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9日訊】「四‧二五」已經過去十一年了，這看似平凡的一天卻展示著法輪大法與大法修煉者的形象。從象徵意義上講，大法與大法修煉者在這一天正式的走上了世界的舞台；關於法輪功的諸多話題大都是從這一天被人們談起。「四‧二五」法輪功學員的萬人大上訪在一定程度上來講將是人類永恆的話題，他給世人留下的精神財富將是永遠的。
隨著法輪功真相的廣傳和知情者的不斷披露，中共構陷法輪功，以至造成「四‧二五」法輪功學員的萬人大上訪，已經被世人完全知曉。我們結合中共對法輪功惡毒構陷的歷史、動機和手段，很容易得出結論，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構陷是史無前例的。
一、從歷史背景上審視
中共在中國出現以前的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由政府主導的對一群散佈於社會各個階層、只求做好人而遭到誣陷的事件。中共奪取政權及取得政權之後也曾在相當的範圍內，在不同的時期對待不同的個人或人群進行過誣陷。這樣的構陷無不基於兩點，就是中共的性質和中共的需要。關於由中共的性質造成的誣陷還可分為兩點，那就是中共內鬥的本質與中共的理論基礎。從中共信仰的共產邪惡主義上講，它要顛覆舊世界的理論基礎靠的是階級鬥爭，有了這個階級鬥爭做其理論基礎，中共誣陷他人時就極其容易了，用一個剝削階級的說法就對富裕的農民和資本家進行了定性；當然定性之後也就有了相應的處理手段。還有一種構陷，也是由中共的理論基礎決定的，那就是對有信仰者的構陷。中國人信神的歷史可以說和中國的歷史一樣悠久，可是只信馬列不信神佛的中共用一個「封建迷信」的說辭就把中國人的信仰給封殺了。
中共的歷史就是一個構陷的歷史。它在建政後對中國人進行的各種各樣的定性和打擊，涉及到所有它認為的異己，這當然也包括中共黨魁臆想出來的政治對手，中共都是用這種卑鄙的構陷手法對他人先栽贓後下殺手的。中共在對中國民眾的打擊中擴充著中國人的恐怖，它同時也在這種狡詐的構陷和異常殘酷的打殺中增加著自己的狂妄氣焰，並以此維繫自己的政權。
中共開放後，從階級鬥爭轉到了經濟建設上來了。它雖說不像以前那樣對廣大的民眾進行構陷後，再發動其他人對其進行打擊了，可是它的本質沒有變，它只不過把這種構陷轉換成了其它的方式，如把異議人士關進監牢，對六四學生打壓後用一句反革命暴徒和受到別有用心者的操縱就趕快把這一頁翻過去了。
中共在歷史上對中國人民的構陷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種類繁多，那是中共意圖打擊異己時對瞄準的對象所釋放的煙幕；構陷有多大，打擊就有多殘酷，而且打擊的程度要遠遠地超過其所構陷的程度。在中共媒體的全面配合下，幾乎所有的中國人都被迫噤聲，歷史上莫不如是。例如對法輪功學員誣陷為「自殺、殺人、自焚或剖腹找法輪」後，中共對法輪功的相應打擊就變成了「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這雖說是後話，但由此可以看出中共的本質。
中共對法輪功的構陷大異於以往。中共的階級鬥爭不再講了，它雖說信仰無神論，可是中共反覆修憲後已經明確在憲法上寫明中國人有信仰的自由了，對法輪功的構陷從何談起呢？法輪功分佈的階層和地域又是全方位的；這是一群修煉的人，是一群追求自身提高，按照真善忍的標準要求自己達到無私無我、先他後我的人，這是一個高素質的修煉群體。法輪功自身的純正，在廣大人民群眾中良好的口碑，以及他沒有組織的管理方式，都使得中共的構陷無從下手。要對這樣一群修煉的人進行構陷，中共為此將要付出的政治成本是什麼？構陷不好是會喪失民心，從而危及其政權的。
