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4日訊】三年前，湖南雙牌縣村民何吉上因舉報村支書侵佔退耕還林款未有效果，多次上訪，被有關部門認定「衝擊國家機關」。儘管檢察院認為其行為不構成犯罪，但雙牌縣委書記鄭柏順卻向永州市公安局簽發《中共雙牌縣委、雙牌縣人民政府關於對違法上訪人員何吉上依法予以勞動教養的函》，永州市「勞教委」遂於去年8月決定對何勞動教養一年。

說實話，這種事情似乎已算不上「新聞」。一個底層老百姓，因為遭遇不公正而舉報上訪，結果不僅沒有獲得救濟和正義，反而還背上罪名、深陷囹圄。這難道不是很多類似受害者的共同經歷嗎？當然，每一個類似案件都有其不幸的特殊性，在這個案件中，不幸的獨特之處也許是，村民何吉上栽在了縣官大人的「勞教權」手裡。

眾所周知，勞教制度肇始於上世紀50年代，當時確立該制度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懲治那些「游手好閒」、「不務正業」、「不服從工作分配」的有勞動能力的人，以及那些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反動分子」等，讓其「自食其力」，接受「政治思想改造」。1982年，公安部制定了《勞動教養試行辦法》，這一「試行」就是近30年。

勞教制度的最大特點是，無須經過正當的司法程序，一個人就可以被「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送進勞教所，就可以被限制和剝奪人身自由。也就是說，這種制度具有「超司法性」——通過司法之外的手段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根據勞教的相關規定，只要民政、公安部門、當事人所在機關、團體、企業、學校等單位提出申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大中城市的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審查決定，就可以對一個人進行勞教——「強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就可以剝奪一個人的人身自由。

從法律上講，勞動教養存在著致命的制度設計缺陷。首先，其法律定位模糊不清，是一種不倫不類的制度安排。從性質上講，它既不是「行政處罰」，也不是「刑事處罰」，而是一種具有強制性的「行政措施」，這種性質決定了，它具有最大的自由運行空間，游離於兩種限制人身自由的主要處罰手段之外。

其次，勞教措施的運用缺乏程序正義的保障，侵犯公民人身自由不可避免。這也是其遭人詬病的主要原因。本來，作為一種剝奪人身自由的嚴厲「措施」，勞教本來應當經過嚴格的法律程序，像刑事司法程序一樣，從立案偵查到證據收集，從律師介入到辯護審理，都必須恪守正當的法律程序。但它幾乎不需要恪守任何程序，甚至都沒有辦案時間上的規範，只是要求「承辦單位必須查清事實，徵求本人所在單位或街道組織的意見，報請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審查批准，做出勞動教養的決定，向本人和家屬宣佈決定勞動教養的根據和期限」。被勞動教養的人，只能「在勞動教養通知書上簽名」。

儘管從理論上講，當事人可以就勞教委員會的決定提起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但勞教決定要麼被拒絕受理，要麼受理後結果依然。村民何吉上的經歷似乎印證了這一點，僅僅為了立案就耗費了他大半年時間以及全部積蓄，結局更是「生死未卜」。

正因為勞教的這些無法克服的弊端，近幾年來，越來越多的民眾和法律界人士呼籲廢除勞教制度。該制度不僅因為時代的變遷失去了存在的意義，而且因為它與《憲法》、《立法法》等法律的牴觸而阻礙了法治的確立，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廢除勞教制度，褫奪官員的殺手鑭，刻不容緩。

──轉自網絡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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