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0年12月11日訊】殷海光生於1919年，在他幼小的時代，光華四射的「五四」已漸漸退潮，他沒有踩上「五四」的尾巴，雖然他喜歡自稱是「五四後期的人物」，其實準確地說，他不過是「後五四時期的人物」。在他處於精神成長中的三、四十年代，離「五四」已遠，他是西南聯大孕育的知識分子，在那個烽火連天的抗戰歲月中他開始思考國家、社會和個人的命運，他的身上一直有著一種強烈的憂患意識，他是傳統與現代交融的產物，怎麼評估他求學7年之久的西南聯大對他的影響都不會太過分，那是他思想之旅中最重要的一站，他的精神底色大致上就是這個階段打下的。在他看來，西南聯大彙集了「五四」一代的精華，那裡的校園風光就是一個小型的「五四」，對當時中國大西南的影響，也是一個小「五四」，他本人受到的就是這樣一種「心靈的鼓舞」，多少年後回憶起來還是那麼美好，他不是無根的飄萍。他的人生追求從對邏輯學的熱烈嚮往起步，然後踏上執筆論政之路，並以他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的那些熾熱文字贏得聲譽，最後又回到學術的殿堂，即使身處逆境，貧病交加，他始終守護著「知識的莊嚴」，他死於1969年，與海峽這一邊的另一個孤獨的思想者顧准晚年的命運有許多相似性。他死的時候，只有50歲，正當學術生命的旺盛期，他的肉體生命就被折斷了。

殷海光的悲劇命運，以及他在20世紀中國走過的道路，都令人嘆息、令人深思，近年來，隨著他的著作和有關他的著作，不斷在他最終未能回來卻從未忘懷過的故土問世，他作為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影響了台灣社會轉型的知識分子形象，已在許多年輕或不再年輕的讀者心中定格。他常說自己「沒有機會享受五四時代人物的聲華，但卻遭受著寂寞、淒涼和橫逆」，不過，他生前應該想得到，總有一天，當人們驀然回首，會重新發現他的存在。復旦大學教授章清的新著《思想之旅——殷海光的生平與志業》，讓我們有機會再次重溫殷海光的心路和他奮鬥的全程，還有他親身經歷的那個可以歌、可以哭的大時代，放在整個歷史的三峽中，這個「大時代」至今還沒有收尾，殷海光這個獨特的個體生命的意義也正在一點點顯現出來。

在上個世紀40年代末，青年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報》主筆任上，曾發表過一些尖銳批評國民黨統治下的腐敗現象，諸如《趕快收拾人心》等文，表現過對時局的憂慮和急切。他對國民黨政權的態度前後經歷了幾次變化，從堅定的擁護者（西南聯大的「右翼學生」）到怒其不爭的批評者，最後在台灣島上，他終於與這個他寄託過希望的權力集團徹底分道揚鑣。他一生中最有光彩的就是《自由中國》執筆和台灣大學哲學系任教的階段，他那些犀利痛快的政論代表了一個時代，曾引起廣泛的共鳴，穿過了台灣島上陰鬱的50年代，直到1960年雷震鋃鐺入獄，他與《自由中國》另外兩位主要撰稿人夏道平、宋文明毅然發表共同聲明，願意為自己的文字承擔責任。在台大校園裡，他更是一位受歡迎的老師，在學生陳鼓應的印象中，他的講課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他的聊天不如他的演講，他的演講靈光閃閃，理性中帶有濃厚的感性色彩。不過他所以成了台大學生心目中的一塊「精神磁石」，主要不是靠演講，而是他的人格魅力，他樹立的人格標竿，他代表的道德力量，對年輕一代富有強烈的感召，不光是哲學系，還有歷史系的許多學生都將他視為精神偶像。這一切當然都是當時國民黨當局所難以容忍的，1966 年，他們以種種卑鄙的小動作迫使殷海光離開台大，他失去了他賴以安身立命的職業和能夠影響青年學子的直接渠道。

政論的浪花消歇了，學術的晚潮捲過殷海光生命的沙灘，他最後的三年，身處連基本生活都沒有保障的逆境，依然沒有意氣消沉，他的學術關懷、文化關懷和現實關懷是相呼應的，他從來沒有把學術當作自我娛樂的方式。即使病魔襲來，他也含笑面對。故鄉湖北黃岡的山川人物勾起他溫暖的記憶，西南聯大的師友讓他感嘆時代的滄桑，他尤其忘不了金岳霖老師，儘管海峽隔斷了他們的音問，但這一切都縈繞著他生命的晚年，和哈耶克、波普爾一起陪伴著他那些寂寞、淒涼、未能免於恐懼的時光。當雷震被捕時，他在公開文章中曾引用《聖經》的話「為義受難的人，有福了。」我也想對殷海光說：為思想受難的人，有福了。他留下的遺言說，他的墓碑只要刻上「自由思想者」幾個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