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9日訊】過去十年，赴中國「器官移植旅遊」盛行一時，高效得不可思議的移植手術屢見報端，有醫生一年完成二百四十六例肝移植，也有病人四十八小時內兩次換腎……國際醫學專家對於中國龐大的器官來源不禁疑慮深重：作為常規外科手術，器官移植技術本身並不難，難點主要在於匹配器官的找尋。國際社會上要找到一個合適的肝臟腎臟需要數年的等待，為什麼「找尋奇蹟」唯獨在中國頻繁發生？

國際醫學專家根據大陸器官市場的奇異現象分析，認為大陸一定存在龐大的地下人體器官庫，甚至活體器官庫——事先驗好血型和做好相關資料檔案的活體器官供應者，在市場上獲得器官「需求」之後，這些活體器官供應者就被送入「醫院」（屠宰場）……

二零零六年在一連串媒體人、主刀醫師太太、老軍醫的指證下，中共活體摘取、盜賣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黑幕被掀開來，國際社會震驚於此一「這個星球上從未有過的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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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移植大國背後的罪惡

文 ◎ 王靜雯

近十年來，國際流行到中國大陸去做器官移植手術，其特點是在大陸無需花費等候器官的時間，所需配型的器官幾乎是隨要隨到……

一些國際醫學界專家稱大陸存在龐大活體人體器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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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城市晚報》二零零六年三月四日報導了一則離奇的百里「摘心」術。二月二十七日，浙江二十八歲的心臟病人謝抱時，在弟弟陪同下乘飛機來到吉林大學第二醫院。入院檢查後才發現，他患的是「終末期擴張性心肌病」，必須馬上做心臟移植，否則性命不保。可上哪去找願意把心臟捐獻出來而自己去死的人呢？

第二天就找到免疫匹配的心臟

報導沒有透露心臟的來源，只說醫院在第二天就找到了免疫匹配的心臟。「二十八日早上十點多，吉大二院腎病內科主任苗裡寧，乘救護車趕往距長春五十公里外的地方去取供體心臟，十分鐘就摘下一名男子的心臟，放在專門的心臟冷凍保護液中，然後以一百八十公里的時速趕回吉大二院，三小時後，那名男子的心臟就在謝抱時的體內跳動起來了。」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九日，《南方日報》在報導轟動全國的齊齊哈爾第二製藥廠的「亮菌甲素」假藥造成數十人死亡的同時，還報導了中山三院肝移植中心如何搶救中毒患者的事。
報導說，五月十六日，專家在會診後給中毒患者任貞朝開出的治療方案是：馬上進行肝腎聯合移植。「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僅隔一天時間，省外就傳來好消息——配型與病人吻合的肝腎找到了。十七日下午六時，肝腎被火速空運到了廣州。八小時後，手術順利完成。」。

國際需數年等待合適肝臟腎臟

中共活摘並盜賣法輪功學員器官演示。（新紀元）

就在普通民眾為這些神奇高效的移植手術感到欣慰高興時，國內外的醫學專家們卻疑惑深重：作為常規外科手術，器官移植技術本身並不難，難點主要在於匹配器官的找尋。國際社會上要找到一個合適的肝臟腎臟一般要等好幾年，為什麼「找尋奇蹟」卻在中國頻繁發生呢？中國人口多並不是關鍵原因，因為不同人種中的器官匹配機率是一樣的，哪怕人群基數大，但最終能匹配的器官數量也是非常有限的，況且中國人即使死了也要保留全屍的傳統觀念，恰恰是最阻礙器官移植的因素。

中國實際移植量遠比美國多

根據官方公佈的每年移植數量，中國已成為美國之後的第二大移植大國，據「中華醫學會器官移植學會」主任委員陳實介紹，截至二零零五年底，中國已累計開展器官移植八萬五千多例，其中腎移植七萬四千多例，肝移植逾萬例，心臟移植四千多例。特別是二零零二年以來，中國移植業迅速發展，每年開展的器官移植手術超過一萬例，二零零五年達到了創紀錄的一萬兩千多例。

然而很多國際醫學專家稱，中國實際移植量比美國多很多。二零一零年三月，《南方週末》記者在《器官捐獻迷宮》採訪中山一院副院長何曉順時得悉，「二零零零年是中國器官移植的分水嶺。二零零零年全國的肝移植比一九九九年翻了十倍，二零零五年又翻了三倍。」而官方公佈的數據二零零零年只比一九九九年翻了一倍多。

註1： 數據來源於大陸非官方「諾華腎移植登記網」和「範上達肝移植登記網」的不完全統計，加上被官方隱瞞的外國遊客等，實際數量可能數倍於此。

註2：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美國器官資源共用網絡（UNOS）顯示，九萬一千六百七十一人等待器官，僅一萬四千人找到供體。據大陸媒體報導，目前中國有一百五十萬名尿毒症患者，每年僅八千人接受了腎移植；在五百萬盲人中，每年僅有一千二百人接受了角膜移植；在三千萬人肝硬化患者中，每年肝移植僅三千多例。中國器官短缺現象比美國嚴重數十倍。

註3： 中國在評定考核三甲醫院時，要求必須完成五例以上器官移植，目前大陸獲得三甲等級的醫院近二千家，幾乎每個大中型城市的主要醫院都是三甲，醫院為了名利雙收，對移植手術趨之若鶩。

註4：目前30％的美國人願意捐獻器官。在西方，當公民申辦駕駛執照時（相當於中國的身份證），需要回答：「如果你遇到車禍或因其他原因死亡後，是否願意捐獻你的器官？」若簽字同意，其駕照上就會印個「紅心」標記，一旦腦死亡發生，醫院馬上就可摘取其器官以救助他人。然而在中國等亞洲國家，由於文化差異，哪怕是被槍決的死刑犯，人們也希望自己或親人能「保有全屍」，以示對生命對天地的尊重。幾年前日本曾對七千萬日本人進行器官募捐，只有七個腦死亡者願捐器官。即使在西方文化的澳大利亞，二零零三年也只有一百七十九人捐贈器官。

