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30日訊】在20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中，有寫日記的習慣，並留下了較為完整的日記，這樣的人屈指可數，其中，胡適、吳宓、竺可楨、顧頡剛日記無疑是史料價值最高的幾種。《吳宓日記》包括1910年到1948年的部分，其重要性讀書界早有定評。《吳宓日記續編》的時間跨度從1949年到1974年，不僅是他後半生跌宕經歷的真實記錄，也是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個完整個案。考慮到胡適1949年離開了大陸，竺可楨在1949年以後身居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高位，吳宓以一個普通大學教授的身份寫下的日記，就擁有了獨特而且更為珍貴的價值。在他同時代受過西方教育的第一流知識分子中，能始終堅守傳統文化精神，並保持獨立人格的人本來就很稀有，以「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相標榜的陳寅恪可以算一個，可惜他不寫日記，其私人記錄只有零星的書信和舊體詩。也因為如此，《吳宓日記續編》幾乎就成了「絕唱」。

1949年開始的新時代是前所未有的，具有深厚文化根基和強烈個性的吳宓雖然沒有預想到將會面臨什麼，但他還是選擇了留下。對他和陳寅恪、梁漱溟這些人而言，離開這塊土地是不可思議的。他當時的心態如何，是否有過徬徨、猶豫、掙扎，因為他在「驚心動魄、天翻地覆」之際所寫的日記被毀，我們永遠都不可能清晰地知道了。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他對「保存、發揚中國文化」的感情始終如一，儘管他從哈佛留學歸來，而且長期從事外國文學的教學和研究。

吳宓生前對自己日記的價值有著自覺而清醒的認知。1957年8月20日，他萌生寫自傳的念頭時說，自傳可以和詩集及歷年日記相輔而行，「雖記私人生活事實，亦即此時代中國之野史。其作法亦即史法，雖以自己為線索，其書之內容實有可傳之價值，而人之讀之者，必亦覺其親切有味也。」1954年12月中旬，他曾連日重讀自己舊日的日記，在12月18日的日記中寫道：「終日讀宓日記直至深夜，如真如夢，亦喜亦悲。憬然回思，今者人間何世，此生人[宓猶存活]之日記，乃不異數千年前之古史矣。[以中國之文化、禮俗、社會，已全消亡也。]」「文革」早期，當他得知托同事陳新尼保存的兩冊日記（1949年和1950年），因陳怕惹禍而擅自焚燬的消息時，十分痛心，在1967年2月8日的日記中表示「至為可惜」、「悔之晚矣」！幾年前，我在寫作《1949年：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時，也曾為缺了吳宓那一年的日記而痛惜不已，以他的獨特的個性、眼光和人生體驗，他的視角一定與眾不同。因為是不準備公開的私人日記，所以他更能無所忌諱，比如1954年12月24日下午政治學習時，68歲的化學系老教授馮志東，「引推背圖，意在稱頌毛主席為真命天子」，他在日記中直言其「語多不合時宜」。比如「九一三」事件後，1972年11月2日，單位組織學習毛澤東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要求他們談學習體會，「發言者甚少。眾多談說近日生活雜事。」這樣的細節可以使歷史具有真正飽滿的血肉感。

吳宓後半生留下的10本日記，部頭浩繁，記錄謹嚴，跨度有二十幾年，其間發生的許多重大歷史變故，幾乎都在他筆下有忠實可信的呈現。與胡適日記不同的是，吳宓日記更重視記錄種種內心的感受、生活的細節——

1952年5月5日晚上，當他得知，「思想改造運動」即將啟幕，學生將督促教師的改造，「深為警懼」，連電影都沒有心思看就去睡了。第二天，文教部派人進駐他所在的西南師範學院，專辦教師思想改造的事。因為聽說北京對梁漱溟、張東蓀、趙紫宸等人「嚴行評判，加重其罪名」，他意識到自己的處境岌岌可危，「心殊憂懼，恐將不免一死，戀愛結婚更不敢言矣。」