法輪功的迅猛發展尤其令中共內部意欲打擊法輪功的那一夥人驚恐。據中共統計，修煉法輪功者是在七千萬到一億之間，遠遠高於中共黨徒的人數。如果按照中共歷史上對劃定的中國人迫害時所佔的人口比例來看，也已經超過了極限。歷史上中共迫害中國人時，大都是採取把被打擊的人數限定在中國總人口5%的範圍之內，這樣才能保證它打擊少數人以恐嚇大多數人的目的，而法輪功學員的修煉人數卻已在5%到7.7%的幅度之內。按照中共的整人方式和實踐，法輪功要是再發展下去，那時想打擊可能就已經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從這個角度上看，中共要對法輪功痛下殺手已經到了十分著急的地步。
二、構陷者的心理剖析
六四血案中，江澤民憑力促鎮壓學生獲取中共元老們的歡心而得以入主中南海。在中共的政治鬥爭中擅觀風向的江澤民並不是一個有德有才的人，他還是一個小肚雞腸的人，對人大委員長喬石恨之入骨，因為如果不是他在六四血案中投機的話，中共選擇的領導人很可能就是喬石了；喬石的威望要遠遠高於這個假冒烈士子女的江澤民。另一方面，江澤民對朱鎔基的威望也耿耿於懷。眾所周知，朱鎔基在反貪腐問題上的態度和他治理經濟時的強硬手腕，可是江澤民對他的處處掣肘也使得他無可奈何。
鄧小平對江澤民的態度，可以從他提前為江澤民選擇好胡錦濤作為中共的儲君中看出。如果說江澤民前期因為鄧小平的存在而無法施展手腳的話，鄧去世後，他處理國事的本領也是一樣的臭不可聞。以九八年長江洪水來說，本來可以在荊江分洪區瀉洪，以緩解水位過高的問題。可是江澤民聽信算命者的傳言，說江堤不可自決，因為他自己姓江，他下令決堤的話，那就是自掘墳墓。所以江澤民視下游民眾的死活於不顧，強令不許決堤，致使發生長江下游主幹堤決堤，洪水泛濫，民眾死傷無數，受災十分嚴重。
江澤民是一個喜愛作秀的人，面對政治上的毫無建樹，他也亟需找到一個可以樹立自己權威的國家大事來做。而毫無治國安邦之能的江到哪裏去建功立業以揚其威名呢？他需要一個極佳的可以使自己牢固掌握權力的「大事」來鞏固自己的權威。說句直白的話，江澤民此時真的就想無事生非，無論好事壞事，只要能使自己樹立絕對權威就行。
從另一個角度上看，江知道自己的權力不能得到更大的發揮，那樣就不可能在任期內極大地發展自己的黨羽，到時也只能下台交權了。這對有著戀權癖好的江澤民來說是非常殘酷的。要想做到到時不交權或有所保留的交權，那就得在任期內借自己的權力發展勢力。
心胸狹窄的江澤民自然妒嫉成性，這種妒嫉可不只表現在對同僚的妒嫉上，還表現在他對任何比自己優秀的人物的妒嫉上。靠「二奸二假」（可參看《江澤民其人》或呂加平先生的《關於江澤民的「二奸二假」和政治詐騙問題與要求調查的呼籲》）及對黨內元老的拍馬投機爬上高位的江澤民根本不會相信什麼道德信仰之類的東西，在他的頭腦裡只有權力。從一個特定的角度上看，江澤民是嫉善如仇的。所以，從最初江澤民聽聞法輪功所講的真、善、忍三個字開始，他就沒有對法輪功有過好感。
和真、善、忍相對的是江澤民的假、惡、暴。江澤民的「假」可以從國內學者、二戰史研究員呂加平上書中共中央的公開信上看出來，江澤民是以漢奸之身冒充中共的烈士子女的，並且在中共送他到俄國學習時又被蘇俄發展成了奸細，一個雙料漢奸，何談其真？江澤民的「惡」在他對六四學生的鎮壓中極力慫恿鄧小平出兵對待學生中也可看出。《九評共產黨》中有一段記載：江澤民有次舉行中外記者會，當一個法國記者問及一個女大學生因「六四」被發配到四川農場搬磚，當地農民多次強姦了她。江回答說：「我不知道你說的事情是否是事實。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應得。」江澤民的殘暴從中可見一斑。江澤民在香港大罵媒體記者的視頻經常能夠在互聯網上被人搜出，傳為笑談。江澤民的人格是極其殘暴的。
在中共體制內何止是江一個人的人格如此殘暴，在互相絞殺的逆向淘汰機制裡，最終能爬上高位並能穩掌權力者，大多是些心狠手辣之徒。中共的本質也只能衍生這樣的政治體制。在這樣的體制之下，加上江澤民的變異人格，必然有甚多趨炎附勢者。要想爬上更高的權位就只能走效忠江澤民的捷徑。
