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9日訊】 （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看《熱點互動》週二直播節目。
HBO影片《劫後天府淚縱橫》入圍本屆奧斯卡最佳紀錄短片獎，雖然最後它與金像獎失之交臂，但是它將四川大地震留下了歷史的見證，同時也對「豆腐渣工程」為中國人帶來的痛苦，招來國際社會的關懷。
那麼能夠光鮮的走上奧斯卡紅地毯是大家所羨慕的，但是背後需要克服太多不為人知的困難。本片製片人之一的夏明教授，他講他所走上的是一條荊棘路，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今天請夏教授到現場來和各位觀眾一起分享這個節目它整個製作過程以及之後的一些辛酸。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撥打我們的熱線電話，您可以發表高見或是提問，我們的熱線電話是646-519-2879，您也可以使用skype：rdhd2008和我們一起進行互動，中國大陸的免費電話等一下我們在螢幕上也會顯示。
首先我為各位觀眾朋友介紹一下我們現場的兩位特別來賓，第一位就是美國城市大學的夏明夏教授，夏教授您好。
夏明：你好，謝謝。
主持人：也非常恭喜您節目能夠入圍金像獎的提名。
夏明：謝謝。
主持人：第二位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橫河先生，橫河您好。
橫河：元慶你好，大家好。
主持人：大概一年前左右，我們在之前的節目裡面做過了《劫後天府淚縱橫》這部片子的一些介紹，那時可能還有一些觀眾朋友不知道，那麼這次入圍金像獎提名以後，相信很多觀眾朋友都聽過這個片子。首先我們先來看一段節目，介紹一下這個片子大概的情況。
（影片開始）
2月2日公布的第82屆奧斯卡獎提名名單中，美國最大的電影頻道HBO製作的《劫後天府淚縱橫》入圍紀錄短片獎，這是一部反映四川地震人禍的紀錄片。大陸媒體對這部影片被提名的消息進行了封殺。與大陸媒體利用天災為中共歌功頌德不同的是，《劫後天府淚縱橫》反映了受難學生家長們在地震後，為死去孩子討還公道的抗爭。
這部紀錄片英文名字稱直譯為「中國非自然的災難—四川的眼淚」，影片把地震天災與人為因素結合起來，曝光了「豆腐渣工程」造成的大量死亡，以及中共對遇難學生家長和其他維權人士的打壓。
2008年5月四川地震後，美國最大的電影頻道HBO，拍出15次獲得艾美獎的紀錄片名導演喬恩‧阿爾帕特（Jon Alpert）、馬修‧奧尼爾（Matthew O’Neill），和紐約市立大學的華裔教授夏明和鄺治中到四川災區拍攝了這部紀錄片，在拍攝這部紀錄片的過程中，攝製組受到當地政府的監視和阻攔，也曾被扣留10多個小時。
（影片結束）
主持人：歡迎各位觀眾朋友回到我們現場來。我想先請問夏教授，剛剛這個影片裡面介紹了一下您們這部電影的情況，您是不是還有一些補充的？譬如說您們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決定要到中國拍攝這個片子，那麼後來又在什麼情況之下，您們決定要把它送到奧斯卡來參選等等。
夏明：地震發生以後，當時美國的一個名導演，就是裡面提到的阿爾帕特，他受到HBO的委託要制作一個影片。因為我跟阿爾帕特不認識，而阿爾帕特跟鄺治中教授是幾10年的合作伙伴，鄺教授也做過各種紀錄片。因為鄺教授跟我在同一個大學裡面任教，我們都是紐約城市大學的，所以我們以前就認識。
我是四川人，而且四川地震災害發生以後，正好我把我一年前在川西旅行的照片放在我自己的網頁上，以紀念四川川西死去的這些民眾。所以我把這些東西跟鄺教授談了以後，他就把我介紹給了阿爾帕特。這樣的話，我們4個人就在地震發生的10天以後，因為有了各種準備，所以就飛往四川災區。
我們在那邊就做了這麼一個紀錄片，裡邊的導演和攝影是阿爾帕特和奧尼爾2個人，他們2位都是獲得過很多次艾美獎的導演，另外就是鄺治中教授還有我，我們後來還有一位製片人，就是上海電影人米子，他後來在四川也加入我們的團隊，所以我們一共是5個人。
主持人：5個人都是製作人。
夏明：對。
主持人：您們剛開始要做這個片子的時候，您們的出發點就是希望留下一個見證，還是說您們當時就希望HBO來拍這麼樣一個節目，後來好為……譬如進行商業發展或是準備要進軍好萊塢等等。
夏明：當時就是因為HBO做了很多關於災難的片子，我們也看到新奧爾良的卡崔娜的颶風，也做過其他國家的地震，包括緬甸這邊的風災等等。所以當四川發生地震以後，他們也考慮他們公司對所有災變性的東西都非常關注，同時大家也在談論美國西海岸恐怕也會面臨這麼一個災變。
