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5日訊】文章摘要：在他勸嚴守一的話裡，我們聽出了這個社會人妖顛倒的意思，張小柱這麼說：「這個世上，沒有叛徒，都是人；也沒有人，都是叛徒，看叫誰幹啥？」我以為，這個忠厚老實的農民的一句話，「點」了道德底線被突破後虛偽社會之「死穴」。

（四）人妖顛倒的世界

如果我要借用卡夫卡的話來描述《手機》一劇所要表現的社會，那麼，我們可以說：「一切都掛著錯誤的旗幟航行，沒有一個字名符其實」（卡夫卡《誤人的世界》）。「有一說一」不是名符其實，主持人嚴守一也不是名符其實，就連他的哥哥——嚴守禮實際是一個說謊上癮的人，一點也不「守禮」。觀察此兄弟倆，可以說是：哥哥不「守禮」，弟弟不「守一」。至於說到嚴守一離婚後由前妻所生的骨肉——嚴實，也是名不符實的，在吃了毒奶粉而住進了醫院時，記者追問嚴守一：「聽說嚴實是您的兒子，是嗎？」此時，嚴實的事就「捂」不「嚴實」了！嚴守一得子的消息在媒體上給全面曝光了，和他熱戀中的沈雪，通過看電視才知道他有兒子的秘密，當頭吃了一棒，立刻放棄了他，嫁給了一個用手勢而不用口的節目主持人。

正因為這樣，我以為《手機》給我們展示的社會現實表面上看是，說說笑笑，實際上是「一切太殘酷」（主題歌詞）；它的殘酷性不是要吃人的肉，或者把人生吞活剝，而是要從精神上把人拖跨，人「所以裝作麻木」是人經不起拖。既然是這樣，人對生活的感覺就好像結了痂，「所謂痛苦，所謂幸福，所謂一刻的滿足；所謂錯誤，所謂彌補，所謂成熟與不成熟；所謂寬恕，所謂領悟，所謂對現實認輸」（主題歌詞）都無所謂了，人只知道自己如行屍走肉一般的活著，而活的意義是什麼？還有討論的必要嗎？「有一說一」是想要討論「一切」問題的，可「一切」問題的意義和價值都在討論範圍之外啊！

《手機》雖然反映的是目前的社會現實，但是，它實事上是以30年「改革開放」為一個階段的，所以，當我們通過劇裡的人物發現，「改革」迫使人變型，人越來越沒有「人樣」時，它就不再是光明的使者，而成為「從天上降下來的夜幕」。戲的作者和編導沒有刻意去寫于文娟的缺點，但是她脆弱多疑，本身就是時代的產物，再加上她，為了做好名人的妻子，而刻意地討好奶奶的行為也不是沒有用心的。和嚴守一離婚後，對奶奶還如前一樣的好，固然有幾分真情，但真情中寓於著可以把嚴守一在適當的時機通過奶奶此一條線拽了回來的動機——難道就沒有嗎？就這樣，于文娟作為妻子和費墨的夫人李燕比較起來，那要強出10倍了。李燕也是名人費墨教授的妻子，但是她不靠譜，和嚴守禮農村的娘兒們一樣，動不動就撓丈夫的臉，以至於嚴守禮在嚴家莊見到來訪費墨第一面時，就一眼瞧出了費墨脖子的撓傷；為了和費墨套近乎，他把教授領到村外，偷偷地用土方子給他治傷。

嚴守禮的妻子，在劇中被稱「嫂子」的女人，不守禮儀，奶奶叫她給快要「老」的牛三斤他爹送水餃，她在半路上把水餃吞到自己肚子裡去了；李燕給費墨熬的草藥，她都偷喝，最後肚子痛。於是，一個不靠譜的媳婦配著一個不著調的丈夫——就是《手機》裡的鴛鴦配。

就如費墨教授說的「鳥多了糞多，女人多了事多」的道理一樣。《手機》還特意安排了牛三斤的媳婦呂桂花給丈夫打電話一節故事，是要告訴人們呂桂花思念丈夫的苦楚，以表現過去時代夫妻相愛的情愫。無獨有偶，「有一說一」節目組在編排時，一種開玩笑的方式無意間弄了一出非常流行的歌曲。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呂桂花決定和牛三斤離婚，走到北京的街頭上時竟然聽到了街頭歌手唱「牛三斤——你的媳婦叫呂桂花」的歌。後來，牛三斤在走到北京來尋找呂桂花時，沒有見到呂桂花前也已經聽到「牛三斤——」的歌，於是，「改革開放前」那一段歷史就被陰差陽錯地安排到《手機》的戲裡了。這裡一個特別的表現手法是，原本誠實善良的呂桂花在「有一說一」節目錄製現場卻矢口否認她打電話的實事，弄得嚴守一下不了台。這就是說，在生活中，呂桂花可以有一說一，在電視中，她卻有一說二。表面看，呂桂花是有理由這樣作，因為她決定和牛三斤離婚，不想用過去給牛三斤打電話的行為勾起她對牛的舊情，但是，更深一層的解釋是，人一上電視，就得說謊，不說謊也不由人。就如同嚴守一在劇裡重複了「一千遍」的話那樣：「現在是白天，我們必須說成是晚上……」。

