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卞仲耘（1916年－1966年），女，安徽省無為縣人；前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現稱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 1966年8 月5日，她被該校紅衛兵學生打死於校中。卞仲耘是文革時期，在北京第一個公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她的非正常死亡使得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成為了有歷史污點和歷史禁忌的學校。本文作者則為卞仲耘當時的學生。

文革時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老師，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副校長卞仲耘生前與丈夫王晶堯和四個子女。

那天， 我是殘殺卞仲耘的目擊者之一，或者，從某個角度講，我也是罪行參加者之一。 三十多年過去了，我早已邁入中年。人到了這個歲數，許多時間是生活在回憶中。有的事情忘掉了，有的事情常常出現在夢中，有些事情卻清晰得就像昨天發生的一樣。那天打鬥校長和打死卞仲耘的罪惡則歷歷在目。

1966年8月5號(實際上我已記不清具體日期，只是從王女士的文章中得到的確切日子)，陽光燦爛，我和同學正在校園裡看大字報，忽然看到許多人往操場跑，邊跑邊嚷：「鬥校長了﹗鬥校長了﹗」我也隨著人流往前跑，即興奮又緊張：興奮的是，有熱鬧可看了。緊張的是對即將發生的事情的不可測的擔心。

操場上已有了一群人，只見幾個高一姐姐班 (當時我們初一班和高一班為姐妹班) 的學生拿著大棒，押著校長、主任們從北教學樓裡走了出來。校長們都長著臉沉默無語。只有胡志濤，瞪著眼睛，眼光中是恐怖和憤怒，斥責學生們的行為。她立刻挨了棒。接著，一個學生開始大聲講話。她說，這些黑幫分子在工作組的保護下躲在屋內，明為作檢查，實際在享清福。今天我們就要打打他們的威風。說罷，幾個學生拿來了剪刀，開始剪校長們的頭髮。我緊張得不行：這那裏是在剪頭﹗剪子尖戳著他們的頭骨，剪子刃拉著他們的頭皮。我雖然站得遠，但也看到了血。

由於卞仲耘是黨的書記，因此站在最前面。她低著頭，牙關緊咬任憑學生們在她頭上紮著、拉著。學生們又拿來了墨水，從校長們的頭上倒下去。卞仲耘灰白色的頭髮加著墨水和血水流了一身。

折騰完了，校長們被帶到了操場東南角的一個平台上。這個檯子原來是開會或上體育課為老師講話用的。但從六月初開始，這裡就成了進行「革命大辯論」和開批鬥會的地方。校長們被強迫著跪在了台上還被強迫著說，「我是黑幫」。「不行﹗大聲點﹗」校長們又挨了揍。當時教導主任汪玉冰跪在檯子的西北角。她突然抬起頭生撕力竭地大聲哭叫道：「我是黑幫——-嗚嗚—–」那聲音撕心裂肺。我看到她的眼淚橫流，眼睛中滿是悲蒼和一絲渴望—-對同情和憐憫的渴望。我心中不由一酸，我感覺她那灰白的頭髮，五短的身材，與我媽媽極為相似。我不敢再想下去，恐懼襲來：同情黑幫便會得到黑幫的同樣下場﹗我恍恍惚惚的，一群人夾著我，呼著口號，跟著被扭著胳膊坐著「飛機」的一個校長開始了校園內的遊行。

校長們在那群學生的皮帶加大棒的拷打下開始了「勞動改造」。有的挑土，有的刷廁所。我溜到了校園西邊的僻靜處想喘口氣。我看到三、四個外校的女學生和 XXX—卞仲耘的私敵在看大字報。一個女學生說，「我可不敢看那些，血了胡叉的。」XXX說「反革命就該打﹗」

我離開她們往東走去，只見一個校長挑著土踉踉蹌蹌地小跑過來。後邊一個女學生仍然叫道「快點兒，少偷懶﹗」一棒打來，那人站不穩，直向我跌過來。我趕緊推他一把，生怕他跌在我身上。我不想打他但也不敢扶他，只怕他的一身血髒了我的衣服。

