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0年12月02日訊】(大紀元記者駱亞採訪報導) 11月30日星期二，浙江杭州的民主黨創建者包括吳義龍、陳樹慶、朱虞夫、毛慶祥、祝正明、王榮清，聯名向杭州市公安局提出申請，他們要求在世界人權日12月10日舉行遊行，他們希望伸張權利的同時呼籲政改。六君子的舉動震驚了杭州市公安局和派出所。接連兩天，將他們六人分別叫去「喝茶」、傳訊，有的甚至二度前往相關部門接受調查。
「市公安下午接受申請書 晚上耍賴」
當時是六人中的四個結伴前往申請的，包括朱虞夫、吳義龍、毛慶祥、王榮清。他們來到杭州市公安局的治安大隊提出申請12月10世界人權日的遊行集會。當晚六點吳義龍被警方叫去談話。王榮清陪他一塊去。
吳義龍告訴大紀元記者說：「下午他們接受了我們的申請，現在他們又說不接受我們的申請。他們要我們走法律程序，不要走這個程序。我們認為這是我們自己的權利。我們會根據法律的程序走下去的，從我們遞交上去的申請，一共有7個工作日，他們現在賴說沒有接受過我們的申請書。他們明明接受了我們的申請函，下午那個接受我們申請函的人可能對我們幾個背景不瞭解。」
「遊行不是我們的目的，這是我們的手段」
第二天12月1日下午三點起，杭州這六君子陸續被公安傳喚，大概晚上8點，毛慶祥、祝正明先獲釋回家，毛慶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他們中有傳訊的、有問訊的，就是問我們申請遊行的事情，他們調查一下。
毛慶祥還介紹他跟祝正明被早放回來，按警方的說法是他們二個現在是正常期，沒有被剝奪政治權利。另外四位都是從監獄釋放不久，所以還都在被剝奪政治權利期間。他們遊行集會是違反法律的，所以對他們進行了傳訊。
毛慶祥告訴警方說：「申請遊行是我們的權利，批准與否是你們的權利，但是你們至少要給我們一個回答。遊行不是我們的目的，這是我們的手段，我們要求解決我們的問題，是因為沒有辦法才申請遊行的。其他幾個目前電話聯繫不上。傳訊的話，一般12小時、24小時都是可以的。他們無非是將他們關的時間長一些，讓難受一些。」
「我們曾經被關了幾個月失去自由，我被關在派出所3個月的時間，完全失去自由，按規定是要折抵刑期的，但是他們沒有給我們這麼做。我曾經委託我愛人去找檢察院、法院要求，對方告知，公安局報上來沒有說我們失去自由。他們將責任對向公安局。如果你們幫吳義龍解決困難，解決身份問題，我們也不一定要遊行的。」
據介紹吳義龍從9月14日被釋放後，目前沒有身份證，也無法找工作，只能臨時借住朋友那裡。生活來源靠大家幫助。他當時被逮捕的時候正在浙江杭州大學研究所就讀。（原杭州大學於1998年9月與原浙江大學、浙江農業大學和浙江醫科大學等四所高校合併組建成立新的浙江大學）
「道義上徹底崩潰 沒有信心、未來」
朱虞夫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痛斥了「監視居住」帶給他們的傷害，他說：「這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無賴政權，他們據說是依法治國的，但是他們還是明目張膽地踐踏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監視居住」按理是在被執行人的家裡施行的，只有無居所的人，才由公安部門安排執行地點。如果「監視居住」期間完全剝奪人身自由，應該折算成刑期。但是我們這些中國民主黨人在當年被從家裡帶走後關押在遣送站（臭名昭著的孫志剛事件，使大家都知道了那是甚麼地方），或者公安機關設立的關押場所，而且一關數月。」
「為此，我們在法院判決時便提出，那樣的關押應該折算刑期，法院推諉，說你們到了監獄也可以提出來。到了監獄，監獄說，你們出去後也可以提出來。我們的家屬東奔西跑窮盡了一切方法，從各級公安到各級法院以及各級檢察院。如今我們被迫為伸張自己的權利，要求遊行，從而給那些顢頇的官僚解決問題的壓力，他們居然如此無賴。」
「這個政權已經沒救了，通過這次事件我終於明白了，為甚麼在這個政權的執政下有那麼多求告無門的上訪者；各級政府為甚麼要將大量納稅人的錢用於截訪（而不是用於解決問題），因為他們在道義上已經徹底崩潰，他們沒有信心，沒有未來。」
朱虞夫還介紹昨天晚上12點他才獲准回家：「我被關押8小時，被強迫關停手機。如果問題不解決，我們還會堅持自己的訴求，採取行動。」據悉朱虞夫週二時候被所在的小區解僱有關保安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