註5：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中國器官移植學會主任陳實在廣州會議上的講話：「中國目前的活體腎移植的比例還不到1％，而且全部來源於親屬之間的捐贈，非親屬之間的捐腎活體腎移植手術幾乎等於零。」十三億人口的中國，那時「只有十七宗腦死亡捐獻」。真實器官來源，中共一直忌諱莫測。

註6：由於器官短缺，各國政府規定應優先保證本國公民的需求，然而在器官嚴重短缺的中國，大量寶貴器官被醫院謀求暴利而販賣給外國人。《鳳凰週刊》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刊登的〈全球器官移植大調查——數萬外國人赴華移植器官調查，大陸成全球器官移植新興中心〉一文稱，「據不完全統計，僅近三年，就有三千多名韓國人赴華移植器官，而其他國家和地區在華移植器官的人數每年也在一千人以上。」

註7： 大陸各家醫院在不同時期收費不一樣。據《鳳凰週刊》二零零六年報導，東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移植費用從二零零四年的三點二萬美元升至二零零五年的四萬美元，而國際移植（中國）網路支援中心腎移植六萬多美元，肝移植十萬美元，肺和心臟則要十五萬美元以上。

大陸換腎跟買豬腰子一樣容易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華夏時報》報導了一則新聞：「四十八小時兩次換腎二十二萬換來財命兩空」，患尿毒症的安徽阜陽四十九歲的薛燕林，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住進了北京市海澱醫院移植中心，九天後的二十八日下午，醫院從外地取回腎源。在只做了血型和群體反應性抗體（PRA）測試、而沒做淋巴細胞毒交叉配型試驗，以及人類白細胞抗原系統（HLA）等檢測的情況下，當晚十時十分薛被推進了手術室，直到十一點主刀大夫韓修武才從內蒙古赤峰趕回北京，匆匆進入手術室。

四小時後薛被推出手術室，韓修武說：「手術不太理想。」第二天上午九時做B超檢測，確定腎移植失敗。據薛的丈夫盧曉星說：「當時壞腎沒有取出，因為韓修武當天還要去昆明做手術，他說那裡還有腎源，他說三十日從昆明帶回另一個腎，到那時直接把壞腎取出，換上新腎就行了。」

十二月三十日，薛燕林因心臟病發作被緊急搶救。當晚十一時左右，韓修武帶著腎源從昆明回到醫院，十二點韓修武對薛燕林施行了第二次腎移植，還沒等手術結束，韓修武就宣佈：換腎又失敗了。一個月後，在花光二十二萬醫藥費後，薛燕林含淚離世。

事後據律師調查，「海澱醫院移植中心」根本沒有在北京市衛生局登記，屬於非法行醫，然而僅韓修武一人就做了四百多例腎移植。人們議論紛紛：「在國外要苦苦等待三年的寶貴腎，在海澱醫院卻跟買豬腰子似的，第一個腎花九天就找到了，第二個腎直接到昆明去拿就行了。這不奇怪嗎？」

前些年大陸影視紅星傅彪曾先後兩次在北京做肝移植。第一次在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確診為肝癌，九月二日就在北京武警總醫院接受了肝移植，找肝時間最多一周。二零零五年四月中，傅彪被查出肝癌復發，遂在四月二十八日在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做了二次肝移植手術，從病發到移植手術也只有一周多。然而在被掏空了上百萬家產後，年輕的他撒手人寰。

如此快速草率做移植手術的現象在大陸非常普遍。據《三聯生活週刊》〈器官移植立法之難〉一文報導（//www.lifeweek.com.cn /2006-04-17/0005314976.shtml），上海長征醫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華表示，「長征醫院二零零五年完成一百八十一例腎移植和一百七十二例肝移植，其中接受在地下醫院器官移植失敗的患者二三十例，這是非常可惜的經濟損失和供體浪費。」東方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陽也表示，該中心接收的二次移植病例占器官移植總量的10～20％。文章還透露說，「中國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衛生部系統」，言外之意，是在司法和軍事系統。

器官比死囚多，官方六次改口

關於大陸器官的來源，中共官方前後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說法。早在三十年前就有中國醫生在聯合國指證中共當局盜用死刑犯器官，但中國外交部一直矢口否認，直到二零零五年七月，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世界肝臟移植大會上才首次承認：中國多數移植器官來自死刑犯。十一月七日的世界衛生組織（WHO）會議上，黃潔夫再次公開承認中國絕大多數移植器官來自於死刑犯。

然而二零零六年三月，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記者會上慎重宣佈：「有關中國存在從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進行器官移植的情況，完全是謊言。」

二零零六年四月十日，中共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公開表示：大陸器官「主要來源於公民在去世時候的自願捐贈」。到了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一日，毛群安才承認中國摘取死刑犯器官。從那以後，中共一直咬定大陸器官主要來源於死刑犯。

從中共官方六次改口辯護中，人們看出了癥結所在：大陸死刑犯人數遠遠少於器官移植所需的供體人群。大陸官方公佈每年實施全肝移植四千例，（實際數據可能還會多出三至四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來算，也必須從三至五個人中才能找到一個合適的器官，那四千個肝臟就至少需要從一萬二千至二萬個死刑犯中挑選。

