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0日訊】「紅色高棉暴政是平庸蒼白，充滿想像和賦予文化的中共暴政的複製品。而中共暴政是沒有外援而建立起的，繼續繁榮的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共產黨政權。毛澤東與波爾布特之間的聯繫至為明顯」（Jean Louis Margolin）。（577）南郭認為作者似乎對中共奪權的真實歷史並不瞭解。因為中共決非「沒有外援而建立」，事實上中共除了像綁匪一樣綁架人質敲詐勒索搶劫富人外（中共用語為「土豪劣紳」），始終受到蘇聯操控的共產國際的大力財政支持，直到二戰爆發，特別是德國於1941年6月入侵蘇聯後，此種援助才有所減少，但中共立即以大面積種植鴉片並販毒解決財政收入困境。1945年8月，蘇聯紅軍繳獲日本關東軍全部武器裝備，隨後秘密甚至半公開全部轉讓給中共，則是中共最終戰勝國民政府的關健。因此，沒有蘇聯的大力援助，中共根本沒有任何可能依靠其自吹的小米加步槍打敗武裝到牙齒的「八百萬蔣匪軍」。
儘管波爾布特的局限性，其文化革命和大躍進看起來僅是嘗試高速預備勾勒或許是最激進的社會改造：試圖依據馬列原教旨的教條，但無需長期的過渡階段，畢其功於一役地躍入共產主義社會。紅色高棉在奪權後，一週內即廢除金錢貨幣；完全的集體化在不到2年內實現；社會差別通過消滅整個有產階級、知識份子和商人得以實現；古老的城鄉對抗，通過在一週內清空城市的方法實現。波爾布特相信他將超越馬、恩、列、斯、毛，成為21世紀革命的導師，正如20世紀是俄國和中國革命一樣。577
經過近20個月的邊境衝突，越軍於1979年1月入侵柬普寨，而絕大多數柬普寨人視越軍入侵為解放之時。鄧小平正是在此種背景下，莫名其妙地發動對越南的「自衛反擊戰」，中共意在挽救紅色高棉至為明顯。因為紅色高棉自1973年與越共分裂後，便得到了中共的大力支持，在毛澤東死前，波爾布特曾秘密訪問北京三次，均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親自接見與指導，中共曾派約1萬5,000名專家入柬普寨幫助柬共，並提供10億美元的援助。據張戎女士查證核實柬共曾得到中共的大力扶持：「毛澤東培植起來的人也拒絕接受毛的領導。柬埔寨的紅色高棉1975年奪權沒有中共的援助是辦不到的。」導致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死亡的波爾布特掌權後來見毛，毛誇獎他的奴隸營式的統治，說：「你們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一舉消滅了階級。」住在中國享福的西哈努克親王被毛送回柬埔寨，在軟禁的環境裡給紅色高棉作招牌。儘管毛澤東給了波爾布特無窮的好處，波爾布特卻完全不領情。親中共的柬共第六號人物克．米（Keo Meas）1976年12月（即在毛死後不到三個月）被逮捕，被酷刑拷打致死，檔案上這樣寫著：「這條可憐蟲的死是罪有應得。你這個腐朽的雜種，竟膽敢說柬埔寨共產黨是在毛的影響之下。」[2]
在迫害程度上，柬普寨共產黨超越了其他所有共產黨政權。一小撮理想主義者變成了邪惡，而傳統的精英們卻無法拯救國家或他們自已。1992年，在聯合國監督下建立起多元政黨政治。2009年在聯合國幫助下，設立了一個審判柬共罪行的國際法庭，目前案件正在審理之中。
1．歷史概況
高棉王國自1863年始成為法國的保護國，因而避開了1946－1954年的印度支那戰爭，多少避免受傷害。
1953年，西哈努克王子開始了和平的獨立征程。得益於西哈努克與法國之間傑出的外交關係，獨立征程相當成功。由於他想在越南與美國的戰爭中保持中立，結果導致越、美雙方均不信任之。
1970年3月，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默許祝福下，他被自已的政府和議會解職。國家隨即陷入混亂，越南族人受到迫害，45萬越南裔中的2/3逃難至南越。越南使館被毀；朗諾政府發佈命令所有外國軍隊立即離開該國的最後通牒。
越共扶持紅色高棉，向柬共提供武器和軍事顧問；越共以紅色高棉的名義，佔領了大量柬普寨領土。西哈努克由於初期受到羞辱而投靠共產黨，在中共和越共的指導下，紅色高棉雖給西哈努克優厚的物質和禮儀尊遇，但實質上不予其任何政治權力。
柬普寨由此形成紅色高棉與朗諾將軍領導的高棉共和國之間的內戰（1970-1975）。由於朗諾政府的軍力遠弱於越共，且無法贏得西哈努克和知識份子及中產階級的支持，他轉而請求美國軍事援助，提供顧問，轟炸游擊隊並接受南越的支持。
1972年，高棉共和國王牌軍被消滅，紅色高棉力量切斷了主要城市供應，以致主要靠空運解決城市供應；美國對紅色高棉佔領區實行了密集轟炸，在6個月內投放了54萬噸炸彈，雖然削弱了紅色高棉的力量，但造成農村約1/3的人口計250萬人擁入城市避難，同時引發了農民對美國的仇恨。1974年，紅色高棉佔領古都歐通市（Oudong）後屠殺了數萬人。1975年4月17日，高棉共和國軍隊被打跨。
2．大建集中營
一「解放」紅色高棉即開始大建勞教營，其與理論上關押重罪犯的拘留中心幾無區別。最初勞教營是仿自越共，主要用於關押朗諾政權的軍人。此處根本不適用日內瓦戰爭法公約，因為所有的朗諾政權人員皆被視作叛徒而不被當作戰俘。越共一般不故意殺俘虜，紅色高棉則反之，戰俘在紅色高棉手中基本上意味著死亡。
在享利洛咖德（Henri Locard）有個拘押1,000人的拘留營，連同囚徒的妻子兒女，佛教和尚，嫌疑旅遊者，由於極殘酷的生存條件，飢餓，疾病致使大多數囚徒及所有的兒童迅速死亡，每夜至少死30人，以致處決囚犯變得罕見。
3．反覆清洗黨內外異已
1973年，紅色高棉與越共分裂。柬普寨共產黨1973年1月在巴黎與美國談判達成協議美軍撤離，導致越共減少對紅色高棉的援助，波爾布特趁機清洗了1,000餘名越裔柬共黨員。
柬共領導人大多是在法國學習並接受法國共產黨的軍事訓練，與越共分裂後，柬共即開始著手修改歷史。將柬共原屬成立於1951年以越共為核心的印支共產黨，改為成立於1961年，從而對柬共51派進行清洗迫害。