就由上述這一條思路，我在解讀《手機》時，就想揣摩一下編導的本意，我雖然不可以對此作出肯定性的解讀，但至少可以肯定一點，它不像其它劇那樣地為「改革」唱讚歌，可是，它也不是故意的「缺德」，而是合盤地端出一些人物和實事，讓觀眾們自己去評判。這樣一說，它在創作上打破了一種道德評判的模式，儘量地貼近生活現實是難能可貴的。只就嚴守一這個主角來說，是改革的政策把他變成了「搞藝術的」「人精」，而「在北京搞藝術，又是人精中的人精」。一句話，他是改革的贏家，但是，他的失敗，又證明他是改革的「叛徒」。所以，在劇的後面，他和張小柱有關「叛徒」的一段議論可以說是本劇畫龍點睛的一筆。

和李太白喝醉了酒可以寫出好詩的傳說一樣，「叛徒論」的這一節特別安排在嚴守一醉酒時說出就不足為奇。話題是，少年時代的白石頭（嚴守一）和那時的其他兒童一樣，都很頑皮。有一次，他同好夥伴張小柱一起去偷西瓜，當時張小柱給跑掉了，他被抓住了；在看瓜人的追問下，白石頭出賣了張小柱，「當了一回叛徒」。就為此，白石頭心裡一直指責自己，直到在電視台下崗前，才有機會向張小柱道了歉，可 說是一個遲到的道歉；可忠厚老實的張小柱無論在過去或者現在，一點都沒有責怪他的意思，在他勸嚴守一的話裡，我們聽出了這個社會人妖顛倒的意思，張小柱這麼說：「這個世上，沒有叛徒，都是人；也沒有人，都是叛徒，看叫誰幹啥？」我以為，這個忠厚老實的農民的一句話，「點」了道德底線被突破後虛偽社會之「死穴」。

（五）憋屈的活著的人們

在眼下中國最時興的「歌功頌德」式的作品中，人物都是「茁壯成長」的，所以被歌頌的人物即使有缺點，那也是為其「克服」而設計的，但是《手機》不是這樣，活在《手機》中的人物大都是歪七扭八地成長著，幾乎每一個人都感覺「活得憋屈」， 全劇人物裡，除了奶奶和張小柱兩個人外，所有的人都感覺「心裏憋屈」。

劇裡的嚴守一「活的壯實」（奶奶語），以至於成為「人精中的人精」，應該說是一個成功的人士，可是《手機》一 部戲就是講他活得憋屈的歷史，如果我們對於他此前的成功歷史——即沒有出鏡的那一段歷史作一種勾畫的話，那麼，一個「偷瓜的，當了大名人」的發跡史，就可以被整理出來。其實，故事明明白白告訴人們，嚴守一「小時候愛動不愛說」是一個言語木訥的孩子，誰知道他以後竟成為「拿說話當飯吃的」人呢？因此，在嚴家莊的人們的回憶中，不光是奶奶如此說，所有的人都對白石頭「不愛說話」保持著深刻的印象，桂花嫂也罷，張小柱也罷，都把過去的白石頭和現在的嚴守一聯繫不起來。可見，這個大明星的發跡史裡好像隱藏著不易被人揭破的秘密。

但是，對於理解一部複雜的影視作品，我們如果善於解讀的話，是可以尋找出蛛絲馬跡的。費墨教授對嚴守一有一句評價：「農民出身，小富即安，沒有革命精神」。 據此，我們可以建立起一個分析《手機》人物的架構，即人物都被圈在了一個卸載了革命的圈子裡。因此，沒有出鏡的那一段大明星發跡史，被安排在一個革命被卸載了的時代裡。結果是，人們自然而然地回到了革命前的時代。值得強調的是，這裡的結論是我整理出來的，讀者們可能懷疑它不是編導的本意？