在中共的邪惡體制內，還有一個極不正常的現象，那就是要想享有更大的權勢，在黨內鬥爭中排擠他人，受到黨魁的欣賞和震懾對手，那就得敢於無事生非，並且要把這個「非」升到相當高的程度才行。就像中共的文革，不管多麼的荒謬，可是它就是發生了，而且持續了十年。十年之中世事該有多大的變化，可是中共文革小組的權力卻始終如一，成了左右時局的關鍵組織。再比如，前段時間的重慶「打黑」，薄熙來不打不行嗎？他要不折騰，他在十八大上絕對沒戲。他樹毛像的用意何在？講紅色經典的用意何在？那是中共內鬥中的必然反映。折騰得越狠，中共上層在動他時越要顧忌他的影響，同時這種狂折騰也為震懾對手發出了強勁信號。這種現象是極其邪惡的。
當年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幹走的也是這條路。他要進入下屆中共政治局常委，憑他的年齡已絲毫不佔優勢（他是中共上屆政治局常委中年齡最大的）。而要想在退下前把自己往上再拔一拔，他就必然要發揮他中共政法委書記的優勢。而其優勢的發揮就涉及到獵取一個更大的目標進行開刀，對這個目標的打擊一定要達到足以令所有人望而卻步的地步。
當然，羅幹獵取目標時也不是盲目的，他也在揣摩江澤民的心思。他非常明瞭江澤民的處境及心理，在這時他選中剿滅法輪功向江澤民獻上讒言，自然就能十拿九穩的獲取江的歡心和信任。只要江同意了，羅幹也便有了勝算的把握，同時也為自己下屆進入政治局常委鋪平了道路。
三、對法輪功的誣蔑、調查、定性、挑釁和構陷
羅幹出手之前，中共體制內就已經有人在借法輪功做文章了，徐光春便是其中的一個。江澤民曾說：「對徐光春一百個放心。」徐光春時任中共宣傳部副部長，曾於一九九六年指使手下在《光明日報》上發表誣蔑法輪功的文章。隨後中宣部屬下的新聞出版署也明令禁止了法輪功書籍的出版。中共內部的投機者給羅幹提供的機會和相關資訊是夠充分的了。
羅幹對法輪功的秘密調查始於一九九七年，但是一年調查之後，沒有發現法輪功任何違法違紀的事，相反調查者還一致對法輪功表達了充分肯定的言論。有相當一部份秘密調查者，也就是在調查法輪功時認識到了法輪功的價值，並從而走進了法輪功的修煉。
沒有發現問題當然就說明法輪功沒問題，何況這種調查都是在法輪功學員不知道的情況下開展的呢。可是，這樣的調查怎麼能使羅幹滿意？他哪能想到法輪功修煉是如此的純粹和超常？可是他妄圖利用打擊法輪功謀求更大權勢的想法，促使他對法輪功再次進行調查。然而，他在一九九八年開展的對法輪功的調查中，其用意就是不打自招的了，那就是先對法輪功進行定性，然後再根據這個定性蒐集證據。
在羅幹大肆對法輪功進行栽贓式調查的同時，他的連襟、中國科學院院士何祚庥充當起了挑起法輪功事端的急先鋒。何祚庥的科學院院士的身份已被國內的網友所揭穿，這個能用量子力學來證明「三個代表」的投機科痞，實質是中共安插在中國科學院的一枝筆。他在科學上毫無建樹可言，但是在主導政治方向上卻起著任何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共講戰天鬥地，他就講「人類無需敬畏大自然」；中共對煤礦開採造成的人員傷亡過多無法回應，他一句話就作了個概括：「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了？」在全世界都對「克隆」人提出倫理批評的時候，受無神論和進化論影響頗深的何祚庥，公開支持針對人類的生殖性克隆。
何祚庥真可以說是無知者無畏。就是這樣的一個所謂科學家，卻恰恰被他的連襟羅幹看中。他的院士身份為中共鎮壓法輪功尋找借口提供了一個極大的方便。何祚庥曾於一九九八年在北京電視台對法輪功展開攻擊。節目播出後，很多節目中的當事者紛紛去向北京電視台反應情況，指出節目內容違背事實。事後電視台領導說，這是建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失誤，並很快播放了一個表現法輪功修煉者煉功的正面節目作為更正。何祚庥的圖謀未能得逞。