然而據國際人權組織調查，中國每年公佈的死刑犯在二千人左右，即使全部用上，也只能讓二千人做肝移植，其餘的人從何得到肝臟的呢？就算大陸每年處置一萬名死刑犯，面對各省市法院的地方保護主義，加上直到二零零六年後才開始建立全國器官－病患資訊網，假如一個在山東的病人需要某種HLA類型的肝臟，即使新疆有個被槍決的死刑犯具有匹配的肝臟，沒有器官聯網資訊，人們怎麼知道新疆有器官呢？又如何在十五小時內把肝臟從一個新疆人身上移植到一個山東人身上呢？大陸移植界公認中國器官浪費率很高，如何來解釋這麼大的移植量呢？

由於器官來路不明，儘管中國移植醫生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在國際性醫學期刊上卻很少有中國醫生的論文，因為國際器官學會曾發表過一個三頁長的文件，公開質疑大陸來源不明的器官很可能與罪惡相關。

其實早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九日，中共頒布了《關於利用死刑罪犯屍體或屍體器官的暫行規定》，從而展開了以法院為主導的死刑犯器官利用流程。醫院想獲得器官，就必須得到法院及其領導下的一整套司法系統的認可。當法院判決犯人死刑時，醫院就會提前到監獄給犯人驗血，以獲取其器官資訊。到了法院的法警執行死刑那天，檢察院還要派人現場監督，所以醫院還要獲得檢察院的默認。

黃潔夫隨手調來兩個「死刑犯」

只要隨便查查大陸媒體公開的報導，就能發現中共所說的「死刑犯」非常特殊。據「烏魯木齊在線」（//www.wlmqwb.com /wlmqwb/map/2005-10/11/content_26276.htm）和新浪網（//news.sina.com.cn/s /2005-10-03/11557091937s.shtml）報導，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隨同中共政法委書記羅幹參加新疆自治區成立五十週年活動時，順便在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演示了一場移植手術。

當黃潔夫在打開四十六歲的肝癌病人姚樹發的腹腔後發現，這個肝正好適合做他夢寐以求的自體肝移植：即切下患者肝臟，在離體情況下切除癌組織後，再將肝臟植回患者體內。據說全球只有德國、美國、法國、日本四個國家能做這種高難度外科手術。

於是他讓人縫合好刀口，並馬上聯繫位於廣州的中山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和位於重慶的第三醫科大學西南肝臟醫院醫治中心，分別讓他們準備一個備用肝來，以防自體移植失敗。「二十九日下午六點三十分，匹配的肝臟就由重慶運來了！廣州中山醫院的三名醫護人員也帶著轉流設備和一個肝臟火速趕到新疆！」

黃潔夫的手術從二十九日晚七點一直做到三十日早上十點，在觀察二十四小時後，黃宣佈手術成功，不再需要備用肝臟了。衛生部二零零六年發佈的「肝臟移植技術管理規範」規定肝臟冷缺血時間不超過十五小時，那從重慶和廣州運來的兩個備用肝只能是兩個大活人，否則別說從尋找肝臟開始，就算手術開始到四十小時後才能知曉的自體移植是否失敗，事先摘下來的肝臟早就失效了。奇怪的是，這兩個來自重慶和廣州的死刑犯為什麼剛好都在這一天被宣佈處死，而且被隨便拉到新疆執行死刑呢？中國監獄、法院、醫院又存在怎樣的勾當呢？

巨大隱形天然器官庫

這樣的實例還很多。據《廣東醫師》報導，廣東省器官移植中心的陳規劃「在當院長後，依然每週要做四、五台肝移植手術，而且手術一般選在晚上。僅二零零五年一年他就完成二百四十六例肝移植，累計達到一千例。」這樣算來，陳規劃幾乎每天上班都要處置一名「死刑犯」，而這名死刑犯的器官類型剛好跟陳規劃當天病人需要的組織匹配，天下哪有這樣巧的事天天發生呢？

像陳規劃這樣幾乎天天處理死刑犯肝臟的移植大王還很多。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總醫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長沈中陽，早在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七日就完成了一千六百例肝移植，居世界前列。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附屬仁濟醫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強更是自白的說：「對肝移植我是著了魔的。我現在簡直像上癮一樣，每週至少做二至五台肝移植，失敗了也不怕，認真總結分析，第二天就會繼續做。」他哪去找這麼多死刑犯呢？

由於器官移植要求時間短、匹配難度高，在世界各地都是病人等器官，一等就是好幾年。據美國衛生部報告（www.organdonor.gov），在美國等待腎平均需要一千一百二十一天，肝七百九十六天，心二百三十天，肺一千零六十八天，胰腺五百零一天。在二零零零年前的中國移植界也是這樣。然而二零零零年後，特別是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六年四年間，大陸移植數量呈現蘑菇雲似的巨大增長，由於器官來源充足，等候時間也大大縮短。

國際醫學專家根據大陸器官市場的奇異現象分析，認為大陸一定存在龐大的地下人體器官庫，甚至活體器官庫，就是有事先都已驗好血型和做好相關資料檔案的活體器官供應者，在市場上獲得器官「需求」之後，這些活體器官供應者就被送入「醫院」（屠宰場），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器官市場上「隨叫隨到」的超短的等候時間。

在中國無法獲得法律保護的法輪功學員、中國勞教所囚犯、社會流民、被拐賣的婦女兒童等都可能是這個地下組織盜賣器官的目標。

近十年來，國際上流行到中國去做器官移植手術，特點是在中國大陸無需花費等候器官的時間，所需配型的器官幾乎是隨要隨到。

官方網站：一周可做腎移植

比如天津「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在其網站上公開宣佈：他們那做腎移植，最快一周，最慢不超一個月，而肝移植也一樣。醫院紀錄顯示，二零零五年病人平均等待肝移植時間為兩周。上海長征醫院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更快，平均等候供肝時間為一周。