所以他們就覺得如果我們能夠拍一部影片，能夠同時提醒美國的公眾，讓美國的公眾能夠吸取這些教訓，這樣恐怕才是我們原始的初衷。但是我們到了以後，結果發現有新的一些課題出來，因為我們到了以後，基本上所謂的抗震救災已經結束了，所以我們去的話基本上都是震後的一些事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選擇的範圍就很有限。
而正好通過我們對當地的了解，我們去打聽，去跟民眾交談，當地的農民就給我們提供線索，說有一個富新小學，那裡邊垮得非常厲害，我們就往那個富新小學去，而且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他們有些父母要遊行，我們就趕過去了，所以就拍下了這些場面。
主持人：那麼對您來講，您身為一個政治學教授，我想能夠參展奧斯卡對您來講可能是一個全新的經驗，那麼您自己可不可以談一下，當然您這個影片裡面講的是一個很悲傷的事情，這個事情經過快2年了，那麼您們這個影片能夠進軍到奧斯卡去，您心裡大概有什麼樣的一個感想，很簡單的跟觀眾朋友介紹一下好嗎？
夏明：對我來說，我覺得這部影片讓我付出的精神代價非常大，因為我捲入非常深，包括在翻譯，做字幕等等過程中，我是捲入事件最長的，而且捲入最深的，因為50多個小時的片子都是我翻成英文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我的心已經碎了好幾次。
那麼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我一方面也想為災區的這些父母吶喊，因為他們也跟我講過，說他們對我們很有敬意，說向我們致敬，為什麼呢？因為你們來聽我們的吶喊，而且你們向外界反映了我們的呼聲，所以他們對我們很感激。另外有一位父母他就跟我講到，他說所有關心我們的人，為我們吶喊的人，我們也會去支持他們。
當時譚作人被審判、被判刑的時候，他們家長都去了法院，所以我覺得這些父母他們確確實實是非常純樸，而且非常有道義的人。所以我覺得我肩負著某種責任，應該作為他們的一個器皿，把他們的聲音傳達出去。
當然另一方面對我來說，我也很想早一點從這個電影裡邊解脫出來，因為我自己的工作也很多，我還有其它的事情，那麼我想人生的發展總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再說，我對好萊塢的東西基本上沒有太多的興趣，因為我說實在話，到了美國，我到電影院的次數不超過10次，可能2年只看一部電影，所以對我來說，這完全是一種新的體驗。但是對我來說，我不認為這是很了不起的一個體驗，我覺得「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如果我闖進去了，作為一個海外華人到美國來了，那我覺得也是一種人生體驗吧，所以我也很高興。
主持人：您們整個團隊花了很多的時間精力，這一次很遺憾的沒有能夠拿到金像獎，您們會不會覺得失望，或者你們的感想是怎麼樣？尤其您自己的感想如何？
夏明：我去洛杉磯之前，我也想過、評估過，我們這部影片到底得獎的機會有多大？因為我看了各種電影評論，對我們的電影評價非常高。另外我也看了網上影迷的投票，投給我們的電影的票數超過了第二名的電影一倍的票數。同時我們也分析了一下各種情況，那麼我們自己的感覺，我們的影片得獎的機會是非常大的。
到了好萊塢以後，當時我們就用一天（時間）把紀錄片放映出來，我也坐下來把兩部對我們來說競爭力最強的影片看了，一部是後來獲獎的《普魯登斯的音樂》，而另外一部影片，我們編輯說，《最後一輛車》是講通用汽車倒閉的，恐怕這個會獲獎。
我把兩部影片都看了，而且比較了以後，我覺得我們的影片因為反映突發事件，而且是在大背景下的一個重大事件，這些鏡頭是很難得到的，我們得到了，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有優勢的。當然後來我們沒有拿到（獎項），但是奧斯卡這件事情對我的事業來說不是核心的東西，雖然有實質的遺憾，但是我更多的是為我的兩位導演感到遺憾，因為他們是職業電影人。
我看了《普魯登斯的音樂》以後，我對他們獲獎也覺得很高興，我雖然遺憾，但是並不失望，因為他們也是講一個弱勢群體的殘疾女孩子，她在暴政的統治下，在沒有希望的情況下，怎麼樣掙扎下去，怎麼樣獲得希望，怎麼樣在信仰和歌聲的激勵下生活下去，我覺得這跟我們反映的主題非常吻合，所以我也為他們高興。
主持人：橫河先生有沒有看奧斯卡頒獎典禮？或者是對奧斯卡提名的這幾部，不管是紀錄短片還是其它的片子，您有沒有過目？