凡是支持越共的柬共黨員均被清洗。Hou Youn；皇家政府所有的外交官於1975年12月全部被召回，除兩人外，全部受到酷刑折磨後處死。柬共第6號人物克米（Keo Meas）於1976年12月被捕後，未經任何審判，也沒有清晰明確的指控即被酷刑致死；任何在獄者皆被以野蠻的酷刑後處死。只有坦白認罪者或可免死。旨在徹底清除任何潛在競爭對手和任何與越共及中共四人幫集團有聯繫者。任何人若對波爾布特有潛在競爭力，皆在清除對像之列。1978年7月，柬共黨刊稱：「在中心，在首都，在地區，在村莊敵人到處存在於我們的機體之中。」隨即13名自1975年10月以來的最高級幹部中的5名，及大多數地區的黨的書記全部被處決。1978年，新當選的7名最高領導人中的2人於1979年1月被處死。
公務員和知識份子漸漸被清洗，最後這一群體也被消滅乾淨。
清洗最後漫延至草根階層。審訊者用盡一切手段套取上級喜歡的口供。據估計，僅在一個區便有4到7萬平民被扣上叛徒或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合作的罪名處死。
1977年在饑荒達到高峰時，第二波大清洗同時進行。這次更具有政治迫害性質，目標是教師、富農和中農，且更加殘暴。1975年清洗放過家屬婦女兒童；1977年清洗則將已被處死者的妻兒老小逮捕殺害；全家被屠殺有時全村被屠殺。
1978年後清洗對像擴大至包括婦女兒童。
4．欺騙成性，殺人如麻
． 波爾布特1979年12月在最後一次接受記者採訪時，作為柬共黨魁公然欺騙說：「僅有數千柬普寨人死於我們的遷徙政策」。1975年6月，波爾布特引用的數字承認1975年4月17日以前的內戰死亡人數超過60萬，1978年他談及死亡者超過140萬。589
． Khieu Samphan在1987年一份官方小冊子上稱：「3,000人死於誤殺；1萬1,000越南間諜被殺；3萬人被滲透我國的越南間諜殺害。越南入侵柬普寨期間危害柬普寨人民150萬人以上。」該最後數字間接證明紅色高棉殺人總數至少在150萬以上。
． 紅色高棉的受難者，按朗諾總統（Lon Nol）引述為250萬人；
． 前柬人民革命黨總書記1979年執政的Pen Sovan引證死亡人數為310萬；
． Ben Kiernan認為死亡人數為150萬；
． Michael Vickery則說是75萬；
． David Chandler估計為80-100萬；
． 美國中央情報局根據綜合各種情報計算（1970-1979年期間，包括同期因出生率降低引起者）死亡總數為高達 380萬；
． 根據1970年和1983年大米種植面積數據分析的結論死亡人數為120萬；
． Marek Sliwinski根據人口統計學技術的近期研究認為死亡數超過200萬，但不包括約7%自然死亡者。
． Sliwinski依1975年至1979年兩性比率及年齡研究提出男性死亡率為33.9%，女性為15.7%。死者遍及所有年齡，尤其以青年男性為最（34%男性死者為20-30歲；40%男性死者年齡為30-50歲）。589
5．濫殺無辜，暗殺恐怖
紅色高棉在內戰期間僅暗殺便高達7萬5,000餘人。強制遷徙城市居民使之村民化（包括死於路途及累死者）導致40餘萬人死亡；處決超過50萬人；Henri Locard估計約40萬到60萬人死於監獄；這一數字不包括那些被即時處決者；Sliwinski的研究則稱總共有100萬人被處決；飢餓與疾病奪去至少70萬人的生命。
知識份子有時僅因其身份被殺；更多的情況乃是：如果他們放棄在任何領域的全部現有專業及拋棄書和眼鏡，則允許他們活著。591
40萬華裔約50%死亡，比率高於越南裔。據Sliwinski研究統計37.5%越南裔；38.4%華裔；82.6%高棉共和國軍官；51.5%所有的知識份子，41.9%金邊市所有的居民被消滅。（1962年華僑占金邊市民18%；越僑占14%）
紅色高棉相信階級鬥爭遠不如種族之間或不同人民之間的鬥爭重要。1977年4月，紅色高棉下令所有的越僑需逮捕並移送中央安全機關。他們的親朋及講越語者也被逮捕。在與越相鄰的Kratie省，祖先中有越南血統者便足以構成逮捕的理由，指控東部地區所有的居民為越南潛入柬普寨機體內的代理人並全部處死。
6．群體滅絕
真正的群體滅絕發生於東部地區。該區域政治軍事首腦Sao Phim是唯一反抗中央政權的區首腦。1978年5-6月發生了短暫的內戰。4月間，409名幹部被拘留後，Sao Phim自殺，其妻及孩子皆在葬禮中被殺。該區的部份軍人試圖武裝起義，然後逃入越南，後來隨越共軍隊進入金邊。當柬共中央軍重占該區後，以他們皆是在高棉體內的越南佬為名，處死了全部該區居民。
1978年5-12月期間，該地區約10萬至25萬人被殺（人口總數為180萬），先殺軍人和青年人。在Sao Phim的家鄉，120戶700餘人全部被殺光。在另一村莊15戶人家被滅絕12戶，僅7人倖存。7月以後，任何生還者全部被強行遷徙至其他地區，並在當地被逐漸消滅。數千人在遷徙途中死亡，他們被強迫穿從中國進口的藍色工裝。凡穿此種獄服者，最終全部被滅絕。在東北一個合作社，當越軍抵達時，原有的3,000名東部居民，僅剩下100餘人。婦孺老弱與原住民和新居民一道被屠殺。除了1975年4月已逃亡者外，1976年11月，2萬3,000餘人逃亡至泰國，到1977年10月，6萬餘柬普寨人亡命越南。而這些成功的逃亡者，僅是亡命者中的一小部份，任何被發現而抓回者，皆意味著死亡。許多亡命者喪生在可怕的叢林之中。
紅色高棉在最後敗亡之際，群體屠殺了絕大多數在押犯人。例如，Tuol Sleng幾無生還者。儘管越共入侵遠非出於人道主義，但客觀上卻挽救了無數生命。
柬共群體滅絕罪是否成立？群體滅絕罪適用於制度性滅絕一個民族，種族和宗教團體。1975年投降的朗諾政府軍人，受到體制系虐待，許多人立即被處死，更多的人隨後被無情地處決；紅色高棉無疑犯有戰爭罪，也犯下了反人類罪；任何政治反抗，無論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皆被處決。
7．屠殺迫害宗教信徒
自1973年始，紅色高棉便在解放區鎮壓佛教，佛教和尚在傳統社會中一直起著重要的作用，他們被柬共視為代表力量強大的競爭對手，凡是未解除聖職者，全部被系統地屠殺。1979年，在Kandal省一個村莊28名和尚僅一人倖存，其餘全部被殺。全國原有6萬餘名和尚，被殺得僅剩1,000餘人。591