異常短的器官等候表明存在意外的器官來源。瀋陽一醫生在談到隨處可見的賣腎廣告時表示，「我們器官來源很充足，根本不需要理那些賣腎廣告。」

然而二零零七年後情況急轉直下。在二零零七年七月二十日《南方週末》的〈中國叫停「器官移植旅遊」〉一文寫道：「從新年後到現在，近半年過去了，這家號稱亞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總共才做了十五例來自親屬間的活體肝移植手術。而在二零零六年，東方器官移植中心創造出了一年完成六百多例肝移植手術的紀錄。『主要是沒有供體。』（中心副主任）朱志軍無奈地看著手術數量直線下降。他認為，目前的困境源於最近關於器官移植一系列法律法規的頒布。」言外之意，以往大量充足的死者供體突然沒有了。

零三至零六年發生了什麼？

為什麼原本充足的器官供體一經整頓一下就沒了呢？中國肝移植註冊網（www.cltr.org）統計了最近十七年來全中國從事肝臟移植的醫療機構的移植數量，其中包括三十五個國家級移植中心和四十五家省級中心。

數據顯示，大陸移植一直呈上升狀態，但在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六年間，來自死者的器官突然成倍增加，使移植數量呈現蘑菇雲一樣的爆炸式膨脹，然而到二零零七年突然減少了一半。人們不禁要問，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六年這四年間發生了什麼？二零零七年又發生了什麼呢？

最近法輪功學員辦的明慧網發表了一篇調查報導：〈「死刑犯」撐不起中國器官移植市場上的蘑菇雲〉，系統翔實的分析了在每年變化不大的普通死刑犯之外，在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六年期間，中共利用偷盜法輪功學員器官，才有了這四年移植量的大爆炸。隨後由於國際社會的強烈呼籲，中共不得不收斂以往的肆意妄為，並在二零零七年七月一日開始實施《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暫行規定》。

如今外界還不能斷定中共是否已經停止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但諸多證據和疑團讓全世界意識到，揭開大陸器官黑幕已是刻不容緩的當務之急了。

器官移植技術簡介

一九五四年底，美國波士頓的默裡醫生成功完成世界首例同卵雙胞胎之間的活體腎移植手術，使病患多活了八年，至今全球已有七十餘萬絕症患者接受過器官移植治療。

●《赫爾辛基條約》：器官不能買賣

一九七零年代國際社會制定了《赫爾辛基條約》，明確規定器官不能買賣，不少國家還制定了器官移植法，嚴格規定判斷腦死亡的醫生與參與移植的醫生是兩套系統，以防為了移植器官而任意判定腦死亡，然而大陸至今沒有完善的腦死亡判定等相關立法。

在捐獻的器官中，除親朋好友間的活體捐贈外，國外供體主要來自腦死亡者：即全腦功能不可逆轉的永久喪失，但仍被維持呼吸，因為當人停止呼吸十五分鐘後，其器官就會隨之死亡而無法用於移植。要保證移植成功，首先得及時將器官保存在特製的低溫灌洗溶液中，並必須在有效的缺血時間內完成移植手術，一般腎臟的冷缺血時間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肝臟不超過十五小時，心臟不超過六小時。

●人體天生免疫機能對外來器官排斥

由於人體天生的免疫機能，能對外來「非己」器官加以識別、控制和消滅，從而導致移植失敗。

人體主要有二大類抗原：ABO血型和人類白細胞抗原（HLA），他們之間能組合形成兩百多萬種不同的抗原。除非同卵雙生子，人群中很難找到完全匹配的供體和受體，目前臨床上只要HLA基本匹配就可做移植手術，但術後必須終生大量服用皮質激素和免疫抑制劑。在中國大陸，平均腎移植手術費十五萬元人民幣，但以後每年還需花費十多萬元的維持藥費，一旦停藥就會導致器官死亡或人體死亡。

●移植前需要做的匹配測試

移植前需要做的匹配測試包括：一、血型要相容；二、淋巴細胞毒性試驗必須是陰性，即細胞殺傷率應小於10％；三、群體反應性抗體（PRA）也應小於10％；四、人類白細胞抗原系統（HLA）：相同位點越多越好。

人體HLA類型有常見、少見、罕見之分，常見的HLA分型在三百至五百人就可找到一個相同者，其餘則是萬分之一、甚至幾十萬分之一的概率。據美國「全國骨髓捐贈計畫」（www.marrow.org）網站提供的HLA匹配資料，大約四千個捐贈者中有二百個能成為潛在的供體（匹配率5％），而在這二百個潛在供體中，只有大約四點五人能較完全的匹配（匹配率1％）。

由於手術後持續不斷的使用免疫抑制劑，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HLA不完全配型帶來的排斥反應，這為提高器官匹配率帶來了可能。比如腎移植一般需要六個點的 HLA匹配，但大陸基本上有四個點匹配就可進行移植。目前大陸臨床移植界認為，直系親屬之間的器官匹配率為50％，普通人群為20～30％。

從手術難度來講，假如腎移植為十，心臟移植則為二十，肝臟移植高達六十，一般所說的肝移植都是全肝移植，因為肝臟移植難度較大，除非二零零七年後特別註明的親屬間活體肝移植。但由於肝臟是「免疫特惠器官」，相對而言容易匹配，故肝移植尋找器官最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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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黑幕

文 ◎ 文華

「對法輪功學員打死算自殺」的指示下，人性中的私慾不受約束，中國勞教所出現了天然的「人體資源庫」，大陸出現異常「繁榮」的器官交易市場，活摘器官的罪惡發生了……

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美國國會以四百一十二票贊成、一票反對//edit.tvsmo.com/news/administrator2/Ed/DisplayArticle4Update.asp?ID=2881569&y=2010&m=4的絕對優勢通過了第六零五號決議案，要求立即結束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脅迫、監禁及酷刑折磨，釋放所有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法新社報導說，這是美國政府為「阻止最邪惡的系統迫害」所採取的行動，報導引述議案起草人羅斯萊亭恩（Ileana Ros-Lehtinen）議員的發言：殺害法輪功學員獲取他們的器官，「如此的暴行竟會發生在二十一世紀，這似乎讓人無法理解，其殘酷程度可與羅馬帝國皇帝把基督徒扔給獅子吃掉相提並論。」

