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國際流行到中國大陸去做器官移植手術，其特點是在大陸無需花費等候器官的時間，所需配型的器官幾乎是隨要隨到……
一些國際醫學界專家稱大陸存在龐大活體人體器官庫。
《長春城市晚報》二零零六年三月四日報導了一則離奇的百里「摘心」術。二月二十七日，浙江二十八歲的心臟病人謝抱時，在弟弟陪同下乘飛機來到吉林大學第二醫院。入院檢查後才發現，他患的是「終末期擴張性心肌病」，必須馬上做心臟移植，否則性命不保。可上哪去找願意把心臟捐獻出來而自己去死的人呢？
第二天就找到免疫匹配的心臟
報導沒有透露心臟的來源，只說醫院在第二天就找到了免疫匹配的心臟。「二十八日早上十點多，吉大二院腎病內科主任苗里寧，乘救護車趕往距長春五十公里外的地方去取供體心臟，十分鐘就摘下一名男子的心臟，放在專門的心臟冷凍保護液中，然後以一百八十公里的時速趕回吉大二院，三小時後，那名男子的心臟就在謝抱時的體內跳動起來了。」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南方日報》在報導轟動全國的齊齊哈爾第二製藥廠的「亮菌甲素」假藥造成數十人死亡的同時，還報導了中山三院肝移植中心如何搶救中毒患者的事。
報導說，五月十六日，專家在會診後給中毒患者任貞朝開出的治療方案是：馬上進行肝腎聯合移植。「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僅隔一天時間，省外就傳來好消息——配型與病人吻合的肝腎找到了。十七日下午六時，肝腎被火速空運到了廣州。八小時後，手術順利完成。」。
國際需數年等待合適肝臟腎臟
就在普通民眾為這些神奇高效的移植手術感到欣慰高興時，國內外的醫學專家們卻疑惑深重：作為常規外科手術，器官移植技術本身並不難，難點主要在於匹配器官的找尋。國際社會上要找到一個合適的肝臟腎臟一般要等好幾年，為什麼「找尋奇蹟」卻在中國頻繁發生呢？中國人口多並不是關鍵原因，因為不同人種中的器官匹配機率是一樣的，哪怕人群基數大，但最終能匹配的器官數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況且中國人即使死了也要保留全屍的傳統觀念，恰恰是最阻礙器官移植的因素。
中國實際移植量遠比美國多
根據官方公布的每年移植數量，中國已成為美國之後的第二大移植大國，據「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學會」主任委員陳實介紹，截至二零零五年底，中國已累計開展器官移植八萬五千多例，其中腎移植七萬四千多例，肝移植逾萬例，心臟移植四千多例。特別是二零零二年以來，中國移植業迅速發展，每年開展的器官移植手術超過一萬例，二零零五年達到了創紀錄的一萬兩千多例。
然而很多國際醫學專家稱，中國實際移植量比美國多很多。二零一零年三月，《南方周末》記者在《器官捐獻迷宮》採訪中山一院副院長何曉順時得悉，「二零零零年是中國器官移植的分水嶺。二零零零年全國的肝移植比一九九九年翻了十倍，二零零五年又翻了三倍。」而官方公布的數據二零零零年只比一九九九年翻了一倍多。
註1： 數據來源於大陸非官方「諾華腎移植登記網」和「範上達肝移植登記網」的不完全統計，加上被官方隱瞞的外國遊客等，實際數量可能數倍於此。
註2：
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美國器官資源共用網絡（UNOS）顯示，九萬一千六百七十一人等待器官，僅一萬四千人找到供體。據大陸媒體報導，目前中國有一百五十萬名尿毒症患者，每年僅八千人接受了腎移植；在五百萬盲人中，每年僅有一千二百人接受了角膜移植；在三千萬人肝硬化患者中，每年肝移植僅三千多例。中國器官短缺現象比美國嚴重數十倍。
註3：
中國在評定考核三甲醫院時，要求必須完成五例以上器官移植，目前大陸獲得三甲等級的醫院近二千家，幾乎每個大中型城市的主要醫院都是三甲，醫院為了名利雙收，對移植手術趨之若鶩。
註4：
目前30％的美國人願意捐獻器官。在西方，當公民申辦駕駛執照時（相當於中國的身分證），需要回答：「如果你遇到車禍或因其他原因死亡後，是否願意捐獻你的器官？」若簽字同意，其駕照上就會印個「紅心」標記，一旦腦死亡發生，醫院馬上就可摘取其器官以救助他人。然而在中國等亞洲國家，由於文化差異，哪怕是被槍決的死刑犯，人們也希望自己或親人能「保有全屍」，以示對生命對天地的尊重。幾年前日本曾對七千萬日本人進行器官募捐，只有七個腦死亡者願捐器官。即使在西方文化的澳大利亞，二零零三年也只有一百七十九人捐贈器官。