柬普寨天主教的命運最為悲慘。48.6%的天主教徒被失蹤。金邊天主教堂是被徹底摧毀的極少數建築之一。593
Cham是信奉伊斯蘭教的約25萬人口的少數民族，波爾布特1974年初即秘令摧毀他們的村莊，1976年，所有Cham族出身的幹部，全部被清洗；在紅色高棉佔領區自1973年始清真寺即被毀，禁止祈禱做禮拜；1975年以後此種禁令波及全國。可蘭經被收繳並焚燬，清真寺改做他途或被摧毀；1975年6月，13名伊斯蘭顯貴被處決，其中有些人僅因公開祈禱，其他人是因為公開參與示威遊行要求宗教婚禮的權利。伊斯蘭教徒時常被強迫作出選擇：要麼養豬吃豬肉，要麼處決；每1,000名至伊斯蘭聖地麥加朝聖者，僅30名倖存。594
與其他柬普寨族人不同，Cham族人好武。他們時常反抗，因而大量被屠殺。1978年中期，紅色高棉開始系統性清洗Cham族人，包括婦女兒童，即使他們被迫同意吃豬肉。據Ben Kiernan估計約50%，據Sliwinski研究的數據約40.6% Cham族人被殺害。
依Sliwinski研究，58.1%的金邊居民（100萬死亡）；71.2% Kompong Cham，90.5% Odder Mean Chney居民，在1979年仍活著，各不同地區的城市死亡率不相同。最後攻佔的城市死率最高。
一位證人作證說：「在民主柬普寨，沒有監獄，法庭，大學，學校，錢，工作，書，運動和業餘時間……，每天12小時體力勞動，2小時吃飯，3小時休息和教育宣傳，7小時睡眠；全體住在集中營。Angkar（即波爾布特）控制我們每個時刻的生活」。597
首要信條是極端否定人生有任何價值的觀念。自1973年始，解放區便鎮壓佛教，強制青年人與家庭分離，統一著裝，所有的集體全部軍事化。
所有的教育，運動和貿易自由，宗教，圖書全部消毀。公開表示親熱之舉皆被嚴禁；所有當局官員必須盲目服從，人們被迫參加各種會議，強迫批評他人或自我批評。1976年，民主柬普寨憲法的第一項權利是勞動權！許多人自殺，尤其是被強迫分離的戀人，老人及原先過貫了富裕生活的人。
殘疾人被當做懶漢搶決。時常被強制遷徙。逃亡者眾多。但亡命在許多情況下僅是一種自殺形式。由於沒有地圖和指南針，逃難者在雨季為避追捕，攜帶極少量食物，許多人甚至還未遇上追捕者，便已因飢餓或累死在叢林中。
8．變態殘忍致極的謀殺，共產黨極權恐怖統治
「建設我們的國家，我們只需要不超過100萬優良的革命者，我們寧可殺掉10個朋友，也決不允許1個敵人生存！」此論是紅色高棉政權大會上常見的用語。且將此群體滅絕邏輯應用於現實。
在波爾布特統治下，死行暴行下的受害者遠多於死於疾病或年老。軍隊時常屠殺平民，地方幹部屠殺整村嫌疑民眾，甚至派軍隊滅絕東部整個地區的全部平民，尤其是最後一年達到高峰。
任何偷糧者那怕僅是在食堂或商店小偷亦可被處死；搶劫者時常被當場砍死；並暴屍街頭任其腐爛，以恐赫民眾。偷菜和水果有避免死亡的機會。但亦有例外，Khum作證說有位婦女因她的一個孩子快餓死，偷了一串香焦而被殺死。另一個例子是一群少年在果園偷了一些水果，被其同志審判處死，並立即從後腦射殺。
有些案例因分享一頭母牛而全家人被殺。秘訪被強制遷徙的家庭是非常危險的事。男女之間除非是近親屬，交談必須保持3米以上的距離。任何婚外性行為均被系統性處決；對年青戀人而言，生活特別艱難；好色的幹部，許多人被以肉慾罪懲處。消費酒精飲料是另一可處死的罪行。不過通常只有幹部和農民被處此種罪。
宗教活動受限制但有些容忍度，如果個人進行而不集體為之（佛教易行，而伊斯蘭極難）但任何儀禮均在處死之列。
違抗者一律立即處死。1975年11月，一群教師因不滿糧食配給限制，而迅速整體失蹤。要求終結政權或越南獲勝，甚至僅是承認自已餓，都將面臨極大危險。
無論何因未完成分派的任務都是十分嚴重的事，由於事故、小錯誤、過失均潛在巨大危險，主要因未完成任務，許多殘疾人和神經病人被處決。
任何未完成任務者均是破壞者。任何高棉共和軍人受傷者或斷肢者，均徹底失蹤。瘋子表達不滿的話，均會被立即槍決。對柬普寨人最恐怖的事是強制失蹤。
死刑執行柬共官員往往彬彬有禮，說盡好話，騙取受害人的好感。「柬共官員甚至在大屠殺我們時仍然很有禮貌！」
在每個省進行的調查（共20個省）發現超個1,000個群體屠墳。紅色高棉反覆威脅將用屍體於大米田作肥料，現已找到真實案例。在死刑執行時刻，該體制的絕對野蠻再現。為省子彈及滿足行刑者變態心理，槍決並不常用。依Sliwinski研究，僅29%的受害者死於槍決; 53%死於用砍刀、斧頭或農用工具砍頭；6%用絞死或用塑料袋窒息至死；5%割喉而死；僅2%的死刑公開執行，大多為示範恐怖，主要涉及失勢落馬官員。他們通常被用極殘暴的方式處死，包括燒死，通常用燃料堆至齊脖子處或將其腦袋按入汽油桶中後點燃燒死。
9．司法暗無天日，共產黨無法無天
「自我批評會」至關重要。因有任何過錯均可能導致下台，每個人的歷史上若有任何污點，均不安全。人人處於風險之中，老朋友，老同學之間講話交流也得小心謹慎，對政權推行的任何政策有任何異議，皆被當作反革命。人人均在秘密警察嚴密監控體系下，隨時可遭受逮捕，搜查。甚至連「死亡」一詞也成為禁忌。人們多用「失蹤的屍體」替代。
法律程序完全缺位。從未有過任何真實的審判。大批少年兒童被充作警察助手。相當數量成為間諜，他們躲在房內偷聽私房話，查出藏匿食物，還有不少人被委任去監控其父母親，看他們是否有政治異議言論。
任何未經明文許可者均屬非法。任何小偷小摸行為，皆可被捕或處死。青少年的小偷小摸行為一般僅受鞭撻，若是成人則可處死。酷刑者通常是紅色高棉的軍人，但時常也有由同事充任的。關鍵要表現得完全服從，任何不滿均可解釋成反抗、異議。懲罰旨在製造恐怖，故有時出現荒唐至極的處決。
10．共產黨地獄般的監獄
原則上，柬共沒有監獄。1978年8月波爾布特說：「我們沒有監獄，我們甚至沒有監獄一詞。我們社會的壞分子，直接分配生產任務給他們幹」。