六零五號決議案等於用官方檔的方式，間接證實了中共對法輪功學員實施的暴行。讓我們回顧整個黑幕被曝光的全過程。

蘇家屯血栓醫院的血腥

二零零六年三月九日，《大紀元》發表了〈瀋陽集中營設焚屍爐，售法輪功學員器官〉。化名皮特的大陸資深媒體人獨家爆料，稱在瀋陽市蘇家屯區有個類似法西斯的祕密集中營，關押著六千多名法輪功學員。這裡很多法輪功學員離奇死亡，焚屍前內臟器官都被掏空出售。

據法輪功學員辦的明慧網介紹，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以江澤民為首的中共政權開始對修煉「真善忍」的上億法輪功學員鎮壓。當時，法輪功學員本著相信政府的善良願望，前往北京上訪，希望能用自己切身受益的經歷來讓政府糾正錯誤。

據北京公安內部消息，到二零零一年四月為止，到北京上訪被抓、有登記紀錄的法輪功學員就達八十三萬人次。為了不讓中共株連所在工作單位和地方派出所、公安局，還有大批法輪功學員沒有報出姓名或未作登記。有消息說，二零零一年十月，北京公安局通過計算每天街頭饅頭售出量的遞增，估算出當時來京上訪的法輪功學員至少一百萬。

由於北京公安無法將不報住址的法輪功學員遣送回原籍，北京監獄個個爆滿，上訪學員還在源源不斷進來，中共各地勞教所爆滿，於是中共將他們祕密轉移到不為人知的地下監獄、勞教所或集中營關押，這群為數數十萬、主要來自東北、華北及各地農村的法輪功學員，就這樣失蹤了……員警在監獄強迫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簽署「悔過書」的時候，普遍動用酷刑，中共江澤民直接指示對法輪功學員「打死算白死」，由於對造成的死亡不負法律責任，人性中的私慾不受約束，法輪功學員的器官成為靠移植器官牟取暴利者的覬覦目標，無所顧忌的罪惡於焉展開。

「殘害法輪功學員不算犯罪」

三月十七日，第二位證人現身。《大紀元》以「主刀醫生太太揭蘇家屯器官摘取黑幕」為題，進一步點明上述集中營就設在瀋陽市蘇家屯區雪松路四十九號的遼寧省血栓病中西醫結合醫院。證人安妮的前夫曾親自摘取了很多法輪功學員的眼角膜。從二零零三年開始，他開始出現精神恍惚，晚上盜汗作噩夢，床單濕透了一個人形。後來他才告訴家人，醫院大量摘取法輪功學員的腎臟、肝臟等器官，這些學員很多還是活的。叫他幹的人說：「你已經上了這條船了，殺一個人是殺，幾個人也是殺。」那時他們被告知，殘害法輪功學員不算犯罪，是幫共產黨「清理敵人」。

「我丈夫有記日記的習慣。一篇日記中說，當這個病人昏厥之後，他用剪刀剪開這個病人衣服的時候，從衣服的口袋裡掉出來一包東西。他打開一看是個小盒子，裡面有個圓的法輪章，上面還有個紙條，寫著：祝媽媽生日快樂。我丈夫受了很深很深的刺激……」從那以後他就不想幹了，但他多次遭到暗殺威脅，有次安妮還替丈夫挨了一刀。後來丈夫逃到國外，但由於安妮無法原諒丈夫參與偷盜活人器官的罪行，兩人離婚了。如今前夫得了癌症，但他還是不敢站出來講真相，怕國內的家人受牽連。

「蘇家屯」被列入網路禁詞

蘇家屯事件曝光後，大陸很快把「蘇家屯」三個字列入網路禁詞。三月二十七日，事件曝光後的第十九天，中共當局匆匆推出了《人體器官移植技術臨床應用管理暫行規定》，禁止人體器官買賣，但施行時間卻定在七月一日。外界質疑，既然人體器官買賣是非法的，應該立即執行，為什麼還要等上三個月？莫非有人需要時間來處理現有器官庫？

三月二十八日，中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首次否認該指控，並邀請海外記者前去調查，但在外交部官方網站上沒有公佈該消息。希望之聲電台記者隨即申請簽證前去調查，簽證被拒。

瀋陽老軍醫：三十六個集中營

三月三十一日，《大紀元》刊登了「瀋陽軍區老軍醫指證蘇家屯集中營內幕」，這位瞭解中共活摘器官內幕的老軍醫指出：「蘇家屯地區的醫院僅僅是全國三十六個類似集中營的一部分，但是目前的法輪功學員基本上還是在監獄、勞改營、看守所較多，只有需要的時候才大規模調動，目前全國最大的關押法輪功的地區主要是黑龍江、吉林和遼寧，僅在吉林九台地區的中國第五大法輪功集中關押地就有超過一點四萬人被集中關押。……在我接觸的資料中中國最大的法輪功關押地在吉林，只有代號是672-S，關押人數超過十二萬。」

老軍醫還透露說，「中共中央同意將法輪功作為階級敵人進行任何符合經濟發展需要的處理手段，無須上報！也就是說法輪功如同中國許多的重刑犯一樣，不再是人，而是產品原料，成為商品。我能講的只有這些了。」

大陸醫生承認活摘法輪功器官

四月一日，一個非政府組織「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發表調查報告，確認「瀋陽存在龐大活人器官庫」，並公佈了幾個大陸移植醫生的原始電話錄音。這些醫院公開承認他們移植用的器官來自於活著的法輪功學員，這其中包括東方器官移植中心、上海中山醫院、河南鄭州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湖北省醫科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等。廣州軍區武漢總醫院的那位醫生還不耐煩的說：「法輪功該用就用唄，管他法不法輪功！是不是！」（//news.tvsmo.com/b5/6/4/18/n1291746.htm）