然而，法輪功的迅猛發展使妄圖打壓法輪功的中共一夥坐臥不安。人數已經接近一億，再發展下去那就不可能進行打壓了。這些人雖然各懷鬼胎，但是總體目標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儘快對法輪功開展鎮壓，好以此獲得各自所需。可鎮壓的口實還得必須冠冕堂皇得拿得出手，因此，製造借口並藉此挑起事端，對這一夥邪惡之徒來說也就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
「四‧二五」之前，妄圖迫害者對法輪功的情況可以說瞭如指掌。一個方面是因為法輪功的一切都是公開的，一個連辦公場所都沒有的群眾性自發修煉組織，採取的又是鬆散管理的管理方法，想修煉就來，不想修煉就走，沒有名冊；包括所有的負責人也都是自願的，不想幹的話，連個辭職報告都不需要寫。這些中共都非常清楚。還有一個方面，羅幹已經密令各地公安對法輪功展開過兩次調查，更何況，當時的法輪大法研究會的李昌和前任會長葉浩又都曾是公安部相當級別的領導幹部，所以法輪功的情況，中共盡知。
當然，中共也知道法輪功對待造謠中傷的作法。以北京電視台為例，電視上已經播了對法輪功攻擊的謠言，那麼作為一個修煉者能坐視不管嗎？聽任造謠者不負責任的隨意攻擊，這顯然不是一個有良知的修煉人所選擇的。作為一個在大法中受益的人，他本著良好的願望去向電視台反映一下自己的真實情況能算是錯的嗎？那麼去的人多了，也不過就是想讓當事者瞭解一下事實而已，這就像「四‧二五」當天發生的上訪一樣，問題得到解決了，大家也就各走各的了。
這樣平和理性的反映情況在沒有任何人組織的情況下能達成一致，也是法輪功學員在修煉中面對有意的誣陷，經過交流而形成的一種共識。應該說這種共識是來自於法輪功的教導的。一個修煉真、善、忍的群體在面對強加的不公時，他們所選擇的最好的、也就是最符合真、善、忍的作法，就是這種和平理性的訴求了。
然而，中共卻偏偏在這種和平理性的訴求中看到了有空子可鑽。所採取的手段那就是先挑起事端，逼使這些大法修煉人形成更大規模的到中央上訪。只要能促成這種結局，這些人認為，在上訪的同時，那麼多的人發生一點意外的事故也很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即使甚麼事也不發生，就單單這一規模本身就可以隨意安上罪名了。這夥人的目的就是想藉此進行造謠和栽贓。
四、「四‧二五」上訪前後構陷者的應對
中共的安全保衛系統在世界上可謂是超一流的。這主要在於越是獨裁的政權越看重自己手中的權力，越珍惜自己的生命，同時它也最捨得為自己投資。中共建政這麼多年來，中南海始終是一個神秘的符號。要說社會上什麼動向，中南海基本上都是在第一時間掌握的，中共的公安和國安（以前也叫政保）在保衛中共中央方面是非常高效的。特別是這個國安，實質上就是中共在國內的特務機構。在中南海周圍發生任何一點異常，都會引起中共足夠的警覺。
可是，「四‧二五」這天，中南海卻像睡著了一樣。外面除了法輪功學員在靜靜的站立之外，絲毫看不出異常來。這本身就不正常。可是中共在後來的報導中，為了達到迫害法輪功的目的，竟然妄稱「四‧二五」事件是受到法輪功創始人的操縱才能這樣突然發生的。中共以為，自己把「憨」裝得越足，越能將它自己與它設置的陷阱把關係撇清。
法輪功學員在天津被抓被打的情況下，他們去反映情況，天津公安的說辭非常清楚：他們只是執行命令，而命令來自公安部，要反映情況請到北京去。命令來自北京公安部，中南海會不知道？是公安部在隱瞞，還是中南海在裝憨？或者是雙方合演的一出雙簧。
中共對法輪功將要進北京一事就是它逼迫的，怎麼會不知情？從中央台後來播放的錄影片中可以看出，法輪功學員從何處開車進京，從車站下車，從各路口向信訪局步行彙集，最終來到中南海附近，一切都被事先安排好的攝像機偷偷地監視並拍攝下來。天安門本來路障森嚴，但在法輪功學員來時，全部路障被拆除。中共為法輪功到北京上訪主動掃清了道路，中共的意圖真可謂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只不過它遮掩的手法高明一些罷了。
在中共密令各地公安對法輪功學員進行調查時，各地已經有公安在法輪功學員煉功時驅趕法輪功學員的情況發生了。那時，地方公安也只是採取放噪音或用水槍有意往學員身上噴水干擾煉功，可是直接運用警力把人打傷後再進行綁架卻是首次；而且這個命令直接來自於公安部。這能是一般的問題嗎？專為法輪功修煉者設置的陷阱就是這樣被中共一步步設計好了的。