橫河：除了這部《劫後天府淚縱橫》外，其它的我都沒有看過，所以我沒法比較這幾部片子。但是我覺得這部《劫後天府淚縱橫》是有它的特點，特別是做為重大事件的現場紀錄的話，那是另外兩部片子沒有辦法比的。當然在製作上它的優勢是現場紀錄，它的劣勢也是現場紀錄，它的劣勢就在於它不可能像其它片子那樣子的精雕細琢。這是我的看法。
夏明：其它兩部片子，我覺得因為它們是圍繞著個人的故事，基本上對導演和攝影師來說是比較好控制，所以它的光線、燈光以及畫面的切割等等肯定比我們要美。因為我們是在一個很混亂的災後場面，而且是大規模的群眾性遊行的情況下，而且還在不斷的被當地的幹部和公安阻攔我們鏡頭的情況下，我覺得我們能把它拍出來，這一點是非常的寶貴。其它的影片……因為我們帶回來50個小時的片頭，我想其它的影片他們可以在那兒拍半年，他們可以跟蹤，我相信起碼有100個小時的鏡頭可以供他們剪輯。
主持人：我們也曉得，我們一開始談論這個事情會比較尖銳一點。就是說您們的製作團隊裡面有一位上海製作人叫米子。在記者會裡面，他提到這麼一件事情，他說美國的伙伴們把這個片子政治化了，讓他很下不了台。那麼夏教授您在現場，這件事情您是不是可以解釋一下，這是怎麼回事？
夏明：首先因為這是一部紀錄片。我想紀錄片的話一定要表達政治和社會的意義，如果一個紀錄片沒有捕捉到政治脈動的話，我想它的價值會很低的。
第二、因為我們是在中國做的紀錄片，而且地震的整個過程已經被中國政府給高度政治化了，中國政府把整個地震打造成一個官方的宣傳平台，打造成一個完全是主旋律宣傳的媒體、媒介，宣傳黨和國家及軍隊是多麼偉大、光榮、正確的英勇救災，然後去幫助人民。而對任何它們存在的問題或者它們的不足，它都完全掩蓋著不願意提及。
在這種情況下，當我們要做一個影片，在中國的環境下做，從一開始中國就不許我們做。所以我想這是不存在誰把誰政治化的問題。
另外，我就在想，因為我作為一個政治學教授，我們其他合作伙伴，比如鄺治中教授也是政治學博士，也是政治學教授。我想我們如果要做出一個好的電影的話，恐怕有一個長處，就在於我們能解讀出裡面許多豐富的政治符號和政治信息。所以我覺得這不存在美國的導演把它給政治化，也不存在我們美國方面的合作伙伴把它政治化，更不存在米子說的，我們違反了他原始的拍攝初衷。因為這個電影在立題的時候，主要是由鄺治中教授跟阿爾帕特他們兩個在那邊策劃的。
主持人：當時他們兩位在美國策劃，準備開始。
夏明：所以要說原始初衷的話，我是沒有參加的，那麼米子更無緣參加。後來，我們現了現場，我是跟阿爾帕特的機組在一起，我給他做翻譯、給他做嚮導、給他做採訪人。鄺教授是跟奧尼爾的機組在一起的。米子是跟我在一起。
我們在整個採訪的過程中，整個攝影的過程中，米子根本就沒有參與那些過程，他帶了他的攝像機，他的攝像機是小型的便捷式攝像機，而我們的兩位攝影師他們帶的都是專業攝像機，可以用來做電影的，整個攝像機是既可以做電視也可以做電影，是很好的攝像機。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後來的電影根本就沒有用他拍的任何東西。
這部電影的兩位攝影師全是阿爾帕特跟奧尼爾，當然我們也選一些其它的鏡頭，但是整個電影的攝影是這兩位。所以我覺得這裡面不存說違背了他的原始初衷。因為整個後期的製作，我們是在紐約製作的，所以他根本就沒有參與任何後期製作。
主持人：也就是從一開始的時候就沒有所謂的規劃，他是到了中國以後才加入你們的團隊，那麼後期的剪輯也沒有使用他所拍攝的部分？
夏明：沒有，他拍攝的部分他完全自己留下來，因為他自己有一個電影公司，他們說他現在自己在做關於汶川地震的電影，完全是在為他自己做。據我所知，他願意跟我們在一起是因為有兩位美國資深電影人，他想來學習東西。同時因為我們這邊有個團隊，我們有車子，一切都安排好了，他跟著我們一起跑的話，這樣對他來說是有很多的優勢和便利。所以在這個過程中，他幫我們管的就是後勤工作，包括帳啊等等的一些後勤。
主持人：跟當地的一些協調。
夏明：對，這方面的協調他是做得比較多。另外我的感覺是，為什麼後來把他當做一個製片人，是因為當時公安跟蹤我們，威脅要逮捕我們以後，我們要想辦法趕快把片子轉移出來，當時我們複製好幾份片子，把其中一份趕快送到廣州、送到美國，轉移出來。他做的是這麼一個角色，把片子帶到廣州，把片子帶出來。
我想這個作用是很大的，保護了這個片子，所以我想阿爾帕特這邊也很看重他的貢獻，就把他做為製片人。
（待續）
（據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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