註5：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中國器官移植學會主任陳實在廣州會議上的講話：「中國目前的活體腎移植的比例還不到1％，而且全部來源於親屬之間的捐贈，非親屬之間的捐腎活體腎移植手術幾乎等於零。」十三億人口的中國，那時「只有十七宗腦死亡捐獻」。真實器官來源，中共一直忌諱莫測。
註6：
由於器官短缺，各國政府規定應優先保證本國公民的需求，然而在器官嚴重短缺的中國，大量寶貴器官被醫院謀求暴利而販賣給外國人。《鳳凰周刊》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刊登的〈全球器官移植大調查——數萬外國人赴華移植器官調查，大陸成全球器官移植新興中心〉一文稱，「據不完全統計，僅近三年，就有三千多名韓國人赴華移植器官，而其他國家和地區在華移植器官的人數每年也在一千人以上。」
註7：
大陸各家醫院在不同時期收費不一樣。據《鳳凰周刊》二零零六年報導，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移植費用從二零零四年的三點二萬美元升至二零零五年的四萬美元，而國際移植（中國）網路支援中心腎移植六萬多美元，肝移植十萬美元，肺和心臟則要十五萬美元以上。
大陸換腎跟買豬腰子一樣容易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華夏時報》報導了一則新聞：「四十八小時兩次換腎二十二萬換來財命兩空」，患尿毒症的安徽阜陽四十九歲的薛燕林，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住進了北京市海澱醫院移植中心，九天後的二十八日下午，醫院從外地取回腎源。在只做了血型和群體反應性抗體（PRA）測試、而沒做淋巴細胞毒交叉配型試驗，以及人類白細胞抗原系統（HLA）等檢測的情況下，當晚十時十分薛被推進了手術室，直到十一點主刀大夫韓修武才從內蒙古赤峰趕回北京，匆匆進入手術室。
四小時後薛被推出手術室，韓修武說：「手術不太理想。」第二天上午九時做B超檢測，確定腎移植失敗。據薛的丈夫盧曉星說：「當時壞腎沒有取出，因為韓修武當天還要去昆明做手術，他說那裡還有腎源，他說三十日從昆明帶回另一個腎，到那時直接把壞腎取出，換上新腎就行了。」
十二月三十日，薛燕林因心臟病發作被緊急搶救。當晚十一時左右，韓修武帶著腎源從昆明回到醫院，十二點韓修武對薛燕林施行了第二次腎移植，還沒等手術結束，韓修武就宣布：換腎又失敗了。一個月後，在花光二十二萬醫藥費後，薛燕林含淚離世。
事後據律師調查，「海澱醫院移植中心」根本沒有在北京市衛生局登記，屬於非法行醫，然而僅韓修武一人就做了四百多例腎移植。人們議論紛紛：「在國外要苦苦等待三年的寶貴腎，在海澱醫院卻跟買豬腰子似的，第一個腎花九天就找到了，第二個腎直接到昆明去拿就行了。這不奇怪嗎？」
前些年大陸影視紅星傅彪曾先後兩次在北京做肝移植。第一次在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確診為肝癌，九月二日就在北京武警總醫院接受了肝移植，找肝時間最多一周。二零零五年四月中，傅彪被查出肝癌復發，遂在四月二十八日在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做了二次肝移植手術，從病發到移植手術也只有一周多。然而在被掏空了上百萬家產後，年輕的他撒手人寰。
如此快速草率做移植手術的現象在大陸非常普遍。據《三聯生活周刊》〈器官移植立法之難〉一文報導（//www.lifeweek.com.cn/2006-04-17/0005314976.shtml），上海長征醫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華表示，「長征醫院二零零五年完成一百八十一例腎移植和一百七十二例肝移植，其中接受在地下醫院器官移植失敗的患者二三十例，這是非常可惜的經濟損失和供體浪費。」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陽也表示，該中心接收的二次移植病例占器官移植總量的10～20％。文章還透露說，「中國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衛生部系統」，言外之意，是在司法和軍事系統。
器官比死囚多，官方六次改口
關於大陸器官的來源，中共官方前後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說法。早在三十年前就有中國醫生在聯合國指證中共當局盜用死刑犯器官，但中國外交部一直矢口否認，直到二零零五年七月，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世界肝臟移植大會上才首次承認：中國多數移植器官來自死刑犯。十一月七日的世界衛生組織（WHO）會議上，黃潔夫再次公開承認中國絕大多數移植器官來自於死刑犯。
