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義剛剛發生，遙遠的太平洋彼岸，1911年10月11日的《紐約時報》就披露了這一消息，一艘日本軍艦艦長給日本外務省的報告說，「稱有跡象顯示，這次發生在清國的起義是一次組織嚴密的革命行動。……目前在武昌的日本人受到了革命軍方面的優待，食物供給得到保障。」也就是這一天，孫中山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當地報紙看到了「武昌為革命黨佔領」的消息。10月13日，《紐約時報》刊出詳細新聞《武昌爆發反清革命，共和國體有望建立》，其中說：「這是一個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有計劃的革命運動。如不發生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反清革命領袖孫中山可能被推選為民國總統。」

然而，我們從唐德剛的《晚清七十年》中可以讀到這樣的細節，當武昌起事的消息傳來時，46歲的孫中山正在丹佛市的一家盧姓中餐館打工，端盤子，他最初並沒有太強烈的反應，因為同樣的起事至少有過十來次，他沒覺得這次有什麼勝算。何況不久前，他已接到黃興的電報，武昌新軍必動，請他速籌款應急。他有心理準備。

10月14日的《紐約時報》不僅有多篇有關武昌革命進展的新聞，還有《孫中山貸款鬧革命，秘密計劃大曝光》的長篇報導，披露了孫中山與英國銀行家的來往信件，記者筆下的「清國革命領袖孫中山」——「身材纖細、體形矮小，具有學者風度。多少年來，他一直都是滿清王朝統治者們的眼中釘、肉中刺。從上個世紀90年代的某個時候開始，他的頭顱就被大清政府重金懸賞，然而他卻能夠一次次逃脫大清政府編織的追捕網，並且悄無聲息地周遊世界，積極從從事革命宣傳，指望有朝一日能夠實現他的夢想，建立一個共和制的新中國。」（引自鄭曦原編、李方惠等譯《帝國的回憶》，三聯書店2001年）

當天的《紐約時報》社論說，「過去反清運動是很反動的，特別是激烈排外，矛頭指向外國人。這次卻大不為然，革命領導人一開始就表示尊重外國人的權益。在革命運動中心的省份，臨時政府還採取民主政制的雛形，都是很有意義的情況。」同一天出版的紐約《商業財政紀事》週報，也有同樣的判斷：「統治了中國近三百年的滿清政權可能要垮臺了。這次革命在重要的湖北省爆發，明顯的經過領導人精心策劃，當地軍民都予以熱烈支持。首府武昌陷落，漢口和漢陽也不費吹灰之力就被佔領……至今還沒有一個外國表示要阻止這場革命。如果外人要改變目前局勢和將來局面的發展所做的努力，規模要很大和嚴峻。所以，只要外人權益得到充分保障，就不應當採取任何干涉行動。」

確實，10月12日，革命黨人就以「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元洪的名義，照會漢口各國領事，表示起兵的目的為推倒專制政府，建立民國，同時，維持世界和平，增進人類幸福。照會共七條，包括：所有清國前此與各國締造之條約，皆繼續有效；居留軍政府佔領地域內各國人民財產，均一律保護；所有各國之既得權利，亦一體保護；各國如有助清政府以妨害軍政府者，概以敵人視之，等。作為回應，日、德、法、英等國駐漢口領事很快也張貼了「嚴守中立」的告示。

10月25日的《紐約先驅報》、26日的《世界日報》、28日出版的《展望》雜誌等都對革命黨人的表現大為推許，對此次革命的前景表示樂觀。《世界日報》回顧了中國自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以來的歷史，認為，「整個世界不得不正視這次運動。中國的革命領導人在過去十五年內，學了很多東西。而滿清朝廷對立憲所做的一點努力，又助長了民族運動。而這個運動卻又可能導致清廷的解體。」

與美國輿論的熱烈相比，美國政府則要冷漠得多，孫中山10月18日給美國國務卿諾克斯寫信，請求秘密會談，也沒有得到回應。

到12月9日，在金融、工商、政界很有影響的《美國銀行家》雜誌樂觀地斷言，清王朝的覆滅是不可挽回了，「在這千載難逢的機會，美國應準備爭取在亞洲市場上的適當貿易，加強對這個前進中的偉大民族的影響。這個民族具有無窮盡的商業、工業、金融、教育、道德和智力發展的潛力。在一個新的啟蒙時期，中國無疑將在未來二十世紀的歷史中扮演一個極重要的角色。」

此前10月14日的《亞特蘭大憲報》也曾表示，這場革命如果成功的話，「中國的進步，無可限量。」民國元勳黃興的女婿薛君度為了寫《武昌革命爆發後的美國輿論與政策》論文，查閱過大量當時的美國報刊，使我們今天方便聽到這些聲音。共和代替帝制，這當然是個巨大的進步。儘管近百年後遙望武昌，中國仍在「進步」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