四月八日，《大紀元》披露了「盜法輪功學員器官黑幕一直在勞教所」。調查顯示，大陸三百多家勞教所裡關押著數十萬法輪功學員，許多勞教所強行抽取法輪功學員的血樣，用以建立活體器官庫。一旦有病人需要某種類型器官時，就反向匹配，將該學員害死以盜取器官。

四月十二日，中共國務院召開新聞發佈會，會上蘇家屯血栓醫院副院長張玉琴稱主刀醫生和太太的證人證言「子虛烏有」：「我們醫院根本就沒有這兩個人。」而當時《大紀元》還沒有公佈女證人安妮的照片和她的真實姓名。難怪有記者嘀咕：連這兩個人是誰都不知道，怎麼能否認有無呢？這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醫生太太安妮：用生命作證

四月二十一日，在胡錦濤訪美期間，女證人安妮和記者皮特首次公開露面，表示無論中共如何銷毀證據、搞國際恐怖主義，他們願用生命作證，揭露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

四月三十日，瀋陽老軍醫再度披露中共盜賣法輪功器官官方流程，指出中共軍方直接參與了器官盜賣勾當，僅他本人經手的偽造自願捐獻器官資料就有六萬多份。另外，中共嚴重隱瞞了盜取器官規模，將十一萬說成三萬。二零零零年以後中國一直占世界活體器官移植總數的85％以上，該資料是軍委上報資料的一部分，有幾個人還因此升為將軍。

這個星球上從未發生過的邪惡

二零零六年七月六日，由加拿大前亞太司司長、資深國會議員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和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組成的獨立調查組，向國際社會公佈了「中國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指控的報告」。報告從十二個方面彙集了調查的起因、方法、證據、反證、可信度、結論及建議等。最後得出結論，這項指控是真實的。這是「這個星球上從未發生過的邪惡」。

加拿大外交部前亞太司司長喬高。（AFP）

著名國際人權律師麥塔斯。（AFP）

由於調查者很高的公信力，調查本身證據的真實、推理的嚴密，使報告的發佈給國際社會帶來了巨大的震動。在進一步調查中他們確認：從二零零零年到二零零五年期間，中國大陸至少進行了六萬例器官移植手術，其中至少四萬多個器官極有可能是從法輪功學員身上摘取的。

眾多法輪功學員遺體被掏空

二零零六年五月，《大紀元》根據明慧網資料，綜合報導了一系列法輪功學員被偷盜器官的具體案例，如「唐山市勞教所盜取法輪功學員器官」，「山東盜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罪行嚴重」；「河南新鄉盜器官謊稱屍檢 市長受株連」。如河北秦皇島青龍縣土門子村法輪功學員宋友春，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日上午被抄家後被關進青龍看守所，十四天後被迫害致死。家屬證實，宋友春的遺體被掏空了所有器官。被懷疑有類似遭遇的還有法輪功學員趙英奇、陳愛忠、孟金城、賀秀玲、於蓮春、李梅等。

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

二零零七年八月九日，人權聖火在雅典點燃。（大紀元）

二零零七年八月九日，由三百多名各國國會議員、法律專家、醫生、教授、記者、知名人士等組成的「法輪功受迫害真相聯合調查團」（CIPFG），在希臘點燃了人權聖火，提出「奧運不能和反人類罪行同時存在」，並在隨後一年裡，人權聖火經過歐洲－澳洲－紐西蘭－南亞－非洲－美洲－東南亞，傳至全球三十九個國家一百六十九個城市，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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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賣器官的地下網絡
勞教所、黑幫、官商、軍方和國際仲介

文 ◎ 季達

中共活摘、盜賣器官手法之隱蔽，超出正常社會人的思維。人類歷史上未曾出現的邪惡就發生在中國政府或軍方醫院，所用檔均是政府合法檔及身份，但背後卻隱藏驚人的罪惡……·

來自中國大陸的證人皮特（化名）和安妮（化名）在美國公開指證：中國勞教所、收容所與中共軍防醫院、地方醫院、黑社會集團、中共公安和中共其他部門貪官和海外代理中國器官買賣的國際集團已形成一個龐大的販賣人體器官網絡。

交易中涉及中國地下經濟、身份證及死亡證等法律檔造假、借官方和軍方醫院私下做移植手術等等黑幕，即便在中國大陸生活的人，若對中國社會沒有實質性的瞭解，也較難完全明白這個龐大網絡的作業流程。

皮特是中國一家間諜學院的高才生，後送到日本大學深造，之後留在日本新聞界工作，他因採訪關係在瀋陽偶然發現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黑幕；安妮是曾在瀋陽蘇家屯血栓醫院參與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醫生的太太。

大陸醫生私用政府醫院做移植、摘取器官手術

在海外曝光中國瀋陽蘇家屯血栓醫院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事件之後近一個月，二零零六年四月十四日，美國駐瀋陽領事館總領事在中共瀋陽官方陪同下，進行了一個小時的參觀，隨後美國駐華使館女發言人說：「就我們目前掌握的情況，這裡從功能上講就是一家醫院。」

《大紀元》記者就此問題對二位證人進行採訪。皮特表示，「中共最近公開邀請各方去蘇家屯採訪調查，調查團根本查不到什麼人和任何的證據，什麼都查不出來，連一點蛛絲馬跡都找不到。因為本來這個醫院它就是正規的醫院，大陸都是用正規醫院的幌子，暗地裡做黑市器官交易。」

