力。

中國經濟由改革而二分的「體制外」和「體制內」概念，顯然已經不再適用。我們面對的是一種已經渾然一體的，足以自我循環的體制，我們正在重新進入一個一元的體制。顯然，它並不是我們原來想要的現代市場經濟。就官僚利益集團在這種經濟活動中的主導性而言，或許它更恰當的名稱應該是官僚經濟。

官僚經濟將市場的基礎由「權利」偷換成「權力」，將市場的中心由公民和組織的權利偷換成官僚壟斷的權力，那麼，這樣的市場的實際上就變成了「競權」的市場。這就是說，這種市場是按權力的大小，按離各種權力中心的遠近來甄別「最優者」的。如此，在中國的市場中，就出現了這樣一種競爭格局：離權力越近者競爭力越強，反之則競爭力越弱。因為權力中心即信用中心、即資本中心，即信息中心。權力像一個黑洞，將各種資源吸附在自己身邊。中國傳統的國有企業和新生的民營企業都出現了顯著變化，他們都從光譜的兩端向官僚靠攏，其結果就是中國出現了一種新的所有制形式——官僚所有制。

需要順便提及的是，與許多人所期望的相反，官僚體系開始在「尋錢」之後並沒有絲毫放棄權力的意思。他們是要將權力和經濟利益更加緊密的綁在一起。以便在更大規模上，以更穩定的形式尋求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這樣，金錢對政治權力的贖買實際上是失敗了。相反，它鼓勵政治權利在更大範圍內尋求金錢和權力。這其實就是中國今天的現實。因為這兩者在中國幾乎是可以互換的通貨。人們曾經以為金錢對權力的贖買是一次性的，現在看來，這種看法相當幼稚。由於這些利益實際上都是不合法的，所以權和錢只能更緊密的聯繫起來，形成一個共同體。

從縱向上看，中國官僚經濟有三個吸取和配置要素資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動力巨大的水泵。它們分別是金融、財政、土地。我們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這三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國社會的最基層的。直到鄉鎮，中國官僚機器都設有相應的管理機構，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財政所。也就是說，這個社會生產的所有財富(包括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土地升值)，都在這三根官僚機器水泵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可謂一網打盡。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強大，則是因為它是官僚機器，是靠國家政權以強力加以保障的。所以，只要國家官僚機器願意(這種意願在公開場合經常表現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績需要，在私下則主要是官僚利益集團的財富和陞遷慾望)，官僚機器就能夠輕而易舉地因時、因地的開動、調解水泵，用於對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另外一條隱性的官僚抽取管道也逐漸成型。這就是那些直屬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許壟斷權力而形成的巨型官僚公司。這些公司集中集中在那些具有自然壟斷性質的基礎性行業中，比如石化、電信、電力、交通、煙草等等。這個抽取管道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是憑藉在行業中的壟斷地位盤剝消費者而從市場中直接抽取財富的。我們可以稱之為第四管道。這些公司不是屬於中央國資委，就是屬於地方國資委的，不僅在財政上舉足輕重，對國民經濟也極具控制力量。

在全球化時代，國家在經濟競爭中獲取競爭優勢的辦法大致有兩種，一種是加大經濟活動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國人民福利的情況下，提高經濟活動的生產率，而另外一種相反的辦法則是，以剝奪本國勞動階層的各種勞動保障、人為壓低他們的工資，放任自然環境的損害為代價，從而贏得競爭中的價格優勢。後一種辦法被形象地稱之為「競次」 (race to the bottom)，即所謂打到底線的競爭。顧名思義，在競次的遊戲中，比的不是誰更優秀，誰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誰更次，更糟糕，更能夠苛待本國的勞動階層，更能夠容忍本國環境的破壞，一句話，是比誰更有能力向人類文明的底線退化。以競次手段所獲得的所謂競爭力，其內裡是一個民族向道德野蠻狀態的復歸。好一個「打到底線的競爭」，用來描述1990年代後中國的全球化實踐，可謂是精準之至。

仔細追究起來，這個低廉的勞動力價格就並非那麼「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26年之中，中國的GDP增長速度是發達國家的好幾倍，但工資增長的速度卻遠遠落後於這個幅度。(在中國，在體制內人員工資出現剛性增長的同時，數量的底層勞動這群體的工資卻在表現出罕見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經濟快速增長時期，日本工資的成長速度比美國快百分之七十，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從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資追上美國用了30年，而從 1978年到2004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將近30年，工資卻只有美國的4%。在製造業，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長的歷史比中國晚了10多年)。這實在相當讓人費解。更讓人費解的則是，從1990年代初期到現在(這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快的一個時期)，在中國最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民工的工資竟然十年沒有上漲。這不但對中國獨步全球的經濟增長構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確證了中國工資增長的某種「不自然性」。如今這種工資與經濟增長反向運動的現象，已經開始從中國最下層的民工那裡開始蔓延到所謂的知識階層。按照這種人力價格趨勢，再經過一個三十年，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恐怕只會越來越大。而所謂的中國世紀，就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義非理性亢奮所留下的歷史笑柄。

將經濟不斷增長工資卻停滯不前(甚至不斷降低)的現象簡單歸咎為中國勞動力的無限供給稟賦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為什麼人口密度遠大於中國，內部市場潛力遠小於中國的日本沒有出現這種現象呢?同樣的疑問還有，如果由數量驚人的農民直接轉換而來的農民工確實存在某種過剩的話，難道在中國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學生也存在無限供給嗎?很顯然，勞動力無限供給的說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無法讓人信服的膚淺說辭，是中國經濟學家強加給大眾的一種學術矇昧。事實上，勞動力價格從來就不是單純的市場供求關係所決定的，而是政治、經濟、社會、自然稟賦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所以，中國超低的勞動力價格也並不是由什麼自然稟賦所決定的，而是由一種人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當關鍵。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勞動力被當作一種純粹的自然資源在使用，他們既無集體談判工資的權利，也無組織工會的權利，更談不上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為的社會權利(各種福利、保障等等)。在相當多的時候，他們的待遇甚至比毫無感情的自然資源都不如。起碼，保護環境的呼籲在中國是合法的，而保護勞動者權利的呼籲則是事實上不合法的。於是，作為分散的個體，在與資本的博弈中，他們的工資便成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壓縮的那一部分。我們看到，在中國經濟增長尤其是1990年代的經濟增長中，中國勞動力價格一直就被壓縮在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底線附近。貿易的增長而為國家贏得某種強大的形象，但這種以犧牲人民福利，降低社會倫理標準為代價來換取所謂國家競爭力的辦法，是一種典型的競次。難怪有西方評論家驚呼：中國正在摧毀資本主義!顯然，他並不是驚奇於中國的所謂競爭力，而是驚奇於中國竟然能夠如此輕而易舉地踰越現代資本主義的倫理底線，向著野蠻、冷酷的原始資本主義時代倒退。中國並非有什麼了不起的貿易武器，它只不過是別人更有能力將它的人民驅趕進一種野蠻的生活方式而已。對這個結論，只需要看一看中國工廠中，遠遠高於正常水平的工傷死亡率、遠遠超過正常水平的工作時間，我們就絲毫也不會懷疑了。或許，正是憑藉這種野蠻的力量，中國才讓它的老牌資本主義對手們不寒而慄。然而，我們很快將會看到，野蠻的力量畢竟是野蠻的，它不可能與文明的力量做長久的賽跑。

──轉自選擇週刊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