佛教認為懲罰將在下一世，而紅色高棉則立即實施懲罰。柬共大建「再教育中心」。殖民時代的監獄被廢棄，僅在幾個小省城保留，但設計關押2-3人的牢房往往關押30人。紅色高棉政權通常用舊學校建設築或棄廢之寺廟做監獄。此種做法雖然與傳統監獄，甚至最殘暴政權的監獄有所不同，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它既不能改善被拘留者的生活，甚至無助於其生存。食品定量極小且奇缺：有時一合飯（僅夠一人吃）供40個犯人！沒有醫療設施，且擁擠不堪，導致傳染病普遍流行；犯人長期戴刑具。婦女和輕罪犯人戴一幅手銬；普通男犯戴兩副，有時用背銬；所有的鐐銬皆固定於地上的鐵樁。沒有衛生設施，因而不可能洗澡；此種生存條件下的生存期僅3個月；非常少人進此種監獄後能生還。
直至1976年，約20-30%的犯人被釋放，或許當時共產黨仍相信中國式的勞教體制，通過沉重的體力勞動改造成新人。前政府官員和舊政權的士兵，若玩命勞動還真有機會生還。
許多父母親於1975年4月17日被處死的20來歲的青年，被飢餓所迫往往淪為小偷謀生，他們被逮捕後不是受懲罰，而是被以最殘忍的方式處死：
（1） 看守暴打或踢死；
（2） 綁住腳，倒懸樑然後踢死；
（3） 抓住孩子的腳淹入池塘中，直至嗆水再提起，反覆不斷進行直到死亡；
他們與犯人的主要區別在於：犯人有的立即處死，有的慢慢整死。
酷刑在所有共產黨政權普遍存在，但柬共在酷刑方面的創造性尤其病態和變態。最常用的一種酷刑是用塑料袋部份窒息，許多犯人本身業已體質虛弱，因而經不住此種酷刑而喪生；婦女皆受可怕的折磨。任何犯人，無論怎麼強壯，那怕通過了所有的酷刑，通常拖幾週甚至數月，結局全部一樣，一旦被認為已搾乾所有信息，便被處決；通常用小刀割死或用鐵棍打死。同時用高音啦叭播放革命歌曲，以掩蓋此種殘暴的處決方式，引起受害人的慘叫的淒厲聲。
一名婦女，因她已連續餓死4孩子，還被拒絕看望最後一個在醫院病危的兒子，不小心打碎了食堂的一隻湯匙而被關入監獄！
說英語也變成犯罪。K assie Niou1996年作證時說：他本人被關入Kach Roteh 監獄，被穿入皮膚的鐵鏈與其他犯人串聯鎖在一起，被酷刑數月。每晚看守均叫2-3人出去，從不見任何人回還。他之所以能活下來是因他善於講述高棉傳統神話故事給看守的孩子們聽。614
S-21監獄共有2萬餘名受害人，其中約5%被轉入專門關押高幹的Tuol Sleng監獄，該獄的特點在於它是關押有道德品質缺陷的幹部和失勢領導人的專門監獄。S-21監獄是個特別強大的黑洞，從中幾乎沒有機會活著出去。最後2萬名囚犯只有7人倖存。其另一個特點是保留了1975-1978年關押的1萬4,000人的名單，以及大量囚徒（包括高官）的坦白認罪書和審訊筆錄。其中4/5是紅色高棉成員，其餘是工人和技術員，許多人是華裔，還有一些不幸落入紅色高棉之手的外國人（主要是水手）；該獄常年保持關押1,000至1,500人；其中1975年關200人；1976年2,250人；1977年6,330人；1978年一季度5,765人。2009年，柬普寨審判共產黨罪惡的國際法庭審理的第一起案件便是原S-21監獄長群體滅絕罪和反人類罪案，公訴人要求判其40年徒刑，律師辯稱他是執行上級命令，若不按上級指令行事，他自已小命難保因而要求免予處罰。然而，適用紐倫堡國際法庭確立的國際刑法原則，不能由於因被迫執行惡法而免責。可以預見其難逃法網。
「酷刑被認為絕對必要」。但問題是囚徒們死得太快了，往往在尚未完成坦白認罪之前便已死亡，因此在這座注定死亡的監獄，居然有最低需要的醫院。1977年7月1日，114名婦女（90%是囚徒之妻）被絞死；次日31名男孩，43名女孩被殺害，他們全部是囚徒的孩子。1977年10月15日，418人被殺害；估計共有1,200名兒童死於S-21監獄。615
12．共產主義狂想曲：廢除貨幣清空城市消滅市場
柬共1975年4月17日奪權後，一週內完全清空了金邊市民，令全世界為之震驚。金邊市民約有200萬到300萬人，清城過程中未發生大規模搶劫，僅約一萬餘孤寡老弱病殘及全家自殺者死亡。其他城市也有幾十萬人被驅出城市，以致出現了整個國家約46-54%的人口皆在路上的奇觀。在長達數週的旅途期間，紅色高棉不提供任何食物和醫療，僅予平民24小時準備疏散，允許帶一定數量的行旅和貴重物品，同時下令毀滅一切身份文件。被趕出城者，只要村長同意接收，允許各自投靠農村的親友。數月後，許多被趕出城市投靠農村親友的市民被重新驅趕至驅逐中心。這次他們對自己的命運無法再有任何發言權。1975年9月，幾十萬人被從東部和東南部驅趕至西北部。個人被驅趕3到4次者不足為奇。大規模驅逐平民始於1973年，約4萬人被從卡克歐（Kakeo） 省強遷至與越南交界地區。柬共軍隊攻佔的第一個城市克雷締爾（Kratie）後，立即強制清空整座城市。
13．共產主義烏托邦：強制農業集體化
波爾布特在1976年第一個4年計劃中，擬以出口農產品換取發展輕工業，最後發展重工業的資金；規定每畝產糧3噸（1970年代畝產僅為一噸），擴大大米產區3倍，因而大建大型灌溉系統項目，目標是為每年收穫3季（傳統僅一季）；其他農作物一律停止。通常每日勞動11-12小時，但在幹部發動村與村之間的競賽中，每天凌晨4點被迫出工直到晚上11點才收工，即被迫勞動17小時！以致不少青壯年最早累死。有些地區完全取消了休息日，其他地方改為每10日休息一天，但強迫參加政治學習。柬共想像的前景天花亂墜，但現實卻是災難性的。
1976年11月，美國駐印度大使館依難民報告估算，柬共實際播種面積已降至1975年以前的50%。Laurence Picg作證時說，農村道路兩旁的大米農田幾乎皆被荒廢，東行10公里才能見到幾個青年村姑在勞作，新人則無所事事，僅1/5的農田被耕種。
許多水利工程在第一次洪水的衝擊下便被毀棄。任何批評均被視為對柬共的敵意而受懲罰。建設水利大工程，你所需要的教育是政治教育。負責人往往是文盲的農民。這種反科技反文化，往往伴隨著反常識。不顧季節，地理，氣候和生態條件，強制要求統一行動，規劃，將傳統的地塊重新改造成每塊一畝的標準田地。
有些幹部下令砍掉所有的樹，包括果樹，以便徹底消滅有破壞大米習性的麻雀，因而毀滅了饑民另一食物來源。所有的人口均按年齡劃分成組，完成特定工作標準化越來越普遍。饑荒被共產黨政權故意用於達到私利和目的。越餓的人越不會亡命，因為跑不動。柬共像中共大躍進年代一樣推廣集體食堂，消滅麻雀運動也是毛澤東發明的極度無知的蠢事。