安妮說：「中共說蘇家屯醫院是容納三百個病人的醫院，容不下六千人，我沒有說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全在這家醫院公開的住院病房裡，法輪功學員被安排在祕密的特定設施中。這家醫院做的不是移植手術，是做器官摘取手術，醫生在這家醫院摘取器官以拿到別的醫院去移植，或賣到別的地方去。

中共說蘇家屯醫院裡面只有二十多個主治醫生，作不了這些移植的手術。其實，在這家醫院做器官移植手術的醫生，大多數都不是這個醫院的醫生，當然也有個別是這個醫院的，但我前夫就是別的醫院調過來的，很多都是別的醫院調過來的實習醫生去作移植手術，醫院院方並不知道。還有一些醫生借政府醫院設備私做手術，但其人事檔案等都不在這家醫院，就類似蘇家屯醫院絲毫查不出來相關醫生的手術紀錄。大陸醫生借政府醫院設施做手術、賺私錢的事情很普遍。醫院的員工、管理人員大多也都不知道醫院中曾發生過活體摘取器官的事情。」

醫生身份被隱瞞

《血腥的器官摘取》還訪問了一位去廣東省東莞市太平人民醫院做腎移植的病人，他的主刀醫生是高偉。太平醫院是非軍方的普通醫院，但是，主刀醫師高偉是第一軍醫大學珠江醫院腎移植科的大夫，高偉同時還在廣東省深圳武警邊防醫院兼職。

中央電視台二零零六年四月曝光了一位港商到廣州做換腎手術死亡的事件。廣州中山醫學院附屬醫院一名主任醫生接收這位港商，但換腎手術卻在廣州市附近的三級醫院做，醫生不留病歷，沒有紀錄，手術後不久這位港商就感染致死。

盜賣器官起源於黑道人口販子

據安妮介紹，中國盜賣器官生意最初起源是在約二十年前。那時在中國瀋陽有一群高幹子弟，與泰國和其他東南亞國家的黑道有聯繫。這些高幹子弟與黑幫聯手拐賣中國農村的兒童和婦女，送到海外或其他地方販賣。

後來，國際上器官生意和買賣人體屍體的生意逐漸開始興旺起來，他們發現若將人殺了出售器官和屍體，比販賣活人利潤要大太多。大陸很多地方都出現人失蹤死亡後，屍體被掏空的情況，這類情況在大陸報紙上經常看到。

在大陸的國際器官旅遊熱潮中，沿海城市的大醫院得天獨厚，更容易從港台、東南亞和海外招徠病人。如何廣泛的開闢器官來源，建立與軍方或者軍方背景的醫院的關係，就是這些醫院的器官仲介所極力鑽營的。

事實上，大陸地下黑社會、中共勞教所、醫院（或器官移植中心）、海外招攬換器官生意的國際集團，有個龐大的地下系統在經營盜賣人體器官，包括活體摘取器官的黑市交易，這其中涉及大陸黑社會組織、中共官方貪官、中共勞教所員警、醫院「走穴」撈外快的醫生。

勞教和收容所成活體器官庫

器官移植成為非常賺錢的暴利行業。在中國今天的社會裡，共產主義的信仰已經破滅，傳統的信仰被死死壓制，結果「掙錢」就成為了許多人追求的信仰。不信神的人，沒有了來自神對人行為的約束，為了錢，敢無惡不作。

正是中共的迫害和巨大的經濟利益的誘惑，使得零星個案發展到大規模活摘器官。據知情人透露，二零零一年底就開始有規模化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情出現了。

中國盜竊死刑犯器官已經有了幾十年的歷史，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序，被利用的死刑犯常常還沒有斷氣，相當於是變相活摘。在這種背景下，當中共把法輪功當作國家的敵人，當作比死刑犯還不如的抹黑目標和迫害對像時，從利用死刑犯器官到活摘法輪功器官邁出的就只需一小步。

利用死刑犯器官必須要經過司法部門的許可和參與，導致醫院不能到監獄隨便摘器官。但是，如果這時出現了一個在司法系統之外的、被政府鎮壓、摸黑、醜化、被仇恨的群體，而且這個群體被非法集中關押，人數巨大，那麼，這個群體就很可能成為最好的活體器官庫，特別是被擁有特權的軍隊和武警移植醫院開闢成為新的器官來源。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開始全面迫害法輪功之後，出現的大量非法集中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便是一個這樣的群體。這個群體作為器官來源，有幾大特點：

一、繞開了司法系統。很多學員是被抓後直接送去勞教所（送勞教所不需要審判，公安可以直接送）。很多上訪的學員，為了不株連家人、單位和地方政府，不報姓名和住址，從而被大量非法集中關押。

二、一個巨大的活體器官庫，能把國外幾年的等待時間縮短到一至二周，最適合讓中國大陸成為國際器官移植旅遊的中心。

三、器官移植的關鍵之一就是供體的質量，活體器官遠遠好於屍體器官，這樣的器官最適合要求高質量、願出高價錢的洋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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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錢換命替死罪 收屍賣器官
獄中見證

文 ◎ 王明甫（中國大陸）

大陸勞教所和收容所流行「收錢換命」：從被臨時關押的人員中找沒有真實姓名者來頂替死囚被槍決，家屬收屍時還會將「替罪者」的器官全部賣掉……

《紅樓夢》中有這樣一句話：「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這句話如果用來形容中國大陸的現狀，非常貼切。

我是一名法輪功學員，一九九九年底，因為出來為法輪功說幾句公道話，被中共員警綁架，關押在北方的一個看守所裡。同獄牢頭是當地人，在看守所裡，也叫勞動號或學習號，他是因為參加黑社會的尋釁滋事而被判五年刑期，後安排在看守所服刑。

犯人一進了看守所，牢頭獄霸就會用各種方法要犯人向家裡要錢，即使不向員警行賄，把錢入到看守所裡登記在犯人的帳上也行，犯人用這個錢向看守所買吃的用的，一千塊裡面，真能讓犯人吃到嘴上的，最多就是三四百塊，還要分點給牢頭獄霸呢。其餘的錢成了員警的獎金了。監獄及勞教所的情況也差不多。