然而二零零六年三月，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記者會上慎重宣布：「有關中國存在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進行器官移植的情況，完全是謊言。」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日，中共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公開表示：大陸器官「主要來源於公民在去世時候的自願捐贈」。到了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一日，毛群安才承認中國摘取死刑犯器官。從那以後，中共一直咬定大陸器官主要來源於死刑犯。
從中共官方六次改口辯護中，人們看出了癥結所在：大陸死刑犯人數遠遠少於器官移植所需的供體人群。大陸官方公布每年實施全肝移植四千例，（實際數據可能還會多出三至四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來算，也必須從三至五個人中才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器官，那四千個肝臟就至少需要從一萬二千至二萬個死刑犯中挑選。
然而據國際人權組織調查，中國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在二千人左右，即使全部用上，也只能讓二千人做肝移植，其餘的人從何得到肝臟的呢？就算大陸每年處置一萬名死刑犯，面對各省市法院的地方保護主義，加上直到二零零六年後才開始建立全國器官－病患資訊網，假如一個在山東的病人需要某種HLA類型的肝臟，即使新疆有個被槍決的死刑犯具有匹配的肝臟，沒有器官聯網資訊，人們怎麼知道新疆有器官呢？又如何在十五小時內把肝臟從一個新疆人身上移植到一個山東人身上呢？大陸移植界公認中國器官浪費率很高，如何來解釋這麼大的移植量呢？
由於器官來路不明，儘管中國移植醫生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在國際性醫學期刊上卻很少有中國醫生的論文，因為國際器官學會曾發表過一個三頁長的文件，公開質疑大陸來源不明的器官很可能與罪惡相關。
其實早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中共頒布了《關於利用死刑罪犯屍體或屍體器官的暫行規定》，從而展開了以法院為主導的死刑犯器官利用流程。醫院想獲得器官，就必須得到法院及其領導下的一整套司法系統的認可。當法院判決犯人死刑時，醫院就會提前到監獄給犯人驗血，以獲取其器官資訊。到了法院的法警執行死刑那天，檢察院還要派人現場監督，所以醫院還要獲得檢察院的默認。
黃潔夫隨手調來兩個「死刑犯」
只要隨便查查大陸媒體公開的報導，就能發現中共所說的「死刑犯」非常特殊。據「烏魯木齊在線」（//www.wlmqwb.com/wlmqwb/map/2005-10/11/content_26276.htm）和新浪網（//news.sina.com.cn/s/2005-10-03/11557091937s.shtml）報導，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隨同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幹參加新疆自治區成立五十周年活動時，順便在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演示了一場移植手術。
當黃潔夫在打開四十六歲的肝癌病人姚樹發的腹腔後發現，這個肝正好適合做他夢寐以求的自體肝移植：即切下患者肝臟，在離體情況下切除癌組織後，再將肝臟植回患者體內。據說全球只有德國、美國、法國、日本四個國家能做這種高難度外科手術。
於是他讓人縫合好刀口，並馬上聯繫位於廣州的中山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和位於重慶的第三醫科大學西南肝臟醫院醫治中心，分別讓他們準備一個備用肝來，以防自體移植失敗。「二十九日下午六點三十分，匹配的肝臟就由重慶運來了！廣州中山醫院的三名醫護人員也帶著轉流設備和一個肝臟火速趕到新疆！」
