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2日訊】我此前沒有聽說過倪玉蘭。這位漂亮、堅毅的女律師，1978年考入北京語言學院，在中文係獲本科學位，後來又獲得中國政法大學的本科學位。她年輕時在鮮花花叢中笑容滿面的照片，我們許多人的相冊中都有相同的一張。1986年開始她從事律師工作，曾在中國國際貿易總公司擔任法律顧問、正義律師事務所擔任律師。而如今的倪玉蘭只能在輪椅上坐著，而且露宿街頭——在朋友的資助下，她們夫婦在皇城根遺址公園支起了帳篷，那就是她的生活和工作天地。她是這部新近完成的紀錄片《應急避難場所》的主角，導演何楊。

何楊是北京電影學院的畢業生，曾經在北京電視台做紀錄片欄目的編輯。2003年秋天，是何楊找到我，介紹了胡傑先生的《尋找林昭的靈魂》。

在進入正題之前，先說幾句。當然我們對於受害者抱有天然的同情心。那些人們無緣無故禍從天降，生命受到巨大戕害，家庭財產被掃蕩一空，在火車上睡覺被人突然戳幾刀，在等紅綠燈的時候遭遇撞車，報紙上經常登有這樣的事情。對這樣的無辜的不幸者投去關注，表明我們身上人性的力量尚存，當我們體驗到同情時，是對於我們自身人性的肯定。同情是我們作為人的「底線情感」。

然而有另外一些人，她/他不僅僅是被動的受害者，她/他們是在這個世界中的行動者，他們對於這個世界遠非無動於衷，而是向來積極投入和熱心參與。某種災難的降臨，甚至是他們自身的所作所為引起的，是他們自身行為的結果，是因為他們的爭取、抗爭、不屈——他們以自己的行為，釋放了極富意義的精神和道德價值。因此，在她/他們承受著自己行為結果的同時，這個世界也因為她/他們，呈現了不同的面貌，賦予新的光彩。這就是古典意義上的「英雄」。

英雄有看得見的行為。她/他們對於這個世界表現出慷慨大度，她/他給予這個世界的，遠非這個世界提供給他們的要多得多。我們對於英雄，所能報之的，就不僅是同情，而是尊重和敬重。如果說，同情觸及我們身上柔弱的部分，那麼，尊重和敬重這類情感，便煥發了我們身上富有力量的部分，召喚著我們本身對於這個世界的決心、期待、嚮往和行動。

而倪玉蘭就是這樣的當代女英雄。因此，當我們傳頌倪玉蘭的故事，不僅是她如何經歷了酷刑，被五花大綁地捆起來之後，繩子還要往上拉，只聽得「肋骨嘎巴嘎巴響」；不僅是她被人用膝蓋死命擠壓她身上的各個穴位，表面上不露痕跡，但是卻疼痛得讓人生不如死；不僅是她被摔碎的水杯割大腿根，「它是很鈍的，不像刀子一割就是一個口子，他割了我很多次」，她說，乃至很多年之後才能痊癒；也不僅是她最終被打得腿萎縮，至今無法站立。那是2002年的事情。

片中的倪玉蘭律師對著鏡頭清晰地記得申奧成功是在2001年7月13日，接著就是一場大規模的拆遷。2002年4月23日拆到西城區大四條55號趙家，趙是倪律師的鄰居，作為街坊她與很多人都去聲援了。倪律師在人群中拿了一部相機，悄悄地在一定距離之外進行拍攝。拿著機器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因此，在眾多聲援的人們中，只有她一人被抓進派出所。本來說是治安拘留十天，可是一直沒有放她，直至2002年11月27日，她因為「妨礙公務罪」被判刑一年，同時吊銷律師執照。

2010 年6月3日下午，我去皇城根遺址公園看望了倪玉蘭律師，她告訴我，這個所謂「妨礙公務罪」寫在字面上的指證有兩條，一條是「在拍攝現場拍照」，另一條是「擾亂辦公秩序」（即在辦公室大喊大叫）。後一條即是前面所說的，在對她施行酷刑時，她疼痛難當，只有大聲喊出自己的痛苦。難道一個人在經歷非人的痛苦時，不允許叫出聲來？面對這麼一個柔弱的美麗女人，需要什麼樣的心腸，什麼樣的鐵手，才能夠打得下去？被她「擾亂」的這個「辦公室」，不是她自己要來的，她不可能自己跑到某個公共機構去妨礙別人的公務，而是有人將她從街坊鄰居的拆遷現場捉到了這裡。對一個手無寸鐵的女性，如此揮動拳頭、大動干戈，這有什麼威風而言呢？