正如蘇聯和中國以鋼鐵為指標，古巴以食糖為指標一樣，柬普寨以大米為目標。自1920年以來，柬普寨每年除了供本國人食用外，對外出口幾十萬噸大米。而1976年初實行集體化生產後，大多數柬普寨人每日僅有不到5兩的大米供應，而且每況愈下。1975年以前，在Battambomg地區平均每人日均消費大米400克，而在紅色高棉統治下，一合共一個人食用的大米飯要由五個人甚至7到8人分享。因而黑市成為人們活命的唯一源泉，黑市所賣的糧食主要是由幹部剋扣死亡農民未申報的口糧。
Pin Yathay說：紅色高棉醫院的目的旨在消滅人口遠勝於治病，在醫院得傳染病的機率更高，而沒有醫生證明，那怕你病得再嚴重，仍被迫出工。
14．共產黨政權特有的制度性饑荒和瘟疫
由於紅色高棉政權強制農業集體化，大辦公眾食堂，導致發生大饑荒和瘟疫，出生率降到幾乎零。由1970年3%的下降至1978年1.1%；1989年38%的成年婦女為寡婦，同時有10%的男性為鰥夫。
據Pin Yathay作證說，在他所在的勞教營，1/3的犯人在1975年不到4個月內死亡，主要因饑荒，缺醫及累死。在Don Ey村，饑荒使得出生率降為零，80%的居民死亡。1976年開始出現可怕的饑荒，1977年在饑荒達到高峰時，第二波大清洗同時進行。這次更具有政治迫害性質，目標是教師、富農和中農，且更加殘暴。1975年清洗放過家屬婦女兒童；1977年清洗則將已被處死者的妻兒老小逮捕殺害；全家被屠殺有時全村被屠殺。前總統朗諾稱350個家庭在1977年4月17日被屠殺用於紀念解放週年！1978年屠殺對像轉移至農民並達到最高峰。
飢餓與疾病奪去至少70萬人的生命。
15．摧毀一切傳統價值
Pin Yathay報導，一位教師因饑荒吃了親妹妹；一位醫院內勤，吃了一個年青人。兩人皆被Ogre處死。一位教師在村委會當著他女兒的面被活活打死。Ly Heng作證說：一個紅色高棉的反抗者被逼吃下自己的耳朵後再被殺死。還有許多吃人肝的案例。Haing Ngor證明說一個婦女被處死後她的胎兒，肝和乳房被吃掉。Ken khun講述了一個廚師作了一個人的膀胱美餐與其上司分享的事例。這些案例表明柬普寨普遍變態吃人，業已喪失了一切人類道德和文化價值，尤其是毀棄了佛教慈悲的中心價值。
16．逼良為娼的政治體制：毀滅一切傳統文化文明
紅色高棉宣稱其目的是創建一個平等的社會，正義，友愛，利他的核心價值，然而，所有的共產政權均掀起了一股自私，特權，不平等和反理性的惡潮。為了生存，人民被逼欺騙，撒謊，偷盜，變得冷漠無情鐵石心腸。
在紅色高棉統治下，人人皆成為騙子或小偷。因為這是生與死的問題。凡是不騙不偷的人，只有死亡。柬共在取得政權30個月後才公開於1977年9月27日正式公佈。波爾布特本人於1976年3月「選舉」時才首次公開亮相。Pol Pot 與Saloth Sar，一個共產黨軍官，1963年逃入叢林者是同一人。他始終保持神秘，既沒有肖像，也沒有官職，沒有官方傳記，始終沒有文集或思想著作，其人性格無蹤跡可考。只到1979年1月以後，許多柬普寨人才知道波爾布特就是Angker。
最高當權者們喪失了長期以來人類慈愛和尊嚴的準則。波爾布特自1963年消失於叢林後，即便在1975年4月17日以後，便未與其家人有過任何聯繫。他的兩個兄弟與弟媳與其他人一樣被強制遷徙，其中一個很快便死於非命。603
共產黨政權用盡一切手段破壞家庭聯繫，視之為極權目標：使每個人完全依賴於柬普寨共產黨。夫妻時常被隔離數週或更長時期。兒童和青春期少年，有時被分離半年見不到雙親。母親們被鼓勵越少見孩子越好。由於通訊郵局中止，經常親人死亡數月後才知道真情。許多領導人與其配偶長期分居。
丈夫對妻子的權力，父母親對孩子的權力被衝擊破壞。丈夫由於毆打妻子可以被處死；孩子可以因挨打而拋棄父母。因任何污辱和傷害，將被強迫在村委面前公開作羞辱性坦白。
強制簡化葬禮儀式。隆重葬禮，尊重死者的傳統意義有重大價值，轉世輪迴，或成孤魂野鬼，擁有骨灰至關重要，這些傳統價值皆被毀滅。由於丟失牛，人即被打死；或由於打了一隻公牛，就被酷刑致死。
一切傳統，文化，藝術，舞蹈，繪畫，雕塑皆被廢棄；這顯然是對中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模仿。此種拒絕尊重死者，傳統，是否定人類生命價值的自然反應。
前部長Hu Nim坦陳：「我不是個人類，我是個動物野獸」。605柬共的教條中有：「你有個人主義傾向，你仍有同情心和友情，你必須拋棄引種情感，抹掉你心中的個人主義」；「你要相信Angker」！
17．愚昧至極的瘋狂
柬共深受毛澤東之「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的影響，旨在剷除任何在貧農家中所沒有的任何東西。回國的柬普寨人必須拋棄幾乎所有的行旅和圖書。任何帝國主義的作品，法文，英文及高棉語（封建文化的遺產）均在徹底毀滅之列。不再允許任何外國圖書。由於革命意味著從零開始，柬共居然下令燒毀一切身份及學歷證明。「只有新生兒最純潔」。教育縮減成：要麼根本沒有學校，或者僅有一些教5至9歲兒童識字，閱讀，書寫和唱革命歌曲的班級，而老師們大多都是自己也是文盲或半文盲的農民。實踐的知識遠比書本知識重要。「與毫無用處的書本知識比較，我們農村兒童也有非常有用的知識」。
在波爾布特時代，確實是由兒童負責。大多數戰士特別年青（僅10來歲）。西哈努克的衛隊多由少年組成，他們經常通過虐待貓來自我娛樂。兒童少年被強徵入伍後，立即失去與家人及村莊的聯繫。住在與人群相對隔絕的兵營，使之害怕，政府予他們良好的待遇，他們知道自己有全權，比成年幹部遠無憐憫同情心，在清洗時，他們無需工作還可以殺人。15歲以下的戰士更加可怕。「他們很小時即被徵入伍，唯一所教的事是紀律。他們學習服從命令，而不會質疑其合理性。這些兒童士兵沒有任何宗教或傳統的信仰，唯有紅色高棉的命令。這就是為何他們殺自己的人民甚至兒童像殺蚊蟲一樣的根源」。621
直到1978年，唯有「70」子弟可以允許入伍成為戰士。「75」子弟則經常招聘8-9歲的兒童作間諜。L anrence Picq證明說：6名9-13歲幾乎不能閱讀書寫的女孩，卻成為兒童醫院的醫生。但是柬共給予每個女孩一個大醫療包，他們的工作即是注射。「我們的兒童醫生，來自農民家庭，她們已作好為她們的階級服務的準備。她們特別聰慧。如果你告訴她們：那紅色的箱子裡裝的是維生素，她們能記住！示範她們如何打針，她們也能記住！」中共在毛澤東專權時則在農村大力推廣「赤腳醫生」。
