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5日訊】超級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紀簡史》（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作者、美國《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湯馬斯．弗裡德曼（Thomas L. Friedman）不久前發表一篇文章，指出若谷歌被迫撤出中國，那麼就可以做空中國共產黨。

雙元經濟體的中國

弗裡德曼分析說：今天的中國實際上存在兩種經濟體：一個是共產黨及其附屬機構，姑且稱之為「命令式中國」，這些是非常傳統的國有企業。另一個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香港等沿海城市，這部份企業擁有先進的技術，參與了多樣化、高價值的商業知識流動，可稱為「網絡中國」。

弗裡德曼認為，命令式中國竭其所能壓迫、遏制信息傳播，只引導政治上可以接受的知識流領域，想要無限期的維持共產黨的控制——也就是說，封殺谷歌這種對信息流動的控制，越來越與網絡中國相左，因為網絡中國必須參與全球知識的流動才有可能蓬勃發展。這也就是谷歌與中共之戰的真正意義：中國人能否自由的搜索和連接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性衝動帶他們所到之處，谷歌是一個代理，同時也是一個象徵，這是網絡中國未來的關鍵。

命式令中國到現在為止的發展主要是二十世紀低成本的製造業模式，依賴於礦業知識存量，並限制流動。如果中國要想在二十一世紀繼續發展，如果共產黨想要維持權力生存下去，就必須讓更多的企業轉移到二十一世紀的網絡中國的模式。這意味著必須讓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大學和公司參與世界上最偉大的知識流動，特別是那些遠遠超出既定行業和市場的邊界之連接。

中共控制三方面的衝動

弗裡德曼覺得，中共有要控制三方面的衝動，一是以政治理由控制知識流；二是以就業理由保持二十世紀命令式中國的工廠；三是以增長為理由擴大二十一世紀的網絡中國。不過，這三者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最終可能會導致三敗俱傷，而二十世紀的命令模式將受到壓力。未來是屬於那些致力於促進更加豐富和多樣化知識流動和發展的機構，以及致力於實踐它們的人。

他下結論說：顯而易見，命令式中國要審查谷歌，那就是反對利用谷歌資源蓬勃發展的網絡中國。在弗裡德曼看來，命令式中國有自己的辦法，所以它想做空共產黨。的確，中共在沉寂幾天之後展開反擊，認為管制谷歌是合法的，並不準備開放，而谷歌也好似並沒真的要撤離中國。中美雙方的鬥法，究竟鹿死誰手，且拭目以待。不過，開放的網路世界恐怕是沛然莫之能御，而弗裡德曼也是如此公開唱衰中共，那麼，中共有可能很快敗亡嗎？

幾乎就在弗裡德曼發表文章的同時，超級富豪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an Piera）贏得智利總統大選，在第二輪投票中擊敗競爭對手。這位商業鉅子將於三月走馬上任，屆時他將成為這個南美國家自一九九零年皮諾契特（Pinochet）獨裁政府失去政權以來的首位右翼領導人。

智利的經濟自由V.S政治自由

皮涅拉擁有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他承諾在其擔任總統期間將推進智利體制的市場化，並創造一百萬個新的就業機會。

皮涅拉自當選總統以來，他最大的控股公司LAN Airlines的股價已經翻了一番。為打消批評家們對一名超級富豪統治這個國家的憂慮，皮涅拉已經承諾在上任前將出售個人在LAN Airlines的股份。皮涅拉的當選，也標誌著中南美已有自左傾移向右傾趨勢，而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得兼的社會也將擴大。

既然談到智利的皮諾契特這位人物，正好可供「中共專制極權將敗亡」作印證。皮諾契特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四日國際人權日當天病逝，智利人對他有兩極式評價，曾遭其迫害的民眾，在智利首都多處慶祝其死亡；另一方面，也出現死忠支持者認為皮諾契特是智利的救星，因其讓國家免受共產主義荼毒。

皮諾契特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發動軍事政變，推翻左派政權，其在位的十七年間，致力推動市場自由化政策，締造了生氣蓬勃的經濟成長，讓智利迅速躍升為拉丁美洲最富足的國家。

皮諾契特實施的政策可說符合自由經濟，舉凡撤除貿易管制、減少政府干預、推動國營事業民營化、開放民間承辦社會保險等等，與一九八零年代美國雷根總統和英國柴契爾夫人共同推動的政策異曲同工、相互輝映。令人好奇的是，皮諾契特對經濟一竅不通，為何也會和美、英兩國同步進行違背主流政策的經濟自由化？原來他充分授權給一群被稱為「芝加哥小子們」（Chicago boys）的年輕技術官僚，讓他們以智利作為實驗場。

顧名思義，「芝加哥小子們」就是美國芝加哥大學培育出來的。眾所周知，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系是全球自由經濟的大本營，以「芝加哥學派」享譽全球。該學派最有名的領導人物是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去世、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ilton Friedman）。儘管弗利曼本人並沒真正教導過這批智利的「芝加哥小子們」，但因弗利曼曾訪問過智利，提供皮諾契特政府實施自由經濟點子，於是被世人認定他幫皮諾契特發展經濟，鞏固其他位。我們知道，皮諾契特的獨裁形象深入人心，他踐踏智利民主傳統，被列為二十世紀拉美暴君的頭號人物，其政權暴行包括綁架、處決，以及祕密集中營裡昏天暗地的酷刑凌辱等。十七年間至少有三千一百九十七人因政治理由遭殺害、三萬多人被迫害、無數人遭非法禁錮、成千上萬人被迫流亡。

「民主中國」已在眼前？

弗利曼也因此受到波及，在諾貝爾獎宣佈至頒獎典禮，都有聲勢浩蕩的抗議場面，並有不少德高望重專家公開指責弗利曼助紂為虐、為虎作倀，根本沒資格得獎。不過，皮諾契特或因經濟改革而維持政權，但其下台流亡海外，是否也是經濟發展導致人民有本錢爭取政治自由之故呢？

這其中隱含著一個重要問題：軍事高壓統治下，經濟自由可行嗎？縱使可行且獲致良好成效，會不會使軍政權的壽命延長、甚至更好，而剷除異己的恐怖行徑會更加嚴重？

這個問題的答案或可在一九六二年出版的《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這本名著第一章〈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間的關係〉中找到，該書是弗利曼最有名的「入世」作品，若非要將這兩類自由排出優先順序不可，而目標是促進住民的福祉，則經濟自由是較優先的。此理論也或可由智利和台灣自經濟自由過渡到政治民主的事實得到印證。那麼，如今我們更關切的是：中國會不會走同樣的路？若會，「民主中國」何時來到？

由智利花了十七年，台灣費時三十六年（一九六零年經濟自由化到一九九六年總統民選），才終於獲得政治自由。中共自一九七八年底被迫開始經濟改革，迄今已過三十年。對照谷歌事件和弗裡德曼的觀察分析，以及智利和台灣的經驗，「民主中國」已到出現的時刻，也就是中共敗亡已指日可待了呢！◇（標題有改動）

本文轉自【新紀元週刊】161期「自由評論」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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