再往東走，我看見七八個人在圍觀胡志濤洗廁所的茅坑蓋。那蓋是木頭的，蓋坑的一面由於尿和糞的腐蝕都朽了。蓋上都是屎，她沒有工具，只是徒手在那裏扣擦。她的倔強勁已全無，只是一個勁叨叨：「好好好，我好好幹活—」。再看旁邊手持大棒監工的，竟是XX。一年多以前，我倆曾經是同一個體校的同學。那時她已是初二年級的中學生，而我正準備考中學。每次見了我，她總是拍一下我的頭，說：「小孩﹗」體校活動完畢，我倆常常一起回家，天南海北，胡吹一通。待考上女附中後，我才知道她是學校的學習尖子。她的事跡還登在了當時的「中學生」雜誌上。雖然後來我們沒有了來往，但她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真沒想到她是如此 「歷害」。正想著，一個學生跑來，同她低聲嘀咕了幾句。於是她宣佈，她得走了。「誰來看著她？(指胡志濤)」沒人吱聲。她瞥了我一眼。「誰是紅五類？」還是沒人吭聲。「不要害怕。」她又看了我一眼。。她看我第一眼時，我就有點緊張。生怕她把大棒給我。好歹我不是紅五類，雖然我常因此感到羞愧，但我也沒有義務去打入。她看我第二眼時，我心裏便踏實了許多：她認為我害怕，這總比不是紅五類要強。並且，害怕的不是我一個，周圍七、八個人，沒一個人嗔喳的。於是，她把大棒交給了她旁邊一個初二的同學。

校長們還在大棒，皮鞭下「勞改」著。有的在院子裡，有的在操場南面的宿舍樓中。我則溜出了校門。

我也不知怎樣上的汽車，怎樣回到了家裏，怎樣把學校裡發生的事告訴了家人。我只記得家人都十分生氣，一致指責我校學生的行為。

第二天我到了學校，見到了XXX。我倆本來不錯，可以說是無話不談，自然談到了昨天發生的事。我們倆一致認為，打校長是不對的。

不一會兒，我們集中到教室。自從文革開始，教室裡的課桌就都被推到了四圍。椅子擺在中間。當時許多同學也不常來學校了。那天也就二十多人的樣子，自然，紅五類坐在一堆，其它同學坐在另一堆。一會兒，教室裡的有線喇叭響了，是革委會的劉進的聲音。她說，卞仲耘被鬥後，由於天很熱，加上她平時就有心臟病，因此，她心臟病發作，死了。這時XXX竟然表現得十分高興，鼓掌、跺腳。我不知應該作何反應，因為十幾分鐘之前，她還說，打人是不對的呀？後來我聽別的同學說，XXX也積極地參加了打校長的行列，雖然她不是紅五類。而我的右手卻開始感覺異常，我知道，這是因為我用它推了，或可以說打了一個校長，我也加入了 —- 於是，我開始不止一次地對同學講，我沒打一下，只推了一把—- 其實，我這樣作， 純粹是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本文為原稿摘要）
背景資料

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建立於1917年，位於北京西城區，是該市歷史最長的中學之一。由於學校離天安門廣場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加以文革前該校即為北京重點中學之一，很多中共高級幹部的女兒都到這所中學讀書。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文革前都從這所中學畢業的；文革開始時，劉少奇和鄧小平也各有一個女兒是該校學生。在文革開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學中，高級幹部的子女佔了一半。

女附中的第一張大字報

1966年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北京大學的被毛澤東「讚揚」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攻擊北京大學的負責人之外，又號召「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三個學生在北京師大女附中也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對該校領導作了類似的攻擊。在這張大字報上領頭署名的學生叫宋彬彬，6 月3日，由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就取代原校領導，開始掌管學校。 工作組進校之後，學校停課，用全部時間搞文革，也就是開會、貼大字報以及學習毛澤東著作和中共中央關於文革的指示。學校的老師和負責人都成了被「揭發」的物件。學生對老師，先是直呼其名，進而咒罵喝斥。整個學校貼滿了大字報攻擊學校原領導人和教師。幾乎每個老師都被大字報攻擊。