T onle Bati 1975年夏在幹部會議上發言：「我們不需要資本主義的技術，在我們的新制度下，我們無需送我們的孩子上學校，我們的學校就是農場。我們用梨來寫作，我們無需考試或文憑，知道如何種田怎樣挖溝，這些就是我們的文憑！」中共則有「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毛澤東自1966年始廢除大學教育整整10年，被柬共發揮到極致。
「我們不再需要醫生，如果有人要做盲腸割除手術，我就能做。那非常簡單，無需到學校去學。我們不需要任何資本主義的專業，我們不需要醫生和工程師，我們無需教授來教我們做什麼，他們全部都已經腐敗。我們需要人民在田地裡勞動！我們有些同志仍戴眼鏡，如果我揮拳擊你的臉，而你退縮，那麼說明你看得很清楚。人們戴眼鏡是為了好看，這是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人們是因為虛榮才戴它。我們不再需要這種人。那些自以為帥的人是懶漢，是吸取他人能量的吸血蟲！」最後，男女幹部排成一條直線，使勁高呼：「以血還血！」「復仇！」「柬普寨革命萬歲！」
對性關係和婚姻的強行限制，加上過渡營養不良，時常也扼殺了人的性慾望。柬普寨的出生率從1970年的千分之三十下降至1978年的千分之十一。所有的共產黨國家都經歷了類似的對民眾的荒唐禁慾，而對共產黨高官的縱慾的制度性扭曲人性的舉措。
共產黨做任何事均是隨心所欲的。波爾布特及其黨人不可避免地將經濟和軍事災難，歸罪於叛徒或剝削階級的破壞，從而為恐怖之爐添加了更多燒料。導致該政權從未擺脫戰爭狀態，仇恨則總是成為其意識形態的主流，進而演化成血腥的病態膨脹。
波爾布特學毛澤東之「千萬不要忘記階極鬥爭」而教導其黨人「你們應當永遠不忘階級鬥爭」。其它共產黨政權及為紅色高棉辯護的人們宣稱：「波爾布特政權是某種極左現象，或淺薄偽裝成共產主義的紅色法西斯。」但如今可以確認無疑，紅色高棉確實是共產主義家庭成員。柬普寨共產主義與中共之共產主義極密切，遠遠超過中共與蘇共之間的聯繫。624
柬普寨合作社明顯複製於中共之人民公社。強制性公共食堂，公管兒童計劃，大型水利工程，所有有用的工具和設施的集體化，集中生產一種或兩種農作物，完全不現實的生產指標，快速完成任何事項和任務，相信良好組織的人力的無限可能性等等皆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翻版。
毛澤東曾說：「有糧食和鋼鐵在手，任何事情都好辦」。「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備戰備荒為人民」，「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紅色高棉則稱「如果我們有足夠的大米，我們就有足夠的任何東西」。似乎波爾布特不知道或不在乎中共的大躍進是如何收場的，「讓我們採取大躍進的方式，來建設我們的祖國，一個宏偉的光榮的巨大的大躍進」！其回報同樣是一場巨大的謀殺性的大饑荒。627
清空城市術可能受到了中國數千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啟發。紅色高棉似乎受到毛澤東思想或毛語錄的影響遠大於中共的實踐經驗的影響。
Margolin認為「中共從未有破壞教育體系」。然而，該作者顯然對中共的實際瞭解非常有限，毛共1952年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隨後的反胡適，反胡風運動及1957年反知識份子的反右運動，特別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將中國的教育體系破壞得一塌糊塗。即使今日中共在從幼兒園至大學研究生院所有大學院校及中小學校均強制黨化奴化教育，實際上也從根本上摧殘了中國的公民教育體系。因為黨化教育出來的學生往往缺乏公民意識和獨立思想人格和精神，不少人其實成為廢物。（627）紅色高棉使用的迫害類型的主要影響明顯來自中共。諸如：批評與自我批評，模糊不清的勞教體制，相同的自傳和坦白歷史，人的社會地位和政治等級中的職位，取決於家庭出身。家庭出身至關重要。以極權方式要求全社會所有的人都密集參與政治。（628）
Margolin還認為「中國囚犯通常受到良好待遇，酷刑被禁止或極少使用」。「中共的勞改勞教是出於真心實意」。作者顯然受到中共宣傳的欺騙，因為中共的囚犯所受待遇只會比蘇聯的古拉格嚴酷，而中共酷刑犯人之殘暴下流無恥登峰造極，且司空見慣。諸如法輪功學員群體性污辱，性強暴；中共對人權鬥士郭飛雄和高智晟的多次高壓電棍電擊生殖器的酷刑更是殘忍至極。在柬普寨酷刑被普遍體制性使用。幾乎無人能活著離開監獄，事實上囚犯死得特別快。「中共和越共大規模迫害呈波浪式起伏狀態。有相當時期的平靜。受害人口僅佔一小部份」。簡言之，柬普寨共產黨的毛主義在許多方面，遠比中共更接近於化的斯大林主義版本。
18．波爾布特惡魔殘暴致極的根源
波爾布特有個姐姐和侄女是個蹈演員，是國王（Monivong）的二房；一個兄弟任皇家皇宮軍官直至1975年。他本人兒童時期曾在皇宮生活過一段時間。悔過的意識導致他有摧毀整個舊世界的渴望。
1963年，他離開鬧市進入金邊附近的叢林，消聲匿跡多年，迄今無人知道他在該期間的情形。不過，他變得日益多疑。當他掌權後，每個見他的人都須經過搜身，他不停地遷移住所，懷疑他的廚師要毒死他，曾處死一名電工。斯大林、毛澤東和卡斯特羅等獨裁者均有此種多疑症。
從1950-1980年，他經常被描述成一個敏感，害羞，熱愛閱讀法國詩歌，廣受學生愛戴，充滿革命熱情的宣傳家。但作為政客，他逮捕了他的許多老戰友，包括數位被公認為密友者。他從未回答他們的求救信，反而指令使用最殘暴的酷刑對付他們，最終殺害他們。
他的姐夫，也是他最親密的同仁（Ieng Sary）後來指責他是個自大狂：「波爾布特自認為是個無與倫比的天才，在軍事、經濟事務；保健學，作曲，音樂，舞蹈，廚藝，時裝，在任何事情上，甚至在撒謊的藝術等各方面。他認為在整個地球上他高明於任何人，他是地球之神」這種描述與斯大林神似，難道僅僅是巧合嗎？630