我認為它是編導的本意，不是憑空而說的，是根據編導對於劇中人物普遍「認命」的劇情設計判斷的。因此，就命來講，一個小時候「不愛說話」的人，變成為中年時代一個「太會說話」的明星，是「命裡注定的事情」。所以，他的哥哥嚴守禮對此的看法是「要怪就怪命吧！」如果說嚴守禮是一個農民，他的話代表不了《手機》裡的市民，那麼，那位把嚴守一培養成為明星的薛總，在離任前所說的一番話，則很中肯：「無論人或節目，都有它的命運」。是「命運」的輪子在《手機》裡輪轉，就使得《手機》裡的人物顯得有血有肉。

可和故意的販賣宿命論的作品不同，《手機》裡的人物之命和人物的理想卻是矛盾的，或者衝突的。白石頭從小有三個理想：第一是當廚子；第二是「去戲班子裡敲梆子」；第三是當「鄉村教師」，哪想到以後當了電視節目的主持人呢？眾所周知，在白石頭生活的嚴家莊時，農村人那時還不知道電視為何物，怎麼想到他後來成為「在電視裡說話」的人呢？

如果說我們對於「憋屈活著」的人物們的理解是簡單化的，認為所有的人和呂桂花一 樣，事事都不順心，那就低估了《手機》的價值，事實上，《手機》裡的嚴守一雖然「憋屈的活著」，可是，他的生活卻充滿著令人羨慕的光環，不但風光，而且很火，他每走一處，都被粉絲們包圍，不是叫他簽名，就是要看上他一眼，即使這樣，他仍然深深地陷於孤獨之中；其所陷之深，以至於任何人都拉他不出。他說了那麼多的話，贏得了「全國人民」（革命時代，這是專對毛澤東的詞，在《手機》中多次用在嚴守一身上）的喜歡，可他自己卻找不到一個能夠說掏心窩子話的人。檢閱全劇，費墨是一個例外，可是就這個人，在劇中也幹了一檔子「叛變」的事情，背著他去搞什麼名人講座，對於「有一說一」來講，這無異「釜底抽薪」。

嚴守一在走紅之際，一張臉好比是國家名片，給人一種尊貴的印象，可它偏偏是段總手裡的一個玩偶。平時，段總拉攏他，說他是「知音」，但在關鍵深刻段總把他當猴耍。在「有一說一」節目暫停的時間裏，段總答應給他安排差事，結果讓他到一個推銷化妝品節目的廣告裡充當模特，如果說他被正兒八經地使用了化妝品，也許不「殘酷」，人們看到的明星臉會更漂亮一些，劇裡的台詞裡不是說「名人都愛裝」嗎？ 可誰能夠想到他被畫了個陰陽臉，這陰陽臉如果是戲劇裡的單一人物臉，也沒有什麼難堪的，但化妝完畢，人們看到的是半個京劇人物臉譜，醜不醜，淨不淨，是一個典型的怪物臉，以至於奶奶在電視上看到他的臉後竟然暈倒在炕上了……。
臉——對於明星的他來說，是如此的尊貴，而段總在「毀」它時，竟然是如此的「殘酷」。在「全國人民面前」，他被人毀容了！

作為名人妻子的于文娟，活得更「憋屈」了。她找了一個太會說話的丈夫，但是，在家裡她聽不到他說話。有一次她抱怨丈夫：「我聽你說話，得在電視上」。他丈夫也承認如此。有一次，費墨向嚴守一說起了自己和李燕吵架的煩惱，嚴守一甚至羨慕他們兩口子吵架，費墨問：「怎麼？你們也吵架了？」他回答：「我們倆現在的最大問題是根本就不吵架。」言下之意，想吵也吵不起來！可見，于文娟跟「現實中是一個悶人的」丈夫過日子，能不累嗎？

對嚴守一作為主角「活得憋屈」的解讀，還得牽扯到劇裡的其他人物，比如費墨也活得累，和女研究生吃一頓飯，就得與嚴守一兩個人合起來給李燕設局：嚴守一的手機讓費墨接，費墨的手機讓嚴守一接，以至於研究生當著他倆的面說：「二位老師，你們活得太囧了！」可是，李燕何嘗不活得囧呢？他自己作為教授的老婆，「活守了5年寡」，為了擺脫寂寞，上網交友時，竟遇上了大騙子，若不是女研究生出手相救，她就得破財和失身……，生活於都市的人物尚且如此，農村的人就更慘了。牛三斤為自己戴了一輩子綠帽子而耿耿於懷，他的媳婦呂桂花則為一輩子都沒有嫁給「鄭 知青」而追悔不及，女兒牛彩雲則是在父母不停的戰爭中長大，是一個「命薄，心高」的孩子。說到光棍路之信，「沒有錢才寒磣呢？」以至於人過半生，還把找媳婦當成為奮鬥目標。