這個為之讓路的「奧運」早已經舉辦完了，那些因為奧運而遭遇強拆人們的痛苦，也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這之後發生了許多事情，因為拆遷引起的矛盾在今天越演越烈，引起了民眾更為廣泛的不安和抗議。但是不能因為早些時候發生的事情，就可以淡化和忘卻。實際情況是，正是因為更早時候人們的容忍，覺得那些事情離自己還很遙遠，有人甚至會覺得為奧運所做的一切事情和任何方式都是可以接受的，於是事情一點點發展成為今天這樣。

從此倪玉蘭的噩運就開始了。03年刑滿釋放之後她開始為自己的不平遭遇上訪。她從一名「律師」，進而成為「維權律師」，進而成為「訪民」。而她又是一名特殊的訪民，她是他們當中精通法律、有智慧、有見識的一位，因而贏得了眾多訪民的信任和愛戴，她替他們出主意，幫助他們理性地、和平地爭取自己的利益。這固然會招來進一步的記恨，被說成是「出餿主意」。

2008年，倪玉蘭位於西城區的家遭到了數次強拆，倪玉蘭再次被弄到派出所，對她的毆打、虐待仍在繼續。我不想重複倪律師的全部遭罪，如果將它們寫下來，我自己就要再承受一遍，這個令人痛苦。影片中關於這方面的內容有敘述，總的來說，還是比較克制的。不能迴避的是後來導致她再度入獄的原因：在她已經被警察拽掉褲子的情況下，一名警察當著她的面掏出了生殖器，把尿撒到她身上。她不能喊「警察耍流氓」，只能喊「警察打人」。來人之後，這個警察反稱她「踢打警察」，因為這一條，她又被判入獄兩年，今年4月份才從監獄出來。片中的導演也是採訪者何楊問道：這個人需要枴杖才能夠站立，她怎麼可能將警察踢傷？

同樣又是「妨礙公務罪」！這個罪名放在別處，可以令當別論；然而放在倪玉蘭律師這裡，這甚至不是對於她的懲罰，而是對於她的加冕——這位女公民除了與警察起衝突外，她在其餘一切方面，都是經得起考驗的，至少從法律的角度看是純潔無瑕的。她兩次被帶到派出所都是在鄰居和自家的被拆遷現場。無論如何，倪律師在家園被拆的現場，都不構成「犯罪」，不構成法律懲處她的理由，不構成讓她去坐牢。拍照能算嗎？那麼餘下來，她主要的「犯罪」地點，便是在派出所裡？而堂堂「派出所」，怎麼會成為公民觸犯法律的場所呢？怎麼會成為這麼危險的地方，致使一個公民不止一次地在此獲罪？

這個倪玉蘭特別了不起。她的「妨礙公務罪」，換句話來說，是對加在她身上非人做法的抵抗，是不屈服於那些不講理的勢力，那麼，她就是「不服從」的罪、「不低頭」的罪、「不配合」的罪。她絲毫沒有危害社會，沒有危害他人，她沒有任何這方面的記錄，她只是被認為對警察（及他們所要執行的公務）構成了「危害」。一句話，小小倪玉蘭，是因為與穿制服警察的「犯難」，才將「罪犯」二字烙在了自己身上。

她告訴我，08年被收進監獄時，作為「囚犯」她們要給管教寫信，稱對方為「尊敬的警官」，她卻寫道，「我是被稱作罪犯的，倪玉蘭，我本無罪」。與以往每回一樣，這再一次給她帶來不服從的懲罰。她的枴杖被拿走，多次被迫在地上爬行，受到當眾羞辱。「假如你不是這樣做，他們便不會那樣對你，對不對？」我問。她第一次表現出茫然的神情，好像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倪玉蘭，她的父親是1949年前學法律的，母親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她的丈夫是一位退休中學老師，目前始終守候在她身邊。她的女兒在讀大學，孩子也跟著受了不少罪。——不，前面說過，我不說倪玉蘭的受罪，不說她的痛苦。她是一個目光如炬的女性，一個仗義執言的女性，寧折不彎的女性，一個高潔和驕傲的女性。她目前在公園風餐露宿，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艱難，難道不仍然是一種抗爭的方式？

感謝紀錄片導演何楊，是他將這位非凡女性帶到我們面前。與這部《應急避難場所》差不多同時完成的，還有《吊照門》，主角同樣是維權律師——唐吉田和劉巍，滕彪等律師在鏡頭之前有精彩的言論，在此一併推薦。劉巍律師是倪玉蘭二審時的辯護律師，這也是一位有決斷、有擔當的女性，在這兩部影片中劉巍律師都有「出演」。

2010年6月7日

──轉自崔衛平博客 (//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