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巴菲特共進午餐(4)

珍娜.塔瓦科莉(Janet Tavako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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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能力較差的經理人,投資功力深厚的經理人較少分散投資,績效也比較出色。華倫尋找的投資,需要具備長期的競爭優勢且處於穩定的產業,決策者還要抱持「從一而終」的展望。

華倫並不將企業區分為價值型或成長型;他找尋的公司必須能創造大量的現金流量,而且擁有無窮的營收成長潛力。

當市場以低價送給他一家績優企業時,華倫會感到欣喜,但是他也滿足於以合理價格收購這樣的企業。

在我們會面時,華倫的操盤績效都勝過「成長型」與「價值型」經理人。根據史福伯登公司(Sanford C. Bernstein, Inc.)針對共同基金產業於一九六九到二○○四年之間的操盤績效所做的調查顯示,價值型經理人的表現優於成長型經理人。

波克夏企業輕而易舉地擊敗兩者。舉例來說,波克夏在同期間的年化報酬率是24.1%,而價值型經理人的成績則是12.3%,兩者的年化差距是11.8%。不管從任何一段期間來看,波克夏的績效都遠遠超越共同基金(表2.1)。

戴維斯‧史文森(Davis Swensen)負責的耶魯基金(Yale Endowment)可能是比較理想的比較對象。

耶魯基金以投資精準聞名,在大型法人投資機構中名列前百分之一。在以二○○三年六月三十日為止的十年期間,該公司的私募資金投資的年獲利率是36%,主要來自其創投資金的投資。

但是耶魯基金的整體投資組合的報酬率是16%,在相同的十年期間,波克夏的報酬率是16.8%。

(從二○○三年六月二十日到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耶魯基金的年化報酬率是23%,波克夏同期間的績效則是10.8%。)一般投資人無法投資該公司的免稅基金,但是可以在公開市場中購買享有租稅優惠的波克夏股票。

此外,耶魯基金的規模比波克夏小很多。波克夏的投資組合規模比耶魯基金龐大許多,而且能在這樣的基礎上持續創造更高的報酬率。

華倫認為,管理資金的規模較小,比較容易創造較高的報酬率。耶魯基金的資產只有110億美元,而截至二○○三年六月三十日為止,波克夏的資產幾乎高達1730億美元。

我的建議是:利用電腦整理數據,找出低本益比(price-to-earnings ratio)且高資產報酬率(return on assets)的企業,並在符合這些條件的標的中找尋價值。

華倫說:「不,我不這麼做。」我重複道,這種搜尋方式可以節省時間,心裡想到我自己的投資組合。

時間慢了下來,華倫靜靜地望著我,眼光似乎暗了下來,就好像我們剛剛一直在慢跑,而我突然停下來繫鞋帶一樣。他正在等我。

必須在慢跑途中停下來等你的夥伴,可不是件好事,但如果他們能夠跟得上你的速度,你就會在原地跑步並耐心等待。

我在自己的記憶中打開一扇熟悉的門。葛拉罕說過什麼?如果你希望有「安全邊際」(margin of safety),那麼,如果某個無法預見的問題造成企業未來的淨利下降,該公司過去有能力創造遠遠超越所有必要支出(包括負債的利息)的獲利這項事實可以對投資人提供保障。

但葛拉罕並不十分支持任意選擇評量基準。一檔股票不會光是因為交易價格接近資產價值,就自然成為一項理想的投資—光是股價吸引人還不夠,企業本身在產業中的地位必須勝過競爭對手,財務狀態要穩健(負債低或在可以輕易控管的範圍內)而且擁有卓越的經營團隊(沒有哪一項財務比率可以反映這一點)。

這類型企業的長期基本優勢包括「令人滿意的本益比……至少可以在未來幾年內維持獲利。」葛拉罕並不將股票區分為「價值型」或是「成長型」,他知道價值與成長密不可分。

我最後終於了解華倫的意思。由於華倫見聞廣博,因此不需要依賴「系統」。他接著說,我也不需要這麼做。

我閱讀每一家企業的財務報表,高資產報酬率與低本益比有可能只是一時的扭曲現象,未必能真正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態。

我有足夠的經驗,自己可以找到機會。咻!我將一套我顯然不需要的工具丟到記憶宮殿的窗外。

華倫對企業及其財務狀態的深入了解,也有助於他找尋衍生性商品的投資機會。只有當華爾街犯錯、對衍生性商品訂出錯誤價格的時候,華倫才會出手。

華倫告訴大家,只有在衍生性商品的訂價錯誤時,他才會進行這類交易。他甚至在致股東的信中說明這一點。

他講求公平,不會設法占別人的便宜;他警告華爾街,如果有人跟他交易,那就是對方將價格弄錯了。

我了解這一點,但直到跟華倫見面之後,我才真正體會其中的道理。現在回想起來,我或許是在跟華倫見面之後,才真正相信這件事情。他很樂意地提供我相關的訊息。

華倫說:「(財務界的)每個人的智商至少都是140以上」—我想像在波克夏的電梯裡有一部碎裂機,會評量並淘汰所有未達這項門檻的人(而我之前只是擔心自己有沒有調整裙子)—但是智商高的人未必就是出色的投資人。

華倫是個絕頂聰明的博學者,但他並未將自己的投資成就歸因於這項因素;堅守基本的財務原則更加重要。華倫的長年夥伴曼格告訴他,他們兩人的共同挑戰是要保持穩定。

華爾街的衍生性商品交易員在建立交易模型時,並不真正了解自己在做什麼,華倫會善加利用此一事實。

我認識一些替投資銀行建立模型的人士,這些人受過數學與科學的高等教育,卻從未閱讀過自己要建立模型的標的企業的財務報表。

有些信用衍生性商品的交易員也是如此。全球商業的成長速度過快,市場嚴重缺乏相關的經驗,建立模型的人能夠操控許多數據,卻不知道如何解讀結果。

華倫認為,倫敦金融時報指數(FTSE,倫敦股市的指數)與道瓊工業指數(DOW)等股市指數的長期(到期日為十五到二十年)賣權的訂價錯誤。

投資銀行根據波動率替這些選擇權訂價,卻不管這些指數的絕對水準。投資銀行根據市場的成交價格—當今的市價—買賣這些非常長期的賣權;這些選擇權是歐式選擇權,也就是只有在多年以後的到期日當天才可以行使。@(待續)

摘編自 《巴菲特親自幫我上的一堂課:看見未來、超越價值的投資學》 臉譜出版社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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