黃潔夫的手術從二十九日晚七點一直做到三十日早上十點，在觀察二十四小時後，黃宣布手術成功，不再需要備用肝臟了。衛生部二零零六年發布的「肝臟移植技術管理規範」規定肝臟冷缺血時間不超過十五小時，那從重慶和廣州運來的兩個備用肝只能是兩個大活人，否則別說從尋找肝臟開始，就算手術開始到四十小時後才能知曉的自體移植是否失敗，事先摘下來的肝臟早就失效了。奇怪的是，這兩個來自重慶和廣州的死刑犯為什麼剛好都在這一天被宣布處死，而且被隨便拉到新疆執行死刑呢？中國監獄、法院、醫院又存在怎樣的勾當呢？
巨大隱形天然器官庫
這樣的實例還很多。據《廣東醫師》報導，廣東省器官移植中心的陳規劃「在當院長後，依然每周要做四、五台肝移植手術，而且手術一般選在晚上。僅二零零五年一年他就完成二百四十六例肝移植，累計達到一千例。」這樣算來，陳規劃幾乎每天上班都要處置一名「死刑犯」，而這名死刑犯的器官類型剛好跟陳規劃當天病人需要的組織匹配，天下哪有這樣巧的事天天發生呢？
像陳規劃這樣幾乎天天處理死刑犯肝臟的移植大王還很多。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總醫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長沈中陽，早在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七日就完成了一千六百例肝移植，居世界前列。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仁濟醫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強更是自白的說：「對肝移植我是著了魔的。我現在簡直像上癮一樣，每周至少做二至五台肝移植，失敗了也不怕，認真總結分析，第二天就會繼續做。」他哪去找這麼多死刑犯呢？
由於器官移植要求時間短、匹配難度高，在世界各地都是病人等器官，一等就是好幾年。據美國衛生部報告（www.organdonor.gov），在美國等待腎平均需要一千一百二十一天，肝七百九十六天，心二百三十天，肺一千零六十八天，胰腺五百零一天。在二零零零年前的中國移植界也是這樣。然而二零零零年後，特別是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六年四年間，大陸移植數量呈現蘑菇雲似的巨大增長，由於器官來源充足，等候時間也大大縮短。
國際醫學專家根據大陸器官市場的奇異現象分析，認為大陸一定存在龐大的地下人體器官庫，甚至活體器官庫，就是有事先都已驗好血型和做好相關資料檔案的活體器官供應者，在市場上獲得器官「需求」之後，這些活體器官供應者就被送入「醫院」（屠宰場），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器官市場上「隨叫隨到」的超短的等候時間。
在中國無法獲得法律保護的法輪功學員、中國勞教所囚犯、社會流民、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等都可能是這個地下組織盜賣器官的目標。
近十年來，國際上流行到中國去做器官移植手術，特點是在中國大陸無需花費等候器官的時間，所需配型的器官幾乎是隨要隨到。
官方網站：一周可做腎移植
比如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在其網站上公開宣布：他們那做腎移植，最快一周，最慢不超一個月，而肝移植也一樣。醫院紀錄顯示，二零零五年病人平均等待肝移植時間為兩周。上海長征醫院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更快，平均等候供肝時間為一周。
上海長征醫院網站網路截圖。
異常短的器官等候表明存在意外的器官來源。瀋陽一醫生在談到隨處可見的賣腎廣告時表示，「我們器官來源很充足，根本不需要理那些賣腎廣告。」
然而二零零七年後情況急轉直下。在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日《南方周末》的〈中國叫停「器官移植旅遊」〉一文寫道：「從新年後到現在，近半年過去了，這家號稱亞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總共才做了十五例來自親屬間的活體肝移植手術。而在二零零六年，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創造出了一年完成六百多例肝移植手術的紀錄。『主要是沒有供體。』（中心副主任）朱志軍無奈地看著手術數量直線下降。他認為，目前的困境源於最近關於器官移植一系列法律法規的頒布。」言外之意，以往大量充足的死者供體突然沒有了。
零三至零六年發生了什麼？
為什麼原本充足的器官供體一經整頓一下就沒了呢？中國肝移植註冊網（www.cltr.org）統計了最近十七年來全中國從事肝臟移植的醫療機構的移植數量，其中包括三十五個國家級移植中心和四十五家省級中心。