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上訪，當然要去信訪辦了。國務院信訪辦在「西安門大街」，法輪功學員開始的時候也都是在那裏聚集。隨著來的學員越來越多，加上警察的指揮，他們也就自然的隨著警察的安排，站在了長安街、西四、西單、北海及就近的胡同裡。學員們當時只是站在了路邊，把人行道和盲道都留了出來。
不要說法輪功學員大都是外地趕來的，就是北京學員，警察在維持秩序，你能不聽從警察的調遣嗎？按理說，學員聽從警察的安排是遵紀守法的表現，根本就不存在因為警察的安排而把所形成的法輪功人群聚集的地方說成是什麼包圍中南海之類的說法。要是法輪功學員包圍中南海的話，他們肯定要有一個指揮者進行調度，最起碼也應該給法輪功學員說清楚。可是他們分明是在接受警察的指揮，讓站哪站哪，這能是他們的過錯嗎？可是中共卻把自己這種有意的安排所形成的對中南海的包圍之勢說成是「圍攻」，真叫人恥笑。
到下午的時候，在北京火車站有便衣冒充法輪功學員。說是接學員去信訪辦，將一批外地乘火車來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騙上警車。當有人發現不對頭不上車時，他們就凶相畢露，大打出手，抓了大批學員，不知拉到何處關押了起來。
一個學員的家人是中南海警備部隊的，傍晚時他接到家裏的緊急電話，讓他必須立即回家，說是警備部隊已經架起了機槍，再不回來有生命危險！筆者以前曾得到一個消息，說是在「四‧二五」之前，北京密雲縣內的學校已經進駐了武警，目的是顯而易見的。相信隨著時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證據會共同的指向中共設置陷阱構陷法輪功這一事實真相的。
中共一再聲稱自己在「四‧二五」之前不知情，怎麼能說得過去？中共的不知情，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要想構陷人家，它自己能把陰謀說出來嗎？
還有一位宣稱自己不知情的最高級別的人物，那就是江澤民。江澤民曾在回答外國記者時說，以前沒有聽說過法輪功，而是在「四‧二五」那一天才聽說的。這顯然是信口雌黃。往淺了說，江澤民在抵賴，往大了說，以前不知道，你怎麼就能在短時間內認定法輪功為×教？單單有上萬人到了中南海就構成邪教了？再者說了，法輪功在中國洪傳七年，各個社會階層的人都有人修煉，人數如此之多，喬石與中顧委的人搞的對法輪功的搞查早在九八年就呈遞到政治局了，你還說你不知情？那麼，你這個總書記是怎麼當的？連這樣的社會現象都不知道，閉目塞聽，這樣的話還能說得出口？
更為離奇的是，天津警方抓了法輪功學員之後，竟然能在電視採訪中信誓旦旦地說：天津沒有抓人！被抓的四十五人都是有姓名的，他們的名字可能被掩蓋一時，可是最終將被載入史冊。
當然這是後話，那麼，中共從上到下的一致抵賴，恰恰說明一個問題：中共對法輪功及法輪功學員的史無前例的大構陷已經形成。中共迫害法輪功的一幕已經開啟了一道窄窄的門縫。
「四‧二五」成了一個轉折，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善良與邪惡的對決就這樣被中共推向了人類歷史的最頂端。
五、史無前例的構陷
前文已經剖析，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大規模的對修煉人的構陷。就是在人類的歷史上，雖說也不乏統治者對修煉者群體的構陷，但是從其規模、對像、手段、方式和時間跨度上來看，都達不到中共對法輪功構陷的邪惡程度。當然，中共為了達到更加邪惡地迫害法輪功，在隨後的對法輪功的非法鎮壓中也完全是使用的構陷手段，可是與中共對法輪功非法打擊前的這次構陷相比，無論怎樣的邪惡，那也只是在對法輪功整體構陷的這個前提下進行的。與天安門自焚偽案相比，構陷的邪惡程度異常的慘烈，但那只是為了藉此加深世人對法輪功的仇恨程度。中共在一開始對法輪功迫害時的構陷是一個系統的構陷，像「剖腹找法輪、自殺、自殘」等自編案例的整理，可都是在中共最初開始的構陷中完成的。中共一開始鎮壓就把其所謂調查的公開數據公佈了出來，說法輪功導致人非正常死亡的人數是一千四百例，更無中生有地編造法輪功創始人斂財、改生日等欺世謊言。