或許波爾布特認為中國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失敗，是因為半途而廢，因為未能乾淨徹底消滅一切反革命；腐敗和無法控制的城市，知識份子驕傲於知識，只想自己的利益，金錢和所有財務機構，資本主義的遺蹟，滲透入黨的核心中的叛徒們。
紅色高棉渴望用「新人」來創造一個新社會，在現實的重負面前注定失敗。不情願放棄該計劃，使共產黨政權滑入血海深處，不擇手段以便保住權力。波爾布特期望成為列寧，毛澤東之後馬克思主義的光榮繼承人。但是，代之者是歪曲性模仿馬克思主義的另類先驅，為其犯下不可饒恕的罪惡背書，諸如秘魯之（Sendero Luminoso），斯里蘭卡之（Tamil Tigers ）和Kardistan之工人黨。
1975年，紅色高棉的活動分子加上同情支持者一共僅有約12萬人，且多數是近期新加入者，士兵僅佔約一半。只至內戰中期，紅色高棉完全依賴越共的力量。1975年，柬共僅有約6萬名戰士，卻能戰勝20萬高棉共和國士兵主要因為後者道德淪喪。共產黨的力量其實也很弱，1970年僅約4,000人，至1975年才1萬4,000人。任何負責人和情報幹部，所有被提升至幹部職位的農民都相當無知，他們時常誤解和誤用革命原則。紅色高棉政權的瘋狂，由於其極度無知低能而加劇，不安全感，危機感則唯有用增加暴力來補償，進而恐怖亦隨之增強，以致惡性循環。結果是一種缺乏安全感，普遍不信任，恐懼未來牢控生活在其中的每一個人。與世隔絕的領導人，更易產生到處都是叛徒的狂想，致使盲目的鎮壓漫延。「人可能不時會犯錯，誤捕某些人，但永遠不能讓一個壞蛋溜走。」
19．紅色高棉病態瘋狂的原因
主要原因大體有如下幾項：波爾布特本人，柬普寨的歷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及其他國家，主要是中國的綜合影響。
「高棉革命史無前例，我們正在試圖取得在歷史上任何時侯從未有過的成就」。紅色高棉幾乎從未援引馬列甚至毛語錄。其民族主義與西哈努克和朗諾相似；越南是第一號欺壓國；同時國家被描繪成某種屬於神的，有著光榮歷史的世外桃源，是與他國無異的國度，其使命在於為整個星球引領進入新秩序的方法。616
「我們正在進行一場獨特的革命，有任何國家敢於像我們一樣廢除金錢和市場嗎？我們比中國好得多，他們尊敬我們。他們正在模仿我們，但他們尚未成功。我們是全世界的好榜樣。」柬共官方宣傳如是說。616
甚至當波爾布特被解職後，他仍相信1975年4月17日，是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之外，歷史上所有革命中最偉大的節日。紅色高棉的極端殘暴源於其領導人的狂妄野心與其面臨的巨大障礙之間的矛盾衝突。617
有學者認為，佛教是導致柬普寨共產黨極端野蠻的原因之一。佛教教義模糊晦澀的作用，對當代人的不關心及對社會現實的超然度外，及報應僅在下一轉世的觀念，煽動了革命理想主義的實施。其反個人主義及轉世輪迴說教導致的縮命論，面對被認為不可避免的命定之事強調忍辱負重。因此，消磨了佛教徒針對現實的反抗意志。「或許你前生幹了壞事，因此你今日受報應」。雖然佛教徒受到殘酷鎮壓，但他們不像信奉伊斯蘭的Cham族人那樣激勵起反抗。
Henri Locard認為，波爾布特主義的殘暴源於西哈努克鎮壓的野蠻。按年代順序起因，無疑是對的，但從宗譜學的觀點分析，則斷不能成立；紅色高棉的意識形態的基礎和政治目的，決非對西哈努克的應對，而是基於由列寧創建的斯大林、毛澤東及胡志明延續的共產黨殘忍蠻橫毫無人性而充滿獸性的傳統。
紅色高棉尋求報仇雪恨，價值觀完全顛倒。學歷、資歷變得一文不值。洗廁所的工作成為最搶手的職位。對城市的仇恨和恐懼到了病態地步。金邊在紅色高棉眼裡成為「眉公河上的大妓院」，強遷首都的原因之一乃是柬共想像中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朗諾政權有一項秘密政治軍事計劃，特別旨在解放後，用金錢、酒和美女腐蝕我們的戰士，消磨他們的戰鬥意志。」620
（1） 法國的影響。由於柬普寨共產黨領導人（幾乎全部，包括波爾布特）均曾在法國留學或曾是法共黨員，許多人曾接受法共的軍事訓練。Suong Sikoean副司令解釋說：「我深受法國革命影響，特別是羅伯斯比爾，他是我們的英雄。羅伯斯比爾與波爾布特均具有決斷和正直，誠實的性格。」紅色高棉領導人的實踐性遠高於理論性，他們真實的利益乃是實踐「真正的社會主義」。
（2） 事實上，越共具有最大的影響(尤其在初期), 最初柬普寨共產黨只是印度支那共產黨的一個支部，完全受越共控制，最終於1951年由胡志明分成三個國家分部，直到內戰爆發，柬共從未顯示任何與越共的獨立自治性。甚至在朗諾政變後，也是由越共向解放區委派柬共幹部。越共的策略是將柬共帶回與西哈努克的談判桌上，而柬共拒絕談判。
（3） 實際上，南郭以為中共才是對柬共影響最重大的根源。儘管在某些方面柬共與越共極相似，諸如，神秘性，模糊性，聯盟，戰時共產主義。但是每個瞭解中共真實歷史，特別是自大躍進以來的毛共史，則無可否認，柬共所採用的所有驚世駭俗的極端共產主義舉措，均源於中共之大躍進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愚昧狂想。1973年柬共與越共交惡後，決定變換「老大哥」為毛共。1977年9月，波爾布特第一次正式訪華時說：「中柬兩國人民的友誼是牢不可破的」；但他在未奪權之前，曾三次秘密訪北京，均受到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親自接見。第一批中國技術員於1975年5月抵達金邊，不久至少4,000名（Kiernans說共有1萬5,000名）落腳柬普寨，同時中共政府承諾提供10億美元的援助。這一事實證實，波爾布特在奪權之前的1973年開始便已獲得中共的大力扶持。甚至許多柬共獨創的酷刑實質上是在中共專家指導下的傑作，有一種活取人腦機就是中共專家幫助柬共製造發明的，專門用於活體提取囚徒的腦液供領導人長壽進補！（626）而鄧小平於1979年對越南發動「自衛反擊戰」正是在越共軍隊於1979年1月入侵柬普寨的關鍵時刻，這決非巧合，而是中共欲挽救其扶持的波爾布特政權。