數據顯示，大陸移植一直呈上升狀態，但在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六年間，來自死者的器官突然成倍增加，使移植數量呈現蘑菇雲一樣的爆炸式膨脹，然而到二零零七年突然減少了一半。人們不禁要問，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六年這四年間發生了什麼？二零零七年又發生了什麼呢？
最近法輪功學員辦的明慧網發表了一篇調查報導：〈「死刑犯」撐不起中國器官移植市場上的蘑菇雲〉，系統翔實的分析了在每年變化不大的普通死刑犯之外，在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六年期間，中共利用偷盜法輪功學員器官，才有了這四年移植量的大爆炸。隨後由於國際社會的強烈呼籲，中共不得不收斂以往的肆意妄為，並在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開始實施《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暫行規定》。
如今外界還不能斷定中共是否已經停止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但諸多證據和疑團讓全世界意識到，揭開大陸器官黑幕已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了。
香港法輪功學員在呼籲制止中共迫害的遊行隊伍中，展示黑龍江法輪功學員王斌遭活摘器官的事實。（AFP）
器官移植技術簡介
一九五四年底，美國波士頓的默里醫生成功完成世界首例同卵雙胞胎之間的活體腎移植手術，使病患多活了八年，至今全球已有七十餘萬絕症患者接受過器官移植治療。
●《赫爾辛基條約》：器官不能買賣
一九七零年代國際社會制定了《赫爾辛基條約》，明確規定器官不能買賣，不少國家還制定了器官移植法，嚴格規定判斷腦死亡的醫生與參與移植的醫生是兩套系統，以防為了移植器官而任意判定腦死亡，然而大陸至今沒有完善的腦死亡判定等相關立法。
在捐獻的器官中，除親朋好友間的活體捐贈外，國外供體主要來自腦死亡者：即全腦功能不可逆轉的永久喪失，但仍被維持呼吸，因為當人停止呼吸十五分鐘後，其器官就會隨之死亡而無法用於移植。要保證移植成功，首先得及時將器官保存在特製的低溫灌洗溶液中，並必須在有效的缺血時間內完成移植手術，一般腎臟的冷缺血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肝臟不超過十五小時，心臟不超過六小時。
●人體天生免疫機能對外來器官排斥
由於人體天生的免疫機能，能對外來「非己」器官加以識別、控制和消滅，從而導致移植失敗。
人體主要有二大類抗原：ABO血型和人類白細胞抗原（HLA），他們之間能組合形成兩百多萬種不同的抗原。除非同卵雙生子，人群中很難找到完全匹配的供體和受體，目前臨床上只要HLA基本匹配就可做移植手術，但術後必須終生大量服用皮質激素和免疫抑制劑。在中國大陸，平均腎移植手術費十五萬元人民幣，但以後每年還需花費十多萬元的維持藥費，一旦停藥就會導致器官死亡或人體死亡。
●移植前需要做的匹配測試
移植前需要做的匹配測試包括：一、血型要相容；二、淋巴細胞毒性試驗必須是陰性，即細胞殺傷率應小於10％；三、群體反應性抗體（PRA）也應小於10％；四、人類白細胞抗原系統（HLA）：相同位點越多越好。
人體HLA類型有常見、少見、罕見之分，常見的HLA分型在三百至五百人就可找到一個相同者，其餘則是萬分之一、甚至幾十萬分之一的概率。據美國「全國骨髓捐贈計畫」（www.marrow.org）網站提供的HLA匹配資料，大約四千個捐贈者中有二百個能成為潛在的供體（匹配率5％），而在這二百個潛在供體中，只有大約四點五人能較完全的匹配（匹配率1％）。
由於手術後持續不斷的使用免疫抑制劑，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HLA不完全配型帶來的排斥反應，這為提高器官匹配率帶來了可能。比如腎移植一般需要六個點的HLA匹配，但大陸基本上有四個點匹配就可進行移植。目前大陸臨床移植界認為，直系親屬之間的器官匹配率為50％，普通人群為20～30％。
從手術難度來講，假如腎移植為十，心臟移植則為二十，肝臟移植高達六十，一般所說的肝移植都是全肝移植，因為肝臟移植難度較大，除非二零零七年後特別註明的親屬間活體肝移植。但由於肝臟是「免疫特惠器官」，相對而言容易匹配，故肝移植尋找器官最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