全劇中只有一個人活得不憋屈，她就是嚴守一的奶奶。奶奶是一個知命、認命的人，也是劇裡唯一的一個不想著改變自己命運的人。他要了嚴守一這麼一個孝順的寶貝孫子，在孫子大紅大紫的時候，沒有想著去沾孫子的光，一直住在自己的老屋裡，向村頭的老槐樹一樣的把根深深地扎嚴家莊的土壤裡，一步也不移動。所以她活得「壯實」。高齡的她，身子骨硬朗，是《手機》鏡頭裡中出現的唯一的一位「下地幹活」的農民。她在幹活時，她的寶貝孫子黑磚頭在一旁指手畫腳的套著法給北京要錢，奶奶答應了他後，他親了她一口，說完「奶奶偉大」後就一溜煙地跑了，此時的奶奶彎下腰，一個勁地鋤地……。

她好像是一隻老母雞，刨一把，吃一把。一個人過，不感孤獨，自作自吃不感覺寒磣，高齡下地幹活不感辛苦。所以，在全劇中，她是唯一的一個沒有缺點的人，一個真正的「有一說一」的人，也真正地實踐了「做人要厚道」的理兒。正因為這樣，她那在北京的孫子才把「一輩子都守著奶奶」當成一種理想。

（六）沒有露面的黨

在中國今天和過去的所有歌功頌德式的作品中，黨都是由有皮有面的人代表著，其身分不是黨委書記，就是紀檢書記或者黨委常委，而《手機》中，這一檔人物完全隱形了，觀眾看不見他們的存在。《手機》全劇裡沒有共產黨員的出鏡，人物之中沒有一個是 「書記」，當然，也沒有一次黨的會議，所有負責人都是行政職務，會議也都是行政會議。劇裡的段總是領導，可是他的職務和黨卻不對口。所以，這個拿「娛樂圈」說事的《手機》給人是要形成這樣的印象：中國「娛樂圈」的自由化程度已經和西方自由社會裡的差不多，是由圈內之人操縱的，共產黨的領導好像已經退出了娛樂圈。《手機》的確是說了這樣事的。

可是呢？我們對於已經說出來的事作進一步的推敲，我卻發現事裡面有戲，什麼戲呢？原來，共產黨是坐黑台的，它不露面，卻暗中決定一切。在第1集裡，薛總「緊急」召見嚴守一和費墨，告訴他退的信息，對接替他的段大可作了這樣的介紹：「接替我的人是段大可，改良派。他原來在集團負責科技處技術開發，搞節目不怎麼懂。他來了，我就擔心有一說一的命運」。在這裡，如果我們看電視不是光是看熱鬧，而且也看門道，那麼？我問：是誰把段大可這個「搞節目不怎麼懂」的人派來了呢？「不怎麼懂」就是外行；讓「外行來領導內行」——不就是毛澤東給共產黨立下的家法嗎？埋在《手機》一部劇裡的那個不可見的「家法」就這 樣地被我給刨出來了。段大可是黨「緊急」派來的，這和胡錦濤用「空降」的方式外派黨的高級幹部的模式出入一轍。

「文藝界的人都不靠譜」——這是費墨夫人李燕的名言，依著它，我們發現了段大可更「不靠譜」。他在向「有一說一」欄目組介紹自己時，盡打官 腔：「我幹起工作來，必須得身先士卒，必須深入才行」。咋一聽，他是一位實幹家；「除了領導外，我還有一個身分——『詩人』」，「天天寫詩，日日發表。」嘿！又是一位詩人。由實幹家人們可以聯繫起鄧小平；由詩人，人們可以聯繫起毛澤東，一個兼有毛、鄧本事的領導，誰還敢不服從呢？可見，段大可——就是共產黨的坯子。

從上述話裡，我們聽出了段總是一個厚顏無恥的人，至於他無恥到什麼程度？下面我接著說。他為了表現自己詩人的水平，劇組急著要討論節目時，他販賣自己的詩——《太空之鷹》。念完後，在沒有等到掌聲時，他不覺尷尬地問：「怎麼樣？」蔡導用挖苦的口氣說：「你這只『鷹』和高爾基的『海燕』絕對有一拼」，他聽不出諷刺的意思，厚顏無恥地補充：「我和高爾基差一點點」。 諸位：這個不著調的「詩人」就是這樣的評價自己，所以，當嚴守一在說「你的詩可以當語文課教材」時，他那得意的樣子就像三伏天吃了雪糕似的。這僅僅是段總的無恥嗎？非也，現在的中國大小領導們，誰個不是詩人呢？江澤民、李肇星、溫家寶這些政治明星都是大詩人啊！李鵬、鄧小平等人雖不是詩人，但是作家，什麼《文集》、《日記》一本又一本的出，不都是中國的「寶書」嗎？馬克思曾經說過：「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手機》就是一個「跳蚤成群」的社會。