1954年11月19日，新一輪批評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為主題的運動波及重慶，他在日記中說這不過是文學界、教育界又一次的整風運動，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檢討而已。他感嘆自己生不逢時，不能像1949年前以前逝世的師友那樣，可以「免受此精神之苦」。雖然，他暗自慶幸解放後絕口不談《紅樓夢》，所以運動降臨，並未將他拉出來做靶子。但作為一個對《紅樓夢》素有研究且有獨到見解的學者，他很難置身批判浪潮之外保持沉默。11月24日，他從報紙上瞭解到這一運動甚囂塵上，知道自己「在勢不可逃，又須巧為詞說，自責自滌，以此心極不樂」。到12月12日，他終於在一個座談會上做了發言，主要內容之一即是自己的思想檢討。1955年1月14日，校方命他寫發言稿，談他對批評胡適、《紅樓夢》兩個運動的體會。1月16日，初稿交上去被駁回，要他重寫。當天他回到宿所，「大傷悲，自視如囚之陪受死刑。」1月20日，他第二次寫的稿子通不過，統戰部的楊同志「多所指責」，要他另寫，「不許述及胡適，亦不許自高自大」。他雖感「苦甚」，但還是當夜就在燈下寫出了提綱。次日凌晨4點即起，點燈再寫批判稿《我自己〈紅樓夢〉研究的錯誤》。

「此次鳴放與整風，結果惟加強黨團統治與思想改造，使言者悔懼，中國讀書人之大多數失望與離心，而宓等亦更憂危謹慎與消極敷衍而已。」這是他在1957年6月24日的日記中寫下的心聲。此後他多次表達相似的意思，7月12日、22日，他感嘆，「凡鳴放中略抒感憤不平者，悉為罪人矣。」「嗚呼，經此一擊，全國之士，稍有才氣與節慨者，或瘋或死，一網打盡矣！」 7月13日，他曾寫下一首舊體詩《鳴放及反擊右派運動》，多少世事的感慨，盡在「飛蛾戀火焚身易，舞蝶嬉春覺夢香」等詩句中。

那段日子，他自己沒有墜入天羅地網當中，但他內心的隱痛徘徊不去，日記中不時有「大痛悔」、「終日郁苦不樂」，乃至「自祈速死」、「惟祈速死」或「憂生而有樂死之心」等詞句。他也想過退休，做研究、讀書寫作，以度餘年，當然最終也沒能做到。也許他不會想到，十來年後，厄運還要降到他身上，牛棚、批鬥、「反動學術權威」和「反革命」的帽子，他的腿被弄殘、眼睛幾乎瞎了……在病殘老邁之中，他在1974年春天竟然堅持拒絕批孔子，為歷史留下了「批孔，把我殺了，我也不批」的壯語，完全可以與梁漱溟那句「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南北輝映，異曲同工，只是他們的命運大不一樣了。

研究20世紀中國文化史、學術史、思想史，尤其是知識分子的命運史，吳宓日記提供的是第一手的材料，其中不光有事實，還有他作為獨特的個體生命留下的心靈軌跡。1971年12月9日，在至友陳寅恪去世兩年以後，當他得到遲來的消息時，在日記中回顧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相交、相知的經歷，想起1961年的廣州一別，竟成永訣。他為老友的死，也為自身的身世，「異恆悲痛！」接連幾天，他挺著殘軀寫出《陳寅恪先生家譜》。他們是真正的相知，內心相通，魂魄相依，同樣學貫中西，守護著同樣的文化價值觀。在他垂暮之年，恐怕沒有比陳寅恪之死讓他更為傷心的事了。經歷動亂、浩劫，吳宓日記也有殘缺（1974年的日記在「文革」中失去，此後他生命最後幾年沒有日記），有些日記是當年被刻意「滅跡」的，因為他的日記記下了每一次受辱、挨鬥的過程，和他內心的感受。包括那次左腿致殘、昏厥數日的批鬥，當他醒來時，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寫日記。他留下的日記，也因此可以看作是大時代裡一部私人的信史。讀《吳宓日記續編》，我想起了一個朋友特別喜歡的那句詩：「終信文章勝甲兵」，這也出自吳宓的筆下。

（引文均來自《吳宓日記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版）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