卞仲耘的「罪狀」

在大字報上，卞仲耘的第一條「罪狀」是參與前中共北京市委「搞軍事政變的反革命活動」。即便是由這麼一個軍事政變，那也不可能讓一個中學副校長知道。在當時，沒有人敢質疑，沒有人能辯解。 第二條「罪狀」是「反對毛主席」。證據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鄰近地區發生地震，為學生的安全，學校告訴學生，若地震發生，要趕快離開教室。有學生問是不是要把教室裡掛的毛主席像帶出來，卞仲耘未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沒有說要也沒有說不要。 類似這樣荒誕的「罪名」還有很多。例如，反毛澤東思想，誣蔑黨的方針政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三面紅旗，反對黨的政策，破壞文化大革命，智育第一，追求升學率，反對和工農結合，精心培養修正主義苗子，培養資產階級教師隊伍，反革命暴動和與黑幫聯繫，低級趣味等等。有一張貼在她的臥室門上的大字報，這樣寫道：『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這就是文革開始後中學女生所使用的語言。

死亡「前奏」 1966年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員工參加。卞仲耘受盡凌辱和摧殘。會後，卞仲耘給上級寫了一封長信。她在信中寫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裡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

黑幕」終降臨

1966年7月31 日，師大女附中紅衛兵成立。8月5日下午2時左右，高中一年級的紅衛兵首先發起了這一行動。全校學生紛紛湧來，聚集在台下。因是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卞仲耘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來鐘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台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紅衛兵對她進行毆打、辱罵、扔髒東西。當有人發現卞仲耘「已經快不行了」的時候，群情激昂的紅衛兵卻怕影響不好，乾脆將卞仲耘放在一輛手推車上，身體用大字報紙、竹掃帚、雨衣等雜物掩蓋起來。直到晚上七點多鐘，才將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郵電部醫院。而此時，卞仲耘的屍體早已僵硬。當時丈夫王晶堯買了一部相機，為她拍攝血跡斑斑的遺照。三十多年後，王晶堯在接受香港有線電視台「神州穿梭」節目採訪時表示：「當時，北京正值夏天，最熱的時候，不要說是一個飽受摧殘和虐待的人；就是一個健康的人，也要捂出事兒來。」 在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負責人鄧榕等人的虎視眈眈下，醫生開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證明書。最終，王晶堯將卞仲耘的屍體送去了東郊火葬場火化。 章詒和在《伶人往事》一書中提及曾親眼目睹卞仲耘被殺害的情景，指行凶者用腳踢卞仲耘的頭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詒和暗示行凶者是某前領導人的女兒，更在電視清淡節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親在文革受到的對待而鳴冤。

《傷痛四十年》(2006)

她的死被當作「在工作時死亡」處理。學校的「革命委員會」依照有關規定，給了卞仲耘家人400塊錢。1976年，毛澤東死去，江青等四人幫被逮捕。一年後，開始了審慎緩慢的否定文革的過程。1978年，北京市西城區委員會給卞仲耘開了追悼會，為她「昭雪」。王晶垚一再要求，用那400 塊錢在卞仲耘曾經工作和被打死的學校裡建一塊碑或者種一排樹表示紀念。而他的努力一直沒有結果。 但同時，王晶堯也開始設法通過法律的途徑，為妻子討回公道。1979年4月，他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除了要求調查和處理直接的殺人凶手；並控告一個曾因跟人私怨在「鬥爭」卞仲耘大會上製造偽證的外校人員，以說明卞仲耘有男女關係問題。然而，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卻做出了不予起訴的決定。原因是「追訴時效期限」已過。198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應予維持」。

卞仲耘與丈夫王晶垚生有四個孩子，一男三女。王晶垚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卞仲耘死後，9歲的小女兒發現，父親王晶垚睡的草蓆的邊沿都被咬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垚到西單商店買了一架120照相機，拍下了妻子佈滿傷痕的遺體。他把妻子遇難時的東西都保留了下來：一件沾滿血跡、用黑墨寫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襯衣，一條沾有糞便的褲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塊錶鏈被打得扭曲的手錶，時間停擺在3點40分，1966年8月5日 3點40分。一年後，王晶垚在家裏的櫃子裡為妻子佈置了秘密紀念堂。櫃子的門是關緊的，但裡壁貼著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著鮮花。

2006年1月27日，攝影家賀延光訪問已經85歲的王晶垚，儘管當時距卞仲耘遇害已過去整整四十年，王晶垚面對前妻卞仲耘的遺像，仍不禁黯然神傷。賀延光以相機記錄下這一時刻，這便是其代表作之一《傷痛四十年》。