歷史上羅馬帝國也曾出現過對基督徒的構陷，可是那只是在一個邪惡的獨裁者操縱下進行的。中共是以一個政黨的獨裁，操縱整個國家機器對法輪功進行構陷的。何況現代化的宣傳機器，以及中國人被中共幾十年洗腦的現實，都使得這場陷害達到空前的地步。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在人類歷史上，出現了兩種對立的社會形態。以共產邪惡主義為主導的社會，曾經佔據了半個世界。在共產邪惡主義的社會裏，因為其反天反地反人類的邪惡本性，使得它對人的生命極度地輕視。如果把共產黨當成一個邪惡的魔來看，就更容易看得清楚。它對神佛是仇視的，對正統的傳統文化也是仇視的，只有毀掉這個世界與真正的信仰一致的一切學說和思想它才能夠生存。它以進化論和無神論作為其理論基礎，對人類文明展開的是徹底的顛覆。它恐懼於人類的正信，所以一直用邪惡的說教強行對民眾灌輸，在暴力和謊言下維持著其自身的統治。
雖說經過百十年後，共產邪惡主義已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人民所拋棄，可是殘餘的邪惡為了有效地維護其統治，就必然用更為邪惡的手段對人民實施著恐懼。要是從這個角度上說，法輪功的信仰因為和它的教義大相逕庭，它就必然要採取構陷的手法進行消滅。這是這個邪黨的本性決定的。在它極度的恐懼中，它對法輪功構陷和打擊起來當然也就是不擇手段了。
如果要是把十一年來中共對法輪功的所有構陷全部結合起來看，那就更加地令整個世界為之震驚了。可以說，對法輪功迫害的一切借口統統都是誣陷，而迫害的邪惡程度竟然能達到活摘法輪功學員的器官進行牟利的地步，甚至在人沒有死亡的情況下把人投進火化爐！然而與之對應的，是在兇殘的迫害中法輪功學員表現出來的大善大忍，面對窮兇極惡的殘酷鎮壓，竟然沒有一例法輪功學員暴力相抗的事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在真、善、忍與假、惡、鬥的對決中，中共所使用的一切手段無不與假惡鬥相連，儘管其能夠操縱手中的權力，調動整個國家機器實施沒有底線的迫害，但是這絲毫沒有影響法輪功學員按照真善忍的修煉原則對待這場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迫害。法輪功學員憑著對真、善、忍的堅信，相信只要自己真正地做到了真、善、忍，所有的邪惡就會自行解體。他們凡事都從自己的心性上找原因，甚至在被折磨得死去活來時，還仍然在查找自己的不足。面對迫害他們的惡人，他們沒有任何的告饒和恐懼，只是平靜的對待，甚至為這些無知的人被邪黨利用而痛心。他們的大善大忍令一切迫害他們的惡人膽寒。雖然他們有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可是他們卻把一切坎坷當成提高自己心性的機會。中共的囂張氣焰在法輪功修煉者堅強的意志面前反而越來越走向沒落。
十一年的迫害中，法輪功學員就是這樣走過來的。當這一頁歷史翻過去時，世人將發現，他們留下來的這一段歷史就是人類永恆的參照！邪惡永遠不可能戰勝正義！法輪功學員給世人揭示出了真、善、忍的真正內涵。中共的構陷，只不過是成就法輪功學員威德的一個陪襯而已。在法輪功修煉者面前，中共什麼也不是。法輪功學員掀起的三退大潮正在解體著這個不可一世的邪魔。中共的徹底覆滅已指日可待，歷史的車輪正在輾壓著這個苟延殘喘的惡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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