（4） 北韓亦有某些影響。平壤是波爾布特作為政府首腦時常訪問的兩個外國之一，有相當數量的朝鮮技術人員入柬普寨幫助重啟工業。取自金日成的哲學，波爾布特採用了不斷清洗和秘密警察和間諜術，同時階級鬥爭的說教被擱置一旁，以人民和一定數量的叛徒之間的某種辯論取代。在實踐中，意味著整個社會受迫害。而沒有任何團體能接管黨國體制。
20．柬普寨共產黨暴政的惡果
柬普寨共產黨除了在與西哈努克政府及朗諾政權內戰期間殺害了至少60萬軍民之外，在其奪取政權後的3年時間內，以馬列原教旨為指南，受中共專家的直接指導，憑藉超極極權獨裁體制，利用秘密警察和少年兒童軍人，通過體制性屠殺前政府官員、軍人，恐怖暗殺反覆清洗黨內外一切潛在或假想的競爭對手，以近似謀殺性質的反覆強制遷徙，群體虐殺城市平民，滅絕少數民族，利用地獄般的監獄和集中營的殘酷虐殺和謀殺性的饑荒及體制性的強勞，屠殺和害死至少200萬平民（包括婦孺老弱病殘及40萬華裔中的20餘萬人，佔全國總人口近三分之一；迄今中共政權不但從未譴責柬共屠殺華裔的罪孽，反而極力阻止審判柬共的國際審判）；系統毀滅宗教，瘋狂屠殺信眾；摧毀一切傳統文化，顛倒一切人類文明價值觀；廢除金錢，清空城市，消滅市場，消滅階級，毀滅學校文化知識，迫害知識份子和一切專業人士，強制集體化，狂想大躍進，導致大饑荒餓死近70萬人；柬普寨共產黨的所作所為的全部目的在於飛速實現共產主義，因為波爾布特自認為是個超級天才，狂妄地想成為超越馬恩列斯毛的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人類導師。
1979年，42%的孩子至少失去了雙親之一，其中失去父親者比失去母親者高3倍；7%失去雙親。1992年與世隔絕的青少年64%至少失去雙親之一。今日柬普寨社會惡漫延，犯罪相當普遍且十分暴力，因槍枝很容易獲取；到處皆是腐敗，絕大多數柬普寨人表現得互不尊重，極少有社會團結感，似乎沒有人有任何水平的公共利益感。幾10萬逃難海外的難民，迄今仍時常感到恐怖，以致惡夢連連，喪氣比率最高。1985年放棄集體化後，生產增收幾乎立即擺脫了食物匱缺的困境。「除了朝鮮之外，各亞洲共產政權群體恐怖和試圖控制良心的極權，如今已成記憶，政治犯已極少」。南郭以為作者此論顯然是對中共極權流氓本質的誤斷。只要一個國家不存在思想，言論，輿論，新聞，出版，結社，教育和學術的真正自由，既無獨立司法，又沒有獨立自由媒體，且黨禁報禁言禁一黨專政獨裁的國度，此種社會只能是極權社會。而中共胡氏暴政下根本沒有上述任何一項自由，更無任何獨立司法或獨立媒體，其極權如何可能莫名其妙地消聲匿跡？！老撾政治犯從1985年的6-7千人，降至1991年3月的33人。越南情形相似，中國多少也有所減縮。「勞改勞教計劃似乎也日益成真」。必須指出：中共的勞改勞教體制是建立在極端蠻橫無理的流氓惡法基礎上的最蠻橫的超級奴役剝削體制，而決不可能有任何實質進步意義。1956年，毛澤東的反修防修領導迅速使亞洲共產黨捲入其中。越南的農業改革，幾乎是中共土地改革的翻版。除柬普寨以外，所有的亞洲共產黨國家均有深厚的儒家傳統，柬普寨的政治傳統與印度更密切而與中國不一，這一事實可能是為何其暴行如此普遍和血腥的主要原因之一。共產主義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極權的暴政，而紅色高棉極可能是其中最野蠻、瘋狂、殘暴、無知、愚蠢因而造孽也最深的一個。@
[1]本係列編譯主要參考資料：（1）Stephane Courtois, Nicolas Werth, Jean Louis Panne, Andrzej Pacxkowski, karel Bartosek Jean Louis Margolin,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 Translated by Jonathan Murphy and Mark Kram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Jean-Louis Margolin, Cambodia: The country of Disconcerting Crimes, 《柬普寨（共產黨政權）：令人難以置信的犯罪國度》，作者是法國Provence大學講師，CNRS東南亞研究所研究員；（2）Richard Pipes, Communism A History, The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2004; 作者是哈佛大學歷史教授；(3) Leslie Holmes, Commun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作者是澳大利亞墨爾本大學政治學教授；(4)Robert Harvey, A Short History of Communism, St.Martin`s Press New York, 2004.作者是英國下議院議員，專攔作家，〈經濟學人〉雜誌副主編；（5）R.J.Crampton, Eastern Europe Twentieth Century and After,2ed,(London 1997); 作者是牛津大學東歐歷史系教授。（6）Geoffrey Hosking, The Awakening of the Soviet Udition, enlarged e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作者是倫敦大學東歐研究所教授；（7）Michael Harrington, Socialism Past and Future,(New York 1989)作者美國當代主要思想家之一。
[2] 張戎《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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