找人頂替死刑犯，公安獲鉅款

我快要離開那個看守所的時候，有一天，看守所有個被判死刑的犯人被拉出去槍斃。牢頭看到死刑犯被從甬道中押走的樣子時，就若有所思，後來就一直心情不好。我問牢頭：「你認識這個人嗎？」牢頭說：「不認識。」「那你憂鬱幹嘛？」我問道，牢頭搖搖頭不說話。

到了晚上睡覺的時候，牢頭才小聲地跟我說：「我真後悔，當時如果下手狠一些，殺了人命，被判死刑，我現在也出去了。」我吃了一驚：「你瘋了，判死刑還能出去？」牢頭小聲地說：「你不知道，我跟的這個老大，是我們當地政協的大官。我們黑社會有一個規矩，小弟替老大出去辦事，打了人殺了人，被員警抓了，判幾年刑，老大照付工資給我家裡，出來後還給老大辦事。如果被判槍斃，老大就要替手下買命。」

我奇怪道：「怎麼買命呢？」牢頭說：「我這個案子同案的四人，我是第三被告，前兩個首犯都是死刑，他們把大事都扛下來了，我被判五年，另一個判三年。

「判死刑的兩個也不是一宣判就馬上拉出去槍斃，都有一個上訴期。在這期間，我們老大就跟看守所裡講好，用三百萬買兩條人命。看守所會去收容所裡找兩個沒有身份（無真實姓名的臨時被關押的收容者），這其中有不少法輪功學員，他們因上訪被捕後等待遣送原籍，但因很多法輪功學員拒絕透露其姓名和原住地而暫時無法遣返被送入收容所，還有一些是流浪漢或乞丐、小偷等。

勞教所要『買人』時，一人幾千或一萬左右給收容所，收容所不一定知道看守所來要人幹什麼，反正收容所有的是人，有錢賺就行。然後帶到看守所裡關著，黑話叫養『小肥羊』。等到要槍斃人的當天，把『小肥羊』先叫到辦公室裡，給他打一針，『小肥羊』就不會說話了，神智也不太清楚，但還會走路。武警到號房帶被槍斃的人過來，迅速進辦公室，把人調一下，帶走到刑場槍斃的是『小肥羊』。我們兄弟（被槍斃的人）在辦公室裡化裝成員警，然後由真員警送到看守所外面，老大早就派車來接了。人一出來，馬上派兩個弟兄護送到南方去，換個姓名，換身份證等，給那裡的黑社會老大做馬仔。」

我問道：「那駐監的檢察官及刑場上可能還有法院的人都要驗明正身呢，這怎麼辦？」牢頭說：「你傻啊，那一百五十萬一條人命，也不是看守所獨吞。武警、檢察官、法官等，只要有沾邊的，大家都有份分錢。而且家屬還有錢賺呢。」「為什麼？」我又問道。

替身被槍斃，家屬大賣器官

牢頭說：「家屬也知道被槍斃的不是自己的親人，是別人替的。家屬來收屍的時候，已經跟醫院講好，把人身上的器官，只要能賣的，連眼角膜，全部都賣給醫院，至少也能賣個幾萬元。」我驚嘆地說：「天哪！共產黨太黑了，可憐的中國人被當成豬那樣來宰殺和販賣。」

後來我瞭解到中共勞教、收容所中發生買賣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黑幕，甚至出現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的器官的殘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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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醫學界籲調查活摘器官罪惡

文 ◎ 王靜雯

自中國發生活體摘取人體器官的黑幕曝光之後，近年來國際上譴責聲浪不斷。二零零七年五月六日來自世界各地五千多名醫生和專家，在舊金山美國器官移植大會上，共同探討如何照顧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並就器官移植的道德倫理和有關規章制度等議題進行討論。

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比金（Scott Biggins）等醫生公佈器官移植倫理道德研究調查報告顯示，許多參加二零零六年世界器官移植大會的國際醫生，選擇明顯表示不再鼓勵病人去中國進行器官移植。

調查還顯示，有67％的人支持不發表那些存在不道德獲取器官行為國家的論文；有56％的人不願意對來自從事不道德器官獲取的國家的醫生進行培訓。有86％、73％的人認為美國和歐洲符合獲取器官的道德標準，而只有4％的人認為中國符合獲取器官的道德標準。

比金醫生說，調查的結論有如下幾點：一、器官移植專業人士們關注中國同行獲取器官的道德標準；二、大部分人不鼓勵在倫理道德方面有缺陷的行為；三、大部分器官移植專業人士願意照顧那些曾在倫理道德方面有缺陷的國家進行器官移植手術後的病人。

參加器官移植大會的美國新澤西州的路易斯（Lewis）醫生對倫理道德議題很感興趣。他說，五年前他有一位病人前往中國進行器官移植手術，這位病人在前往中國前，中國方面已經把器官匹配好了，而且他知道供體來自被關押在監獄中的人。路易斯表示，中共利用被關押者的器官進行移植手術，這令人非常困擾。

路易斯醫生還表示，美國不允許進行器官買賣，器官都是自願捐獻的；病人在美國等待器官的時間是五到六年。但是，他的病人去中國進行器官移植手術時，是器官在等著病人去的時間，而不是一般情況下的病人等待器官；病人到達中國後即進行摘取，這一切和後面的黑幕讓人毛骨悚然。

來自日本的腎臟移植醫生Tsuneco先生表示，去中國移植器官的問題很敏感。他不願接收照顧從中國進行器官移植的病人，並告訴病人不要去中國進行移植，否則回到日本後，不會對這些病人進行護理。

—-轉載《新紀元周刊》第168期封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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