《手機》沒有醜化段大可的意思，它只是刻畫，甚至是照著官場的典型模子刻畫，可以說到了惟妙惟肖的程度。他既然是詩人，說話的手勢就應該是舞台式，於是，一個翹著指頭說話的大男人就可以取得戲劇舞台上「旦」的表演效果。進一步地分析，我們就發現，段大可不是「不懂節目」，而是他對節目的懂法有自己的一套：收視率決定一切！這樣，在一個「娛樂至死」的時代裡，段總就領了時代的風騷，以至於台上的人被他弄得服服貼貼，沒有一個人敢跟他叫板。於是，毛澤東制定的「外行領導內行」的共產黨家法被執行得天衣無縫。

在《手機》中，如嚴守一、費墨這樣的名人和「社會精英」都被緋聞綁得死死的，不得自由，而段總卻沒有緋聞，雖然他瞧任何一個女人的眼神都色迷迷的，但誰可以評價人的眼神呢？若不是劇裡有著畫龍點睛的一筆，段總——這個超級色狼的本質誰也看不清啊（偽裝和隱蔽的技術何等高超）！

嚴守一和于文娟婚姻告吹後，靠上了藝術學校的老師沈雪。一次，他去藝術學校，閒談中，沈雪告訴他，藝術學校的女學生每到晚上成群結隊的出入娛樂場所，成為高官和大款們過夜的玩偶。寶馬車時常在學校出出進進，又接又送，正說話時，一輛寶馬開來了，嚴守一躲在暗處，向車內瞧了一眼，嘿，頓時傻眼了：「那不是段總嗎？」一轉眼功夫，五、六位女學生向皮球一樣的從車上跳了下來，段總做了個拜拜的手勢，一溜煙地開車走了。

這個在電視台掌握著一大批節目和人的命運的人物，原來是一個皮條客。和街頭的皮條客比起來，他闊綽得多了，他是給京城裡的高官們拉皮條的，難怪他作為一個「不懂」業務的外行，竟然在內行的人堆裡飛揚跋扈，他後台硬啊！在劇中，一個群眾演員，只要導演或副導演瞅準了，就一下子可以成為明星，火了起來。和牛彩雲在一起作群眾演員的李百剛就是例子。看來，段總就是官場的李百剛，只要有人瞅準他，他就可以平步青雲。

一個不著調的人，因著後台硬而變成領導——這僅僅是事情的開頭，最可怕的是他一旦坐上了領導的交椅，沒有人可以搬倒他，即使他犯了天大的錯誤。段總在「有一說一」節目選秀的黑幕被嚴守一和伍月揭發後，他沒有任何的膽怯，反而向嚴、伍發出威脅，最終把他倆趕出電視台——這一切又說明了什麼？不就是後台 嗎？在選秀的這一檔子事上，嚴守一、伍月作為揭破了黑幕的人，反而成為失敗者，最終都給自我「放逐」了……，伍月去了南方，嚴守一到了愛沙尼亞，誠如主題歌所言：「一切太殘酷」！

要理解《手機》裡「一切太殘酷」的主題，得需要研究費墨的「狼羊論」。在36集戲裡，前20集裡的段總對於嚴守一都是笑臉拉攏，一再用「知己」的話和嚴套近乎，正如他自我表白「從不擺譜」。我的問題是：他作為嚴的頂頭上司，有個必要嗎？回答是：「絕對有！」

《手機》裡的人物故事雖然以「有一說一」展開，但是，你研究全劇，除了奶奶和張小柱外，所有人都心口不一，因此，《手機》中的人物是「套子裡的人」，偽裝是 絕對需要的。在戲裡，段總絕對是一個狼，但不是張牙舞爪的狼，而是一個「批羊皮 的狼」，用費墨的話講，這樣的狼更危險。「狼裝成了羊，為的是好吃羊，所以，狼未必是狼。」「羊要不被狼吃，就裝成狼，所以，羊未必是羊……結果，羊越來越不像羊了，也不吃素了，想吃狼……」此論推至極端處，無非是說，動物的社會也是有秩序的，而人的社會「一」（「道德底線」）的失守，造成了「一切都太殘酷」的現實。@

（未完待續